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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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语录- 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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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野心也是它的放心。
  将专门的人才异变为庸官,是中国的弊端之一。即不但是某些男人的退化,其实也是时代的退化。即不但是某些男人的悲哀,其实也是国家的悲哀。
  “腐败”在中国已不止是一个政治词。
  它已开始蔓延到我们社会的各个层面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今天是精神。
  明天是性和爱。
  若让小偷选总统的话,他们非常可能选扒手。并且,他们非常希望,每位受尊敬的人,其实都曾有过溜门撬锁的劣迹。更非常希望,能从人类知识中,寻找到偷窃行为属于正当行为的根据。
  民主使人类的全部政治思想画上了休止符。在目前还没有实行民主的国家中,也不再能产生什么政治思想家了。
  退化了的动物不再向往笼子外面的世界,正如精神退化了的人类不再追求民主和自由……
  政治摆布人,如同猫摆布老鼠。
  政治一旦被娱乐化,就开始滑向庸俗了。而滑向庸俗的政治,其权威性也就开始瓦解。
  自建国以来,举凡同胞,无论男女,倘问其最理想的求职愿望,直言相告的也罢,讳莫如深的也罢,心思大抵是——进政府机关。
  “机关”和“暗道”连在一起,于是就有了险恶的意味儿。“机关”在此处指具有机械性的置人于绝境甚至置人于死地的特殊构造。大抵凶器四布,陷阱多多。
  身在“机关”,多年过去,升或未升的原因,又往往是复杂的,多变的,有时也是欠公平的。“机关”人被不公平地对待了,“机关”人也往往不敢过分地表示不满。牢骚多多,也许会连下一次晋升的机会都提前断送了……
  “跑官”无非就是四处托朋友,找关系,探后门儿,傍权势,为自己当官走捷径的勾当。
  一个值得政治家们关注的事实是——最有能力和最善于避开改革负面压力的人,往往是最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而最没有能力和最不善于避开改革负面压力的人,则往往是最直接承受贫穷摆布的人。
  恶而强——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种势力,可能是一种统治。
   。。

家国  一言自家他国(1)
美国换一届总统是比小学校里换一位班主任还寻常的事。
  美国总统们的就职演说,千言万语总是化做一句话,那就是——承蒙信赖,我将竭诚为美国效劳!
  美国从不在乎他们的总统怎么样了。他们抛弃总统像抛弃旧鞋子。
  美国佬是靠了体现在全世界面前的国际政治实力,而证明自己是世界强国的。它的国际政治的一翼和国家经济的一翼,乃是羽毛丰满,齐扇共翔的。
  美国人环顾全世界,仿佛总在寻思——现在哪一个国家还是美国最主要的敌人?
  日本人环顾全世界,仿佛总在考虑——现在哪一个国家还可开辟为日本的经济市场?
  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很像金庸武侠小说中最常见的关系——剑侠或刀客,剪除了他的心患人物,却同时扮演了对方儿子的“监护人”角色,类似“义父”式的“监护人”角色。
  民主若失了庄重,其实就和中国“文革”中演习过的“四大”差不了多少了。
  美国总统在美国人心目中是这样一种人物——全美地位最高的“打工仔”,美国公众是他的老板。
  美国特色的政治,美国人拥护。美国人玩得起,玩得潇洒自如,而且从没输过。因玩不好输了的,永远只能是美国总统们。美国特色的政治,从来不在乎将任何一位总统作为代价。
  一只豹子面对几头肥鹿和一只松鼠,它当然要先对肥鹿们张牙舞爪扑过去了。这在动物界,叫做猎食本能。而在人类,对于法西斯主义,叫做侵略本能。
  我每联想到我们已经淡忘了的一些词,诸如“核霸权”、“核威胁”、“核讹诈”;与袭击了美国世贸大厦的恐怖主义,并没什么骨子里的两样。区别是,仅仅是——一个那样干了;一个时时暗示全世界:只要我想干……
  一人对一人的报复,血溅数尺,以取命为快。一群人对一群人的报复,常见于黑社会间的砍杀。一族人对一族人的报复,则每每导致灭族之灾。一国人对一国人的报复,乃人类历史上最恐怖之事。
  美国今日的富强是一枚由投机和荣耀组合成的徽章。从前它靠的是军火,后来它靠的是科技。
  一个成熟的国家和民族,首先应是一个相信自己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国家和民族。
  中国其实并非一个动不动就容易被煽起偏激的民族情绪的国家。在中国,所谓民族情绪,其实往往是被欺辱到了极点才产生的情绪……
  香港这个一百年前的“被拐儿童”,如今以一种长大成人的姿态重新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这个结果是中国人满意的。满意就能使人平和。平和就能使人宽厚。宽厚就能使一个民族懂得在国际关系中分寸的必要性。
  一个国家在它的内部相对公平地解决了或解决着贫富问题,它才会在国际上显示出它的自强姿态。
  中国面临抉择……
  中国“改革开放”的最显著的成果,不是终于也和别国一样产生了多少富豪,而是各个城市里都在大面积地拆除溃疡一般的贫民区。
  某些中国富豪积累人民币的过程,就今天看来,其正派的程度,肯定比一个美国人积累美元的过程可疑得多。因为某些中国富豪积累人民币的过程,太容易是与中国的某些当权者的“合作”过程了。
  作为国家,是一定要尽最大的能力关怀和体恤到它的普遍子民的。国家不这样,掌握国家大命运的人们,便严重地失职了。
  中国对于底层之民众,有了比较人情味的一种说法,叫“弱势群体”。这说法中包含着关注与体恤的意思。但仅有这么一点儿意思,对于“弱势群体”是没什么意思的。
  一个连不平凡的人们都觉得自己们其实很平凡的人们组成的国家,它的前途才真的是无量的。
  正如人有左脸又有右脸,社会和时代也是这样。它的半边脸是经济,另半边脸是“人文”(比喻总是有缺陷的)。人不能捂着半边脸体面地在社交场合周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不能这样子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充分的尊严……
  

家国  一言自家他国(2)
一颗领袖心——老百姓要的是最朴素的东西,也是在这个充满了商业气息的时代里更难得可贵的东西啊!
