《生命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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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呐喊- 第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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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呐喊》 第四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五十八节

一个人的遭遇,往往不是他个人的。

1968年5月28日,林彪向全国体育界发布《5·28命令》,我们平静的蜜月生活也宣告结束了。林彪为了整倒贺龙,捏造贺龙企图外逃,宣布全国体育界实行军事管制,批判贺龙的修正主义体育路线。

于是,贺玉第二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修正体育路线黑爪牙”……

他被宣布隔离反省回来取行李的那天晚上,我抱着他放声大哭。他一再安慰我:“别哭,哭对孩子没好处。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坚强点。噢,听话!有机会我就回来看你……”

临出门,他又回过头来叮嘱我一句:“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那天晚上,面对空荡荡的新房,面对刚刚怀孕的身子,我呆呆地坐了一夜,哭了一夜,也苦苦思索了一夜……

这些年来,我一直相信领导,热爱学习,崇拜伟人。我一直是伟人和领导的思想奴隶,从没有过自己的思想。我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陶铸的《理想与情操》,当做人生的至理名言。可他们全被打倒了。而我爱看的许多书籍,爱唱的外国歌曲,爱看的电影《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统统被打成“封资修”的大毒草。我自己也被贴了几张大字报,批判我读海涅诗选,想成名成家……

我发现我过去所追求所遵循的一切全都错了。可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更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我不明白,这么大个中国为什么就几个人是正确的,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牛鬼蛇神”……我感到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迷茫。

后来才明白,不仅我感到迷茫,中国人都感到迷茫,乃至全世界对我们中国都感到迷茫……因为“文化大革命”最大的破坏力,就是颠倒了人们的价值取向,使人们失去了信仰,失去了精神家园,失去了所遵循的道德准则及行为规范,让人们灵魂中的丑恶与嫉妒、贪婪与私欲,得到最大限度的膨胀与暴露。而许多美好的事物却遭到无情地蹂躏、践踏,甚至毁灭。这种破坏给中华民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直到今天仍在延续着。

当然,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贺玉了。

他这个人性格内向,从不张扬,为人忠厚、善良,是佳木斯的第一个运动健将,是佳木斯成绩最优秀的运动员,曾两次调到省队,市委曾号召全市青年向他学习……一次在公路自行车训练中,为了躲避从拐弯处突然出现的一个挖蚯蚓的孩子,他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采取紧急转弯,连人带车飞出去十几米远,一头摔进庄稼地里,至今肩膀上还留着一块大疤痕呢。一次全国比赛,他捡到一块英格手表立刻交给了大会。在他反省期间,他营救过投湖自杀的女教师及多名落水者……

这样一名优秀运动员,却成为佳木斯体委最早遭批判、最早被反省,挨整时间最长的唯一一名运动员。

后来得知,不仅是周贺玉,全国体育界好多优秀运动员都遭此厄运。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我这个单纯、善良的青年开始冷眼看世界,开始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了,而不像过去那样一味地克己,一味地“改造”自己了。翻开过去的日记,篇篇都在自我检讨,都在“吾日三省吾身”。

尽管很迷惘,但翻开那时的日记,仍然充满了可笑的理想主义色彩。

我在1967年8月20日的日记中写到:“目前的不幸是暂时的,一切都会过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光明,现在只能用顽强的毅力去忍耐。”

贺玉被反省以后,我挺着越来越大的肚子每天骑着自行车去上班。

白天还算好过,忙忙活活一天也就过去了,可是晚间回到家里就更痛苦了。整个体育馆除了东头住着一位打更老人,就住着我一个人。

夜里,我孤零零地躺在空荡荡的床上,闻着贺玉身上残留的体香,无边的孤独和恐惧,无时无刻不在包围着我,撕扯着我这无着无落的心……

屋里的老鼠特别多,个个都有半尺多长。一到晚上,它们就在纸糊的棚顶上像开运动会似的,吱哇乱叫着跑来跑去,吓得我一身身的冷汗。

一天夜里,我正看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巴斯克维尔猎犬》,思绪完全沉浸在小说所描写的恐怖之中,忽然“扑通”一声,两只毛茸茸的大老鼠突然从纸糊的棚顶掉了下来,正好掉到我的被子上,吓得我“妈呀”一声……

那一夜,我蒙着被子哭了半宿。

我天天盼望贺玉能回来看看我,因此常常产生错觉,总觉得有人敲门。

这天半夜,我终于盼来了敲窗声,声音不大,但很急迫。我急忙爬起来跑到窗前,急切地问道:“是贺玉吗?”

“嗯。快开门!”外面的回答声很小,好像是捏着鼻子。

我又惊又喜急忙跑去开门,一边拔门闩一边问他,“哎,他们今天怎么开恩让你回来了?”可是外面人却迟迟不肯回答,我突然觉得不对劲,急忙问道:“你到底是谁?”

只听外面的人压低了声音,催促道:“痛快开门!”

我忽然听出是山东口音,根本不是贺玉,急忙重新插好门闩,冲外面吼道:“你痛快滚开!”

