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出现对自己的遭遇过分的悲哀嗟叹。当代的风气对我们身上的软弱情感比较宽容。如果某人家里遭受了很严重的遭遇，一般习俗只会允许最亲密的亲戚朋友去家中探访，而不允许比较疏远的人前去吊唁。人们觉得关系亲密的人会比较放得开，而且更能给不幸者以最贴切的关怀和同情。其实有恶意的人最爱混在最亲密的朋友行列里进行所谓善意的拜访。这时，即使最脆弱的人也会努力保持坚强镇定，用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态回击来人那恶意的蔑视。
如果一贯具有果敢坚定品质、聪明诚实的人，同样具有了严格的克制能力，那他无论面临如何复杂的局面，不管是激烈的党派斗争，还是惨烈的战争，他都会成功地控制住自己的冲动和激情，并在不管是单刀赴会还是舌战群儒时，不管成功还是失败时，不管面对敌人还是朋友，都保持冷静和理性。即使在极短的瞬间内，他也不会忘记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公正旁观者，正在对他的行为和感情进行着监督；他更不敢在任何时刻忘掉自己的良心。他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时时用旁观者的角度去评价自己和与自己有关的事物。这种习惯不仅约束了他外在的言谈举止，更规范了他的内心情感世界。他完全认同那个公正旁观者的感受，几乎和他融为了一体。对于他来说，唯一值得严格恪守的指令，只能来自那个伟大的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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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责任感
所谓责任感，正是对这些普遍道德规范的遵守。这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也是很多人唯一的行为规范。许多人一辈子大概从来没有感受到过别人对他们行为所表示的赞许之情，但他们的行为是中规中矩的，尊重自己觉得已经确立了的那些行为准则，丝毫不敢逾越它们，就这样终其一生，也没有受到过什么严重的指摘。一个人可能天性冷淡寡合，很少具有感恩之情。但如果他确实受到了他人很大的恩惠，并且很有道德修养的话，他会明白缺乏感恩之情的人的行为是多么讨厌，知恩图报又是多么的让人愉悦。所以，他虽然内心里没有任何的感恩念头，但还是像其他人一样，努力对恩人显示感激，显出感恩戴德的样子。他会定期拜访那位恩人，在恩人面前恭顺有加；在谈到自己的恩人时，他会用非常恭敬的言辞，并会把得到的种种恩惠都挂在嘴边上。他会不失一切机会对过去受到的恩惠进行某种报答。他这么做的动机可能出自对于已经确立的责任规范的尊重，一种发自内心的按规范办事的愿望。他行动时未必有任何虚伪与狡诈，也没打什么指望获得更多恩惠的小算盘，和在恩人与公众面前做戏的想法。同理，一位妻子对丈夫也未必有多么感情深厚、琴瑟和谐，但如果她具有道德修养，会努力做出存在那种感情的样子，注意关照体贴自己的丈夫，做到忠诚和贤淑，恪尽一个妻子的本分。这里谈到的这位朋友和妻子，可以肯定都不是最好的朋友或者妻子。虽说他们会有履行自己责任的认真而迫切的愿望，但还是难以达到发自内心、体贴入微，把很多需要表现其存在的机会拱手错过。如果具有那种和自己地位相称的感情，就不会错过这些机会了。当然，他们即使不是最好的朋友或者妻子，但起码可以是第二流的。正是由于对普遍行为规范的尊重，他们才会在大节上保持完美。只有那种最幸运的人，才能使自己的感情与自己的地位配合得天衣无缝，并能适应任何最微小的变动，在所有的社交场合都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绝大多数人是永远达不到这种境界的。不过，通过教育训练，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深入地了解和掌握这些普遍规范，并且在一生中都不会有重大的污点和受到指摘。
如果一个人做不到对这种普遍原则的神圣尊重，他就成不了一个很值得信赖的人。正直守节的人和卑劣无耻的人的根本区别，就是是否遵守这种普遍原则。正直的人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坚定不渝地奉行这些准则，并在一生中都不会动摇。卑劣者的行为随着心情、愿望和动机的变化而变幻无常，不可捉摸。而且，既然人的心理都是变化无常的，如果没有对普遍原则的尊重的话，即使是平时很有理性的人，也往往在不经意间做出最不应该的事情，甚至都说不清楚他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做。一位朋友可能会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来造访，如果依照当时的心情，你很可能把这种拜访当成一种莽撞的骚扰。如果这种想法占据了你的思维，即使你没有忘记礼数，你的言谈也会让他觉得冷淡和无礼。只是出于礼貌和好客的普遍原则，你才不会表现得那么粗鲁。过去的经验已经培养起了你对这些准则的尊重，使你的行为在那些场合都能做到得体恰当，也不会受到心境变化的各种影响。反之，如果没有对普遍原则的尊重的话，恐怕像彬彬有礼这种很容易做到、平时人们也不会故意唱对台戏的事情，也都难以维持，使公正、忠诚、贞洁等节操都很难保障，至于那些对人类的本性有着很大的限制与束缚的责任，更是难以维持。这些普遍责任是我们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如果它们没有深入人心，我们的社会就会在瞬间崩溃。
