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呐喊- 第7节

他们的儿子被送往前线了。他们在柏林的家被盟军炸毁，他们夫妻间又有一场生死对话：

霍夫曼惊呼着扑向满脸血污、已经处于弥留之际的妻子，痛心疾首地喊道：“亲爱的，我来了，你快睁开眼睛看看我……”

米丽亚：“瓦尔加……我的儿子……真的是你吗？”

霍夫曼：“亲爱的，我是霍夫曼……”

米丽亚：“啊，是你？拜托你……”她艰难地张开一只手，只见手心里握着一张沾满血污、皱皱巴巴的纸团，嗫嚅道：“这是我留给儿子的最后一份礼物……”

霍夫曼：“亲爱的，你会好的……”

米丽亚：“我们的家没了……”

霍夫曼：“没关系，我们还会有家！战争结束后，我们可以盖更好的房子……”

米丽亚：“我等不到那一天了……请把它交给儿子……这是我为他……最后一次祝福……”

米丽亚死了。霍夫曼打开那张血迹斑斑的纸团，只见上面是米丽亚创作的一首歌曲《母亲的祝福》，他顿时老泪纵横。这时，天地间回响起米丽亚深沉而哀婉的歌声：“孩子，你走了。你走向战火纷飞的战场，请带走母亲的祝福，祝你平安地归来！母亲将为你拂去硝烟的尘埃，抚平你心灵的创伤！这是天下母亲永远的祝福，永远的期待……”

而霍夫曼脑海里却闪现出米丽亚嗔斥他的声音：“我宁愿要我的儿子，也不要什么欧洲！因为欧洲并不属于德国，而我的瓦尔加却是我的……”

我觉得从一名纳粹将军妻子的嘴里唱出这首《母亲的祝福》，很深刻，也很耐人寻味。

我们今天写二战，不仅要写出纳粹的残暴及战争的血腥，而且要写出对那段历史的反思。在剧本中，我借用两位纳粹将军的对话，道出了他们极其矛盾的内心世界：

霍夫曼：“我现在的处境很难。元首要我疯狂地镇压、杀人、掠夺！游击队那边又要我放人、挽救生命、施以人道！而我内心整天陷入一种良心与道德、职务与信仰的矛盾之中！我无力抗拒希特勒的命令，又无法保护那些无辜的生命，我只能祈求上帝的宽恕！这种痛苦就像炼狱一样天天在煎熬着我！”

斯普林特将军：“前线战场上接连失败，希特勒就像疯了一样，连连向许多将领开刀……他甚至对几位将领大开杀戒，所以你我要小心，不要成为疯子的刀下鬼！”

霍夫曼：“斯普林特将军，有件事我想请你帮忙。目前，比利时监狱里关押着大批反战人士，按照希姆莱将军的旨意，要全部处死。我想请你以柏林缺少劳动力为由，把这些人全部押送到柏林……”

斯普林特：“霍夫曼将军，我不得不提醒您，我们所以反对希特勒，是为了拯救德意志，但绝不是反战分子的同盟者，更不会参与挖掘德意志坟墓的事情！”

霍夫曼：“可我们别无选择！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继续为魔鬼助虐，要么与反抗力量为友，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斯普林特：“不！我绝不能背叛德意志！”

霍夫曼：“可你已经在背叛了！”

斯普林特：“不，我背叛的只是一个希特勒，而不是整个德意志！”

霍夫曼：“可你知道，希特勒并非是孤立一人，他背后有一个曾经包括你我在内的庞大的狂热支持者。如果不是这些支持者在疯狂地助纣为虐，帮他实施着残暴的侵略计划，他一个奥地利的流浪汉，即使有恺撒大帝、拿破仑的本领，也不会把德国推到今天这种绝境……”

当然，最终促使霍夫曼彻底转变的还有越来越严峻的战争形势，以及他那没有泯灭的人性……

当霍夫曼被关押在监狱里，以绝食来拒绝接受审判时，他与金玲有一场深刻的对话：

霍夫曼：“我已经不需要审判了，对我的审判不是今天，而是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审判我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的良心。我的良心很早就开始审判我了，审判我良心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你金玲……”

金玲十分惊愕：“怎么会是我？”

《生命的呐喊》　第一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十节（2）

霍夫曼：“是的，你的每次到来无形中都在审判我，还有我死去的妻子和儿子，他们都在审判我……现在，我成了德意志的叛徒，比利时的罪人。我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了。我曾引以为自豪的德意志，曾引以为自豪的大日耳曼民族，全完了，全都成了千古罪人，成了人类的公敌……我的国家成了百孔千疮的废墟，我的民族被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我这个德意志的将军，死与不死，存在不存在，还有什么价值？我早已一无所有，没有亲人，没有财产，没有自由，我这个死亡之躯，已经不需要任何人的审判了。我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尽快解脱自己！”

金玲：“霍夫曼将军，我一直认为您是一个坚强的人，一位令我敬佩的将军。尽管您干了许多罪恶之事，可我一直敬佩您。我觉得一个人无法选择国家，也无法选择时代……可现在，您不敢面对审判，而是用绝食来美化自己！您不敢上法庭，不敢用接受审判来净化您的灵魂，不敢面对千百万被你们残酷镇压过的群众……”

然而在法庭上，金玲却不顾众人的唾骂与谴责，挺身为霍夫曼出庭作证，这一举动使万念俱灰的霍夫曼老泪纵横，连连向法庭谢罪：“法官先生，我对比利时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以沉痛的心情向比利时政府和人民真诚地道歉……”