可是,门外的敲门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响,敲完门又来敲窗子……

体育馆北面,距离我家不远处是航运局的单身宿舍,住着一群码头搬运工。这帮光棍汉经常三五成群地坐在窗台上,抽着呛人的蛤蟆烟,操着南腔北调的口音,讲一些不堪入耳的粗鲁笑话。有一次我下班回来,一个粗鲁的壮汉操着山东口音冲我喊:“哎,小娘儿们,一个人多寂寞呀!让老哥去陪陪你怎么样?”没想到,这家伙居然来敲门了。

此刻,我的心都跳到嗓子眼了。

那时家里没有电话,周围也没有邻居。我怕他破窗而入,操起一把菜刀,哆哆嗦嗦地守在窗台下……

敲了半天之后,那家伙终于走了。而我却像一摊泥似的瘫在地上……

我不知这种惊吓对胎儿会有什么影响,更不知这种鬼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唯一能使我排遣痛苦的办法就是看书。

说到看书,我要感谢我的同事杜桂芝。她家里藏有许多当时被列为禁书的世界名著《奥赛罗》、《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巴黎圣母院》、《复活》、《安娜·卡列妮娜》、《福尔摩斯侦探集》……我每次向她借书都是偷偷摸摸的,就像搞地下工作似的,用报纸把书包好,有时还夹着一本《毛选》做掩护。

于是,在我最痛苦、最难熬的岁月里,我有幸接触到莎士比亚、雨果、托尔斯泰、梅里美、屠格涅夫、莫泊桑等许多世界名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陪伴我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而且丰富了我的文学知识。

《生命的呐喊》 第四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五十九节

夜里,我躺在床上抚摸着越来越大的肚子,觉得小宝宝一天比一天大了,一天比一天动得更欢了。作为第一次做母亲的女人,我多么渴望丈夫能回来看看我,能来摸摸我们共同孕育的小生命啊!

可是,他一直没回来。

这天下班,我骑着自行车又跑到体校来找造反派头头,想见见贺玉。我已经来过几次了,他们一直不许见,这次也是一样。无奈,我只好躲在运动场的看台上,远远地望着体校的一排平房,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看见贺玉被人押着从一间平房里走出来,向另一间屋里走去……

我等到天黑以后,绕到与体校只有一墙之隔的第一中学校园里,悄悄地来到关押贺玉房间的土墙外,挺着大肚子,费好大劲才爬上一人多高的土墙。这座土墙我当运动员时就存在了。

窗子开着,我却看到了极为痛心的一幕——

只见贺玉弯着腰站在屋地中间,脖子上挂着大牌子,上面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周贺玉”,“周贺玉”三个字是倒写的,打着叉。几个造反派正挥舞着拳头在批斗他,高喊着“打倒反革命分子周贺玉”的口号……一个造反派头头嫌他弯腰弯得不够,使劲摁着他的脑袋……

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像囚犯似的被人押着,被人推来搡去地批斗,完全没有了人的尊严……瞬间,我这颗柔弱而疼痛的心一下子就变了。我本来是想偷偷地告诉贺玉,我们的小宝宝会动了,会踢我了,用不多久你就要当爸爸了。可现在,我只想冲着那间小屋,冲着这个疯狂的世界大喊一声:“他不是反革命!你们不要这样对待他!”

可我什么都不能喊,只能紧咬着嘴唇,把泪水和愤怒统统地咽进肚里,从胸膛里生出一颗种子——它就是坚强!

在这短短几分钟时间里,我突然明白了多少年来不曾明白的道理……

我默默地对自己说:“你一定要好好活着,即使贺玉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刑,你也要挺直了腰杆好好地活着!你一定要让那些人看看……”

这种自强的心理从此成为我强大的生命支柱,让我挺过了无数难以承受的苦难。

就在我聚精会神地看着屋里,胡思乱想的当儿,有人突然照我屁股猛地打了一巴掌,我猝不及防,一下子从土墙上跌落下来,只见两个身穿草绿色军装、腰扎皮带、胳膊上戴着红袖标的红卫兵,虎视眈眈地盯着我……

“你是哪的?”

“银行的……”

“你趴在这干什么?是不是想搞破坏?”

“不!我想看看我爱人……”

“你爱人是谁?叫什么名字?”

“……”我不想说,怕给贺玉带来灾难。

“老实交代!他叫什么名字?不说我们就把你带走!”

“周贺玉……”

“就是那个运动健将周贺玉吗?”红卫兵显然知道他。

“对。”

只见两个红卫兵交换了一下眼色,说了一句:“告诉你,再不许来了!再来就以破坏革命抓起你来!”说完,迈着雄赳赳的步伐走了。

而我却靠在土墙上,半天没爬起来。

《生命的呐喊》 第四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六十节

这天,我终于接到贺玉偷偷打来的电话,说他拉痢疾住院了。

下班后,我急忙骑自行车来到郊外的传染病医院。

贺玉避开医院的监视人员,带着我偷偷地来到院外一片刚割完的玉米地里,我俩一下子紧紧地抱在一起……

此刻,天阴阴的,飘着毛毛细雨,周围是一片灰蒙蒙的苍凉。贺玉抱来两捆干玉米秸,脱下他身上的病号服给我披上。我俩相拥着坐在潮湿的玉米秸上。

好几个月没见面了,借着从医院里射来的微弱灯光,贺玉一个劲儿地端详我,抚摸着我圆鼓鼓的肚子,问我去医院检查没有,胎儿正不正

常……我告诉他一切都好,问他怎么样,是不是天天挨批斗……

他说:“没斗几次……”

我说:“你别骗我,我都看见你挨斗了!”

“你怎么看见的?”他很吃惊。

“我去看你了。”

“什么时候?”

得知我趴着墙头去看他,他两眼噙满了泪水,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许久没有说话。

这天晚上,我们谈了好多,谈到我生孩子,谈到他会不会被判刑……

当时,公、检、法、司全部被砸乱了,法律已经变成了儿戏。这些“反革命分子”随时可能被关进监狱,甚至可能被判十年、二十年的。

说到这些,贺玉的心情越发显得沉重。

他说:“雅文,我一直在考虑,如果我真的被判刑,或者被下放农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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