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校长被“工宣队”的人带进来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就高声地领着我们喊口号：“打倒×××！”“×××必须向革命小将低头认罪！”……
接下来，由我们班主任带头，对校长进行口诛笔伐，很是过了把瘾。最后“工宣队”的人说：“你们班上从老师到学生，都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这样很好嘛，希望你们像伟大领袖教导我们的那样‘不要吃老本儿，要再立新功’！”
就在我们大家准备着“再立新功”的时候，却发生了件谁都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的班主任突然地“失踪”了。
起先是有两个带课老师，后来由“工宣队”的人直接“教”我们，还时不时地“了解”一下我们原班主任的情况。没过多久，学校里就出现了大字报，标题醒目地写着：“揪出××内奸”！
哎呀呀！我们爱戴的班主任居然是个“内奸”？
原来，班主任在一次夜里“看守”校长的时候，偷着对他讲：“你有什么要说的，我替你记下来，我相信终有一天你会还你清白的。你有什么要办的事，我偷偷给你去办，你现在一定得要挺住……” 谁会想到隔墙有耳，这番话就被某人听见了，这某人却不像我们班主任那样能“救人于危难之中”，而是偷偷报告了“工宣队”。于是，一帮人“悄悄地进村，打枪地不要”。我们的班主任就这样被抓了个“现行”。
班主任被抓起来以后，学校里出现了针对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并传来消息，说要召开她的批斗大会，而这第一场批斗会就是在她教过的班级，我们的班上举行。
有那么几天，这批判稿让我是憋来憋去，死活就是“憋”不出来。就在我正为这个难心事儿犯愁的时候，又传来了一个震惊的消息，吓得我两三个晚上都没能睡好觉。天哪！我们的班主任竟跳了护城河，“畏罪自杀”啦！
据说，导致她自杀的原因，并非是“夜里串通黑帮”的“内奸”罪名，而是在她的住处翻出来了一本“日记”。那上边有一则是“极其反动”的，被人当作罪行公布了出来，她写道：“某年某月某日，阴，时有阵雨。
今天，我和很多的同志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活动。在人们的欢呼声和拥挤中，我不小心摔了一跤，于是从我的兜里掉出来四个字：魑——魅——魍——魉！”
我不认识这四个字，更弄不明白她写这话是什么意思，但大字报上说她是“恶毒之极！”如此看来，她是必须得去死的。
但是，她的“批斗大会”照例还是要召开，在学校的那个破土台子上，校长和另一个“黑帮分子”一左一右地扯着一张浅绿色的大字报纸，那上边用毛笔画了个浑身湿漉漉的女人，写着的名字是“××”，并被打着黑叉子，这肯定就是我们的“班主任”了。人们冲着两个“黑帮”之间的这张大字报纸喊口号、挥拳头，表现得“义愤填膺”。因为那大字报纸上画的这个“内奸”，甭管画得像与不像，她的“罪恶”都是在其他“阶级敌人”之上的。
我们班的学生各个张着大嘴，瞪着眼睛，大气儿都不敢喘，非常严肃。严肃得让那个叫什么“向党”的同学，赶上如此重要的活动场合，竟然没了心思再去沏一壶红糖水，竟然就放弃这么好的一个和女生逗闷子的机会……
不知经过了多少年，我始终惦记着我们班主任那“悲壮的一死”。如今，我比她死去时的年龄还要大些，但却没有心境去评判，当年班主任的死，是罪恶演绎的悲壮，还是悲壮演绎的罪恶？
我的六十年代，如烟霭，如虚幻。激昂之中埋着惶恐，热烈之间藏着焦虑。但我总的说来还是“知足”的，即便在我爸不断的吐血和我们家不断的动荡中。毕竟我们家还是完整的，毕竟亲人们都还在，较那些被毁灭了的家庭和那些被逼上绝路的人一定是强多了，譬如：我那“永远的班主任”。
第四章“卧游终日似家山”
——和胡德平在一起
梦续西山
据说在人的一生之中，接触到的某些人或某些事，往往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改变你的兴趣甚至改变你的理念。
在我风华正茂的年代里，我的确就遇到了这样一个人，因此我是幸运的。即便这种接触是很平常、很短暂，但对于我内心世界的影响之大，恐怕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可能会是终我一生的。这个人的名字叫胡德平。
在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一时的心血来潮，开始对一门本已经是毫无血色生机的语言——“满语”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这人有骨子邪劲儿，学什么不见得能“成什么”，但确实是学什么就“像什么”。于是，会干活的就不如会吆喝的，我独辟冷门，一夜之间成了个“能翻译满文的清史爱好者”。于是，就有特热心的人，将我这“邪门歪道”介绍给了胡德平老师。
一身灰色的“的卡”布中山装，一双蓝色的旅游鞋，一副白色有机玻璃框的眼镜（有一只镜腿儿是断的，用白胶布缠着），一辆“二六”的凤凰牌自行车。身材不高也不魁梧，语调缓慢，缓慢得甚至略带点口吃，却是说话深思熟虑。
这就是我初识的胡德平，地点是在香山的山间小路，时间是1982年的夏天。