  绯是有色之字,桃色也。
  当一个当代男人和一个当代女人的绯闻内容,像三级片一样被贴上“少儿不宜”的标签的情况之下——绯闻毫无疑问已经彻底变成了“黄色”的。
  绯闻一旦变成了“黄色”的,并且被传播向全世界,也就毫无疑问彻底变成了丑闻。
  绯闻变成丑闻,是比绵白糖变成糖水还简单容易的事。
  滴水足以化糖。
  我能感受到美国的相当多一部分公众,乃至全世界相当多一部分公众,对克林顿陷入的狼狈之境所抱的幸灾乐祸的快感。
  对于美国,任何一位总统的丑闻,一向被视为仅仅是某一个当总统的美国人自己的丑闻。
  美国特色的政治,一向和美国的历届总统们玩“憋死牛”。美国总统们的最佳成绩,只不过是和棋。稍有差失,则身败名裂。
  在美国,一个平凡的人普通的人,企图掩盖美国某一事实——比如婚外性关系,可能反倒容易些。而一位总统要成功地掩盖这一点,简直比用手掌完全掩盖住自己的脸还难。
  据我看来,就“帅哥”风度而言,克林顿是一位仅次于肯尼迪的总统。他所犯的“错误”,是一位“帅哥”式的总统需极难能可贵的自律定力才可避免的。他显然做得并不那么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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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  一言众生百态(1)
中国人从前的怀旧人性是很受压抑的。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人不太敢怀旧了,那可能会从政治上被斥为“怀念旧社会”。一九七八年以后中国人对怀旧二字也是心里暖昧的,那可能被讽为对极左年代情有独钟。
  一个时期以来,“崇高”二字,在中国成了讳莫如深之词,甚至成了羞于言说之词。我们的同胞在许多公开场合眉飞色舞于性,或他人隐私。倘谁口中不合时宜地道出“崇高”二字,那么结果肯定是大遭白眼。须知,一个民族很容易由而变得心理低贱。
  没有幽默感的民族是缺乏亲和力的民族。但是丧失了庄重气质的民族也将是不可爱的。
  在国外,痞子不必假文人之名而活着,文人也不必非靠痞的技巧而存在。也许只有在中国,“文痞”才活得比文人和痞子两者都潇洒,都滋润,都如鱼得水。
  如果城市里没有你们的生存根据,那你们就当农民吧!——假设上帝曾这么说过,那么下半个世纪的中国农民将如此回答——如果城里的人需要吃饭,就让城里的人自己去种地吧!
  日本人曾被视为“冷血动物”。
  依我想来,我们相当多的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正变得极像日本人。现实变得每每令同胞们相互之间备感周身发寒。
  中国人民与中国,好比森林与山地的关系。倘山地的土壤缺少水分又缺少有机化合物质,森林是茂盛不起来的。
  如今,认真做事认真做人的,实在不是太多了。人仿佛对一切事都没了责任感。连当着官的人,都不大肯愿意认真地当官了。
  如今的中国人,好像都成了“有闲阶级”,睁眼看看我们周围,多少人的精力和时间毫不吝惜地消耗在交际场上。
  我们老祖宗主张的那种“淡如水”的“君子之交”,似乎在本时代有点“迂腐”了,“小人之交”倒大大时髦起来。
  有些中国人,真像“贴树皮”。其所“贴”之目标,随时代进展而变化,而转移。研究其“贴”的层次,颇耐人寻思。
  凡“贴”,技巧也罢,色相也罢,总都是无耻一族。恰如馒头也罢,火烧也罢,总都少不了要用点“面引子”。
  这个时代“生产”出太多太多除了文凭和学历其他一切方面太差太差的男女。
  中国的中产阶级虽然正在悄悄形成,但一个事实是,其质量很差。这乃是由相当畸形的“中国特色”所决定了的。
  就中国的当下而言,认真之人,比之持极现实人生哲学之人,比之持圆滑人生哲学之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认真是需要文化培养的。
  中国的中产阶级女人们,头脑中的“新兴”阶级意识是相当强相当敏感的。正因为她们是“新兴”阶级的女人,她们随时随地都要刻意地显摆这一点。这也是她们多少有点儿令人反感的地方。
  当代人变得过分复杂的一个佐证,便是通俗歌曲的歌词越来越简明了……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倘有太多的青年以活在“道德底线”上为最快意的活法的话,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来说,是堪忧的。
  中国人曾将一切能想得到的精神桂冠戴在尼采幽灵的头上。刚刚与“造神”的历史告别的中国人,几乎是那么习以为常地又恭迎着一位“洋神”了。
  十几年过去了,我的眼看到了一个真相,那就是——当年的“尼采疟疾”,在中国留下了几种思想方面的后遗症。如结核病在肺叶上形成黑斑,如肝炎使肝脏出现疤痕。
  八十年代初,中国人提出了迫切渴望提高物质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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