习惯和风尚对我们关于美和丑的看法的影响
一幢施工精良的建筑可以存在好几个世纪，一首优美的歌曲可以通过口耳相传流行很多代，一首动人的诗歌可以流芳百世。因为创作者的独特风格、情趣或手法，这些艺术作品可以流行很多年。人们在一生中看到这些艺术形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机会并不多，也没有机会了解不同的年代和国度里的流行艺术，因而难以无任何偏见地把他们与自己身边的流行时尚进行比较。所以，几乎没有人认为艺术品的审美标准随着习惯和风尚而变化。他会觉得那是以理智、天性为标准的。不过稍加研究就会发现，建筑、诗歌及音乐受到习惯和风尚的影响，丝毫不逊色于衣服和家具。
比如说多利亚式石柱头的高度为直径的八倍，爱奥尼亚式石柱的高度是柱头盘蜗直径的九倍，科林斯式石柱直径是柱头叶形装饰的十倍，究竟哪一个是最恰当的？这些都只是以风尚和习惯为准罢了。我们习惯了某种装饰的特定比例关系，再看了其他的比例关系就会觉得不舒服。各种柱式都有其特定的装饰物，如果换成其他风格的装饰，就会引起对建筑学深有造诣的人的反对。按建筑师的说法，正是根据这些精确的原则，先人为每一个石柱头配合了适当的装饰，此外再无他选。不过话虽这么说，要让我们想象只有唯一的一种比例关系，或者此前曾经有过五百种同样合适的样式都是有些难度的。无论如何，在建筑学的特殊准则已经被习惯定型以后，再以同样的角度来修改它，哪怕是出于更高雅、优美的动机，都是枉然可笑的。一个人穿了身与他以往的装束大相径庭的衣服出现在公共场合时会显得滑稽可笑，虽说新装本身非常之雅致合体。同理，用与流俗观念完全不同的方法去装修房子也显得荒谬可笑，不管这种新方法是否真的优越。
古代的论者认为，诗歌的一定韵律体例天生表达某种感情和内容。严肃或轻快的风格各有其对应的体例。不过虽说看上去站得住脚，我们现在的感受似乎不符合这一原理。英国的诙谐诗与法国的英雄诗用的诗体相同，几乎同样的诗句在拉辛的悲剧或伏尔泰的《亨利亚德》中都可找到：“汝之良言，吾人没齿难忘。”法国的诙谐诗反过来也毫不逊色于英国的十音节英雄诗。在一个国家，某种韵律代表庄严肃穆的感情，而在另一个国家，它却与诙谐幽默密不可分，这仅仅是习惯使然。如果用英语书写法国亚历山大风格的悲剧，或者用法语创作十音节诗，那几乎是同样荒谬可笑的。
高明的艺人会改良已有的艺术形式，开创全新的写作、音乐或建筑风尚。不论某种装束多么怪诞，如果有个很有名望的大人物穿上它，会使它迅速成为流行；同样，一位出色的大师的新手法也会在行内成为楷模。在那五十年的时间里，意大利人对于音乐和建筑的情调产生了显著的变化，而这不过是出于对音乐与建筑学等各个艺术领域中那些著名大师的模仿。昆德良批评塞尼加扰乱了罗马人的情趣，抛弃庄重理性的雄辩而煽动浮华轻佻之风。萨卢斯特和塔西佗也受到了类似的指责，说他们提倡一种虽然简洁优美、诗意盎然，但明显是劳神费力和矫揉造作的风格。究竟需要何种素质，一个作家的不足才会变为特色？在我们表彰了一个民族情趣的改善之后，能歌颂一个作家的唯一方法，大概就是说他同样败坏了这种情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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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品质对别人幸福的影响
对作为我们慈善对象的个人进行排序的那些原则，同样对社群进行了排序，我们的慈善行为最优先、最主要的关注对象，正是那些最重要的社群。
一般来说，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并在其保护下生活的国家与政府是最重要的社群，我们的高尚行为可以对它产生很大的好处，而恶行则会对它产生很大的伤害。所以，它天然的成为我们善行的对象。我们的一切都包含在国家里：个人、子女、父母、亲戚、朋友、恩人，以及所有我们最为热爱和尊敬的人。所以我们的爱国之情不仅发自私心，而且也出自我们自身的仁义。因为我们的一切都与国家休戚与共，它的繁荣富强会给我们带来种种荣耀。当国家比别的社群优越时，我们会由衷地骄傲；当它在某些方面有明显不足时，我们就会感到耻辱。本国历史上出现的那些仁人志士、政治家、哲人、文学家，等等，我们都会以极大的赞美之情去看待他们，并总爱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比其他民族的人物更为杰出。当然，我们国家在当代也不乏杰出人物，只是我们对他们的评价总难免受到妒忌的影响。爱国者们为了国家的安全与荣耀而献身，得到了千古流芳的美名。爱国者们显然是根据自己的良心来决定自己要做的事情，那个公正的良心会告诉他：他仅仅是大众的一员，为了多数人的安全、利益或者荣誉，牺牲自己的生命是一种义务。我们都明白做出这种牺牲是多么的不容易，能够这么做的人也确实凤毛麟角，虽然这种牺牲有时是必要的和高尚的。所以他的行为不仅引起我们的赞许与钦佩，而且应该得到作为最高美德的一切赞扬。反之，那些不顾良心谴责的叛国者，在某些特殊境遇下希图把国家利益出卖给公敌，从而得到一点点属于自己的私利。他们总是不惜出卖自己同胞们的利益来追求卑劣可耻的个人好处，从而成了最受唾弃的家伙。 出于爱国之情，我们总是充满猜疑和妒忌的看待任何一个邻邦的繁荣富强。由于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来调停争端，彼此相临的独立国家都在对邻国的恐惧和猜疑中过活。每个君王都无法指望从邻国得到正义的对待，所以他就有理由以牙还牙。那种尊重对方法律或者外交独立的动人宣言，往往是装腔作势的一纸空文。即使为了最微小的利益，各国动辄就无耻地逃避，甚至肆无忌惮地破坏这些原则。每个国家都感觉自己面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