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说：“你们听说了吗？上一批×××临走的时候，躲到女厕所里偷偷地扎在她妈怀里哭，臭德行样吧！——我可有话在先啊，咱们出发的时候谁都不准哭！”
“对，谁都不准哭！谁哭就把谁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其他的人就迎合着。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像个“跟屁虫”似的追着这群哥哥姐姐们，上上下下的为他们端茶倒水，被当个三孙子似的使唤，可心里边还特乐意，那一刻我简直羡慕死他们啦！
唯有父亲悄悄一个人坐在里屋的床头，默默地叹息：哎！这群小兔崽子，怎么就这么生分呢！真的就没爹没妈？没兄弟姐妹？难道都是从石头子儿里蹦出来的？
工夫不大，“乌鸦”和“麻雀”就一哄而散了，看着他们的背影，父亲咬着牙小声骂了一句：“不见棺材不落泪！”
要远行的孩子真的没哭，但是他们的家长哭了，我的父亲纪元哭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父亲在灯下用他那比女人还要纤细的手，一针一线地为女儿缝补棉大衣。再没有类似蒜条金之类的宝贝可以往里边藏了，父亲就把当年梦璋曾逼着自己穿走的那件皮坎肩找了出来，一点一点地拆开，将柔软的皮毛悄悄垫进了我姐的棉大衣里，祈望它能在北大荒的冰天雪地里，为女儿聊挡风寒。
父亲一边缝纫一边默默地掉眼泪，那是男人的眼泪，苦涩而又复杂。伴着眼泪的，是他大口大口咯出来的鲜血。
。。
来自北大荒的“呼救”
1969年的10月24日，我姐终于盼到了出发的哨音。
那一天偏偏是瑟瑟秋风，冷冷苦雨，父亲带着我；来到学校为女儿送行。
其实我姐是个挺矫情的女孩，从小就总跟我打架，而且永远是她“战无不胜”，我曾经恨得她牙根痒痒。于是暗地里想：她走就走吧，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至少以后没人再欺负我了。
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而且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那么多的眼泪，尤其是在最后分手的那一刻，我姐快速地、偷偷地把一块钱塞到我手里，然后又使劲把我的手攥了两下，那意思是：“别声张！”
我觉得我姐是那样的慈爱，那样的疼人，于是就拽着她的衣角哭着嘟囔：“不要你的钱，你能不能别走？我再不跟你打架了……”
父亲一把将我拉开，把那一块钱重新放进我姐的衣袋里，然后又掏出来少许零钱，让她看着将这把零钱都放在了我的手中，我姐就朝我们微微一笑，然后紧紧地咬住嘴唇。
队伍集合了，我姐因为个子矮就排在第一行的第一位，她手里举着红旗，小辫儿甩来甩去，胸脯腆得老高，标准的一个“红色娘子军”的造型，不禁让人想起那个时代任何人都能背得滚瓜烂熟的一首毛主席诗词：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只是那本该出现的灿灿曙光，不巧被眼前的冷冷秋雨所掩，因此给这激动人心、蔚为壮观的场景大打了折扣，以至于不少人的脸上罩着一层淡淡的灰色。
踩着欢送的锣鼓点，人们努力地露出近似呆板的笑容。
指挥员一声口令：“报数！”知青们用碎步把各自的位置找准，向前边的人看齐，然后高声喊道：“一——二——三——四……”报完数，他们就列队出发，爬上一辆辆敞着篷的解放牌大卡车。
我姐排列的那只队伍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时候，父亲举起手臂，最后一次向女儿招了招，并把身体尽量向前倾过去，想凑得再近一些。他朝着我姐喊道：“白静同志，好好干！争取早日入团！入党！”
一阵劲风掠过，呼啦啦的红旗漫卷。
那旗子呀，就像一块轻柔的红色纱巾，抚摩着我姐稚嫩的面庞，我惊愕地发现，贴在她脸上的那一角红旗，刹那间竟被沁湿了。
两个星期过去，我姐寄来她赴北大荒之后的第一封家信。信的开头，就十三不靠地甩出来两句豪言壮语：
“我愿做大兴安岭上的青松，不当城市温室中的花朵！”
并随信寄来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她身穿棉制的军大衣，头戴军棉帽，只是没有领章帽徽罢了，要不然还真以为她是个女兵呢。
这张照片简直就像一针“兴奋剂”，一下子又把父亲的革命激情给调动起来了，他颤颤巍巍地从床上爬起来，照例小心翼翼地在女儿这张相片的背后题诗一首：
“革命小将胆气昂，英姿飒爽赴边疆。保卫祖国立壮志，忠于人民忠于党！”
诗句写好后，他用两个手指尖捏起照片，对着灯光轻轻地用嘴吹拂那上边的墨迹，悠然自得的神色之中还带着点骄傲。
然而，纪元为女儿“题诗”的墨迹尚未干透，女儿的第二封信就“追”过来了，在几张“充满革命激情”类似讲用稿的信札里，藏着一个小纸条，上边歪歪扭扭地写着：“爸爸，快救救我吧！我错了……这里天寒地冻，根本就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我的两个耳朵都冻坏了，脚上裂的都是大血口子，疼得都走不了路……我想回家，爸爸，您快帮帮我呀……”
对于父亲来说，这不啻于是女儿撕心裂肺的“呼救”声。我姐当时还不到十五周岁，客观地讲，她的确“遭受”了现在十五岁的花季少女根本想象不出来的“罪”。回家？谈何容易呀！
看着这张“不可告人”的小纸条，父亲的脸色先是铁青，接着又变得煞白，他想点燃一支香烟，但手却颤抖得厉害，怎么也点不着。突然，他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然后就张大嘴“哇”的一下子，吐了满地的鲜血。
我清楚地记忆着，这是我目睹我父亲的第二次大出血。