两个月来，我如醉如痴地沉浸在我的世界里，跟我的主人公一起流泪，一起焦急，一起欢呼胜利……

我先生除了一日三餐保证我的吃喝，还帮我查阅大量的资料，把我所需要的资料一一筛选出来，供我使用。

自从创作以来，我一个人一直在创作的道路上艰难地跋涉，每当遇到困惑时，总渴望能找到一位名师高人请教请教，可是命运始终没有赐给我这样的机会。

这次创作这部《盖》剧更是如此。我几次想给初次相识的刘扬体先生打个电话，因为老先生在上次会上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对剧本看得非常认真，做了笔记，发言时，并不像推土机那样发表一番破坏性的高见，猛轰一通就完事了，而是对剧本提出许多建设性的宝贵意见，使我在一片废墟上能找到一份重建大厦的希望，保留一份振作的信心。

但我一直顾虑重重，怕打扰人家，怕大评论家不肯施舍宝贵的时间和智慧。后来才意识到，在《盖》剧剧本的创作中，我最大的幸事就是结识了这位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影视评论家刘扬体先生。我觉得无论他渊博的学识，还是对作品高屋建瓴的见解，无论他对作者的满腔热忱，还是他不媚上、不卑下、不看风使舵的高贵品格，都堪称文艺界的楷模，人生的典范。

这天晚间，我终于鼓起勇气拨通了老先生的电话，老先生温文尔雅而又热情的话语，就像窗外夜幕中的一盏灯光，顿时驱散了我心中的惴惴不安……

“雅文，以后有什么问题尽管来电话好了，千万不要客气。”

于是，这位只有一面之交的老先生成了我的恩师，成了我《盖》剧剧本创作中的精神支柱。他用渊博的学识和智慧点拨我的灵感，启迪我的思路，丰富着我剧作的内容。

他嘱咐我，对剧中的每个人物，都要找到他行为的思想根基。尤其对男女主人公，千万不要概念化，不要用中国的观念去图解他们，一定要找出他们行为的内在根基。金铃的成长应该随着战争的推进，随着比利时人民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推进而渐趋成熟，不要一开始就把她写成反战女英雄，写成“高大全”式的人物。她的作为要符合一个中国留学生的身份。他说，文艺作品不仅要符合生活真实，而且要符合艺术真实，不仅要符合生活逻辑，而且要符合艺术规律的内在逻辑。他告诉我，德国人喜欢音乐，是音乐家的摇篮，出过巴赫、门德尔松、贝多芬等许多著名音乐家。他让我在剧本里体现这点，这样能增强剧本的文化氛围。在《盖》剧中许多有关音乐方面的情节，都是老先生指点我的。

总之，这位只有一面之交的老先生，给了我终生难忘的恩泽。

2000年12月24日，我按照合同及双方约定，满怀信心地用特快专递给周先生寄出了第二稿剧本，同时把剧本也寄给了刘扬体先生。

12月30日，我从哈尔滨专程来北京听取制片方对剧本的意见。可我几次给制片人周先生和央视影视部的A先生打电话，问他们对剧本的意见，他们却说：“你不要着急，等黄健中导演介入以后一起谈意见！”听到黄健中导演接手这部片子，我很高兴，觉得这样的大导演一定能推出一部力作。

阴历二十九这天上午，我捧着鲜花第一次来到刘扬体先生的家。老先生的夫人刘芳老师是一位翻译家。两位满头白发、谈吐高雅的老人，热情地接待了我。

刘扬体先生开口就说：“雅文，没想到你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竟然推翻了原剧本的全部构思，重新创作出一部全新版本的剧本，而且比原剧本有了质的飞跃。这是我没想到的。当时，我还担心你接受不了那么多批评意见，改不好剧本呢。一个编剧要否定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听说你当过运动员，我想你这种拼搏劲头，大概跟你运动员的经历有关吧？”

老先生跟我长谈了四个多小时，对这一稿又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

第二天是大年三十，我对先生和孩子说：“明天，你们找个地方玩去吧。我在家里改稿能安静些。”

先生和孩子都瞪大眼睛，不解地看着我……

我这个人最大的悲哀就在这里，对创作太执著，执著得只长了一个心眼，只要天没塌下来，只要天塌下来没砸到我头上，什么年哪、节呀、生日啊，一概不感兴趣，一概忘得一干二净！

大年初一，先生和孩子都被我打发到密云水库度假村了。我一个人留在家里，遵照刘扬体先生提的修改意见，继续修改剧本。

从2000年12月24日交稿后，我每天都抱着热火盆似的心情期待着导演的介入，期待着制片方对剧本的意见，从元旦盼到春节，从隆冬盼到春暖花开，苦苦盼了三个多月，一直盼到2001年3月29日……

“黑色星期五”——把我推到生死边缘

有人说：生命可以承受无边的苦难，但承受不了无足轻重；生命可以承受贫病交加，但承受不了同类的冷落；生命可以承受失败，但承受不了尊严的失却……我也要说：生命可以承受无尽的苦难和付出，但却承受不了太大的不公和轻蔑！因为人格、尊严、权利是一个人的立足之本。

《生命的呐喊》　第一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十一节（1）

2001年3月29日——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黑色星期五。

四天前，我把修改后的又一稿剧本交给周先生以后，跟先生一起来到南戴河放松几天。

这天，天空晴朗，阳光明媚，一派万物复苏的景象。我刚从拼得天昏地暗的屋子里走出来，来到海滨，漫步在银白色的沙滩上，眺望着浩瀚的大海，心情感到格外舒畅。

可是，一个电话却突然结束了一切……

下午四点三十分，忽然接到制片人小C打来的电话，说有重要事情要立刻见我。我问他明天行不行，他说不行，今天必须见我。没有火车，我只好乘最后一趟大巴连夜赶往北京，到北京已经是深夜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