自打我顺着我姥姥的手指，第一次眺望了西山之后，我就注定与这片燕山山脉的支系，结下了不解之缘，要不怎么胡德平头一天看见我，就拉着我满山遍野地跑。从这个时候起，我便愉悦的、振奋的有时候是忘我地跟在他的身后，随着他的脚印去踏遍青山，去寻访当年曹雪芹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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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曹雪芹的“足迹”
头一个晚上，胡德平带着我住进了香山樱桃沟顶头，一处僻静而又漂亮的小房子——“石桧书巢”。据说这一带曾是清初大学问家孙承泽的书屋旧址，相临的还有“鹿岩精舍”和“水流云在之居”等胜景。从入夜到黎明，山林之中那些叫不上名字的鸟儿，可以发出三种以上音节的啼叫声，真是惬意极了。惬意得都让我都找不着睡意。
胡德平也爱山，我认识他之前他已在西山一带转悠了数年，相伴的是当年旗下老屋“抗风轩”的主人舒成勋老先生。那些年舒先生和胡德平一起，两人渴饮山涧水，累歇松荫下，攀则“振策”，归而依仗，竟把这沟沟壑壑都走遍了。不久胡德平著就《曹雪芹在西山》一书，书成于八十年代初，墨绿反白的双色封面，铅字印刷，装帧虽不甚考究，但激扬文字，潇潇洒洒，无人不说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
我“介入”这宗美事儿的时候，其实已是胡德平西山考察工作的尾声，但我仍有幸陪伴他跑了不少的地方。如他曾带我反复地考察香山深处的“水源头”，那时候这里的山沟里尚能看见少许泉水，上可润喉，下可涤足，浑然是山野村夫的感觉。
而后我们考察“元宝石”，这是一块巨大无比的石头，坐落在山沟深处，因形似元宝而得名，只是这突兀的石头顶上平白无故地长出棵松树来，受日精月华，这松树的根茎竟将石头撑得齐刷刷裂开一道缝隙，此既当地传说中的“木石奇缘”。记得胡德平曾指点着巨石跟我说：曹雪芹写《红楼梦》有可能是受这“木石奇缘”的启发，他开篇所谈的“大荒山上，青埂峰下”说不定指的就是这里，当地人称此石的裂缝为“情根缝”，应该是“青埂峰”的谐音。
我方才知道香山一带，竟有如此多的历史故事可以供人们去挖掘，并大多与那部千古巨著《红楼梦》有着丝丝的关联。
寻碑
不久，我们就从山上的“石桧书巢”，搬到了山下的小四合院“龙王堂”。住进了龙王堂里，就不能不提起我的另外一位农民学长兼朋友——严宽。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刚好是这位农民秀才名字的引申。想当年，严宽兄在“文革”最“热闹”的时候，挺身而出保护过当地著名的劳动模范李墨林，因此在四季青一带颇有“行侠仗义”的美誉。
严宽较我更早就认识了胡德平老师，是德平最放在心上的朋友之一，这让我从刚认识严宽起，便不免产生了一点“醋意”。但是在某天晚上，听见严宽向胡德平“报菜名”似的说起他搜集整理出来的海淀附近的老旧字号名称，以及他就《红楼梦》中曹雪芹对西山一带的风土民情的“影射”所提出己见之时，始知他的学问原来十分了得。
一日德平遣我们俩进山，探访在群山深处有个叫“挂甲塔”的地方，据说那里有一块康熙年间的“禁碑”。我和严宽天不亮就出发了，背着干粮和饮水，翻过了不知道几座山梁，才来到这个“人迹罕至”的废村子。有位叫李阔亭的老人，带我们找到了那块被当作台阶的旧石碑，我用水壶里的剩水淋在碑面，渐渐露出来一段斑斑驳驳的文字：
“山前龙脉之地，奉旨永禁开煤。若有光棍偷挖，立时解拿，按律治罪。康熙四十四年八月×日，西城兵马司勒石。”
从这通石碑的碑文上，让我突然地想起来，两年前我去黑龙江满族地区考察时，在“穆尔查氏”的满文族谱中见过“西城兵马司”的字样。这些生活在黑龙江的满族人，大都是于乾隆九年的“京旗拨民”，乃当年京西的“护军”出身。以此便廓清了“红学”中“乾隆十四年以前，西山一带无八旗驻防”之说，对曹雪芹的“身世”，多少有些“佐证”价值。
回到了龙王堂，我忙不迭地向胡德平“报功”，并结合东北考察的成果仓促地阐明了自己的“见解”，生怕被他人抢了先。我说：所谓“京旗拨民”，乃京师“生齿日繁”所带来的后果，正是当时的统治阶级面临的一大社会问题。“生齿日繁”所造成的乾隆年间的“京旗拨民”，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盛世而衰”，曹雪芹一定是耳染目睹过的。因此，一个朝代的兴败，一部“红楼巨著”的形成，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说过我是“学什么像什么”，当年被胡德平点拨出的这么一丁点“火花儿”，或者是我个人对胡德平创建的“曹雪芹研究会”作出的些许“贡献”。
我的观点是否正确，姑且不论。光这通石碑就先引起了大家十足的兴趣，于是在胡德平的带领下，百十号人马重新进山，靠肩扛手搬愣是把这好几吨重的石碑“请”了出来，立在了“旗下老屋”的旁边。
那天的晚上，大家欢欢喜喜，举杯庆贺，胡德平在众人面前表扬了我。记得胡德平还给我们唱了首歌，唱的是五十年代的前苏联歌曲《英雄的夏伯阳走遍天涯》，唱着唱着，他就模仿指挥，在自己的两肩上使劲地一拍，惹得人们哈哈大笑。
然后严宽起来唱了段京剧，我只记住了那高亢的一嗓子：“八月十五哇——月光——明——！”
接下来我被推上场，借着酒劲儿，我想唱《嘎达梅林》，只唱了半句嗓子就“劈了”，有人叫道：“挂甲塔那边的狼来喽！”我被塞了一脖子的花生皮，嘻嘻哈哈地下场了。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已经地地道道的成为“红学”或者是“曹学”的专家了，日后我在这块学术阵地上栽了个“大跟头”，并不无缺憾地为这段生活画了个模模糊糊的句号，皆缘于我一向的自大妄为和爱出幺蛾子。
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