那一年我妈在湖北干校，我姐在东北军垦，家里就再没有别的女人了。刚好剩下父亲、哥哥和我，这大、中、小三条光棍儿。
关于我姐后来知青生活的“下一回”，就用不着我去“分解”了，当他们历尽了北大荒的苍凉与寒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重返各自温暖家庭的时候，已经是八年以后的事情。
那年我姐迈着疲惫的脚步走进了家门时，面对眼前比实际年龄看上去要衰老许多的父亲，她并未表示出太多的忏悔，只是满脸无奈地、带着几分俏皮地说了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猎户老常”的一句台词：“咳！八年了，别——提——它——啦！”
却不知八年之中，父亲为她吐了多少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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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退休”
从七十年代起，父亲便拖着病弱之躯，艰难地支撑着我们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并艰难地继续接受着组织上对他的种种考验。
因为他的身体时好时坏，必定不能像健康人那样，可以生龙活虎地投身到“反修防修”和“斗、批、改”的火热战斗之中。于是，他被安排在文化局系统，一个叫做“暂休连”的编制里。
这个不伦不类的部门，据说是专门安置那些已经“失去了战斗力”的老弱病残，他们被集中在一起进行“暂时休整”，这些人被看作是那个时期有点另类的“特殊群体”。
在这里，纪元被当成了名副其实的病号，他自认为是龙困浅滩，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思想负担十分沉重，整日郁郁寡欢，并总觉得还要有更大的不幸发生。
然而，怕也没有用，该发生的终究还是发生了。
1971年8月的某一天，上级派来两位女同志到我们家，十分严肃地跟父亲“谈话”，二位姑奶奶趾高气扬，颐指气使，话题单刀直入，就是逼着父亲马上“退休”。她们将这把利刃一下子就捅进了纪元的心窝里，疼得他大汗淋漓，浑身筛糠。
父亲就捧出当年“华大”的校徽、南下时“桂林市军管会”的臂章、战场中那“革命到底”的血书，还有就是历年所写就的入党申请跪在地上痛哭失声。
他呼喊着：“求求你们不要这样，你们不能剥夺我继续革命的权利，我才四十三岁呀！党和毛主席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把自己的青春和健康都献给了党的文化事业……我历史上没有问题，也不是五。十六分子……你们可不能啊……”
来人中的一个说：“白纪元同志，请你站起来说话，别搞资产阶级下跪的那一套！”
另一个人则把父亲手里的东西拿过去，扒拉来扒拉去，然后用眼睛乜斜着跪在地上的纪元说：“白纪元，你的这些东西里好像还少了一件什么吧？”
“是少了什么？”
“别装糊涂，少一把手枪！”
这一刀又狠狠地从父亲的背后插入，被捅了个透心凉！他顿时没话可说，一点辩解的余地都没有了。他那两片苍白的嘴唇上下抽搐着，想说些什么，但是怎么也发不出声音来，“哇！”又是半腔子的热血喷涌而出，便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两位来人也被吓坏了，她们可能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血，而且是从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嘴里吐出来的，居然就愣住了。
我赶紧将父亲扶起来放到床上，找出云南白药，抠出里边的“保险子”塞进他的嘴里，然后用我那红红的小眼睛狠狠地瞪着那两个操蛋娘儿们。
那俩人也发憷了，战战兢兢地说：“白纪元同志呀，你冷静点，这可不是我们的意思，这是组织上的建议，你先养病，再好好地考虑考虑，我们过几天再来……”话没说完撒腿就往外跑。
跑到了门口，俩人似乎又觉得不太对劲，其中一个把我叫过去悻悻地说：“你——给我听好喽！回去给你爸好好读读‘八一社论’，让他看清楚形势。别动不动就拿吐血吓唬人！”
那时我还不足十三岁，望着那两个女人远去的背影，我拿把菜刀砍了她们丫的心都有。
对着黑糊糊、空荡荡的楼道，我扯着嗓子带着哭腔地喊了一句：“操你们个姥姥！”
这一次对纪元的打击太大了，也是他吐血最多的一次，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才抢救过来。
在这一年的9月13日发生了“九。一三林彪事件”，晴空里一声霹雳，人们天天祝福“永远健康”的副统帅，竟然是谋害伟大领袖的罪魁！就好像天使大声地向众生宣布：如来佛祖最忠诚的弟子，一夜之间变成了“刺杀佛陀的元凶”！
人们被惊得目瞪口呆，不要说平民百姓，就是久经沙场的将军们恐怕也难以接受这残酷的现实，据说曾有人闻此当场惊疯，更有人一下便长病不起。
接下来是“全国共诛之，全党共讨之”。新一轮的政治运动急风暴雨般地袭来，于是没人顾得上再为逼着纪元“退休”的事情光顾我们家了，老天爷“开恩”，又给了父亲生命中一次喘息的机会。
但是父亲的脑子也彻底混乱了，他感到了一阵阵的迷茫。血还是哩哩啦啦地吐着，从这个时候起，十多年的时间他再也没能正经地工作上班，没人去关照他，也听不到组织上的任何“召唤”，完全蜗居在一个被人们遗忘的角落里，直到有一天他正式办理了“离休”手续。
他仰天长叹：自己的政治生命被自己耽误了，是被这恼人的吐血给耽误了……
我不禁想问：在父亲经历的那些个“杜鹃啼血”的岁月里，我们家为什么怎么总是忧郁？总是不安？总是分离？总是身不由己？
四十岁以后我认识到；父亲作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