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日本人的团队精神比中国有优势。所以如果对目前的中国年轻人指出一点的话，出于个人本身发展也好，都要有团队理念，这样才能激发自己的潜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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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1 觉悟 有（7）
山奇：就是个人和集体是相辅相成的，这个我倒是同意的。因为有人说过“中国每个人都是一条龙，但是三个人在一起就成一条虫了”；说“日本人一个人是虫，三个日本人合在一起就成龙了”。他们会把每个人的特长发挥出来，作为团队精神，可能大家也知道这一点。中国人现在很多方面是很个性化的，但以前中国人是不强调个性的。
加藤：为什么？
山奇：因为以前中国人要讲究中庸、谦虚、好学，不张扬，但可能是表面的，他也许会在暗地里做一些手脚，所以可能在这方面有这样的劣根性。但是作为中国人，我们自己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中国人的缺点虽然很明显，但是优点也很明显。中国人可能在世界上来说属于最聪明的人，他们的思维、思想、接受能力，他们特别善于去捕捉信息。所以你会看到国外大学比赛获奖的很多都是中国人，因为特别用功。但是有些可能因为教学或教育方法的问题，在开拓性思维上会稍显弱一点，可能在强化性的教学上可以达到一定高度，在记忆、吃苦耐劳方面，其实都是一个优点。
很多优点和缺点其实是相互的，很明显的优点就会带来很明显的缺点。
天渐渐地黑下来，二环路上的车流来来往往，车头与车尾的灯光汇成一条现代工业产品的流光带，很是壮观。屋里也亮起了灯光，却是另一种温暖感觉。山奇和加藤停了下来，结束了这一天的谈话，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个开始，显然山奇和加藤都被谈话中那些意外收获深深地打动，两个人良久没有说话，夜幕下的北京，让人看到了另一种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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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4 觉悟 生（1）
2006年8月22日晴
Day4｜觉悟 生
今生今世，所有的人都走了，
星星和树叶不会先你而去。
关键词：变态 压力 单一性 生命力 明星 出版 工作时间 离婚率 酒文化 家庭财务 寿命 饮食状态 睡眠 心态 思想 成功 做人 爱情 性 婚姻 读书 读人
山奇：我有一个问题，因为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只是我们的理解，日本人有很多变态的行为。
加藤：比如说？
山奇：因为我们从媒体上看到的东西，最典型的吧，他们说日本什么都能买卖，有很多人去买小女孩穿过的内裤，而且是在路上脱下来的那种，然后收集在瓶子里。还有人买什么屁，好像也收集在瓶子里。我有点不可思议，这种东西到底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行为？
加藤：虽然我对这些行为表示怀疑，但另一方面我是这样想的，这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是有背景的。我们应该主动去分析一下。比如说七八十年代，那时候日本整体的国民追求经济上、物质上的发展，那时候我觉得变态行为应该是比较少的，大家都有理由、有动机去做事，去工作。
山奇：有事情可以去做。
加藤：对。因为他要推动现状，他就必须要努力。但是如果社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很多人觉得还要追求什么东西？没有追求了，这种情况下人会怎么样？就是对现状表示不满，人会走到极端。刚才你说的很对，那些内裤不是买的，而是偷的。如果有卖内裤的人就一定是偷过的。
山奇：有人说当场让人脱下来就买。
加藤：嗯，我也听说过。那些人就是对现状不满，对社会不满。其实也是心里空虚的状态。比如有失业、下岗的没有事做了，感到无奈，这样还不如走到极端，觉得明天死也无所谓了，只要现在痛快就好了，这样他会更走极端，他就偷内裤。我觉得变态的出现背后有很大的社会背景，我觉得一个社会特别活、特别热，就是说，人们都集中过日子、做事情的时候那种变态，应该很不容易出现的。
山奇：越是在兴旺、繁盛、奋斗的时期反而没有变态？
加藤：是的。而且我觉得日本全社会很容易忽视或者看不到弱势群体。我说过，日本是一个单一性浓厚的国家，也可以说是中央集权的国家，所有的信息、规格似乎都集中在首都东京，好像东京的标准、文化就是全国到处通用的。
山奇：他觉得东京是中心，我的文化就是大家的文化。有点像美国，美国人说我是中心，就是世界的中心。（笑）
加藤：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很不容易看到弱者的存在，听取弱者的声音，那样就会发生走极端的一群。这跟恐怖主义一样，越给极端的人压力他越容易成为变态。总之，变态的出现背后有很大的社会背景，而且变态往往是弱者，往往是所忽视圈子的人。作为严肃的社会问题，包括政府、机构、个人等都一定要关注他，人是需要被关注的。
山奇：其实我觉得中国也有很多生存压力，但是我觉得中国人特别能够忍辱负重。像西方有很多人，一个小事情就寻求心理帮助，所以心理医生的职业特别流行。但是在中国很少，中国人其实特别需要心理辅导，但是很多人都忍着，所以我觉得中国人的这种心理压力要放在西方人身上他们早就自杀了，他们早就活不下去了。但是中国人还活得很好，能够去扛。包括生存的压力、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环境的压力，对于未来不可知的那种压力，很多的压力，物质的、精神的都有，都能够去忍受，所以中国人其实是特别能够忍辱负重的人。
加藤：对，我觉得我自己到中国以后已经能忍受很多了，比如在地铁里、在公车里面那么挤，生命力很强。
山奇：中国人生命力很顽强，他有目标，为了我的目标就去忍受，每个人都这样。但是如果这种忍受越来越多的话，也会产生一种心理不健康，其实中国有很多人是需要心理辅导的，包括我们的明星。
Day4 觉悟 生（2）
中国的明星其实很多人都有很多不正常的心理，我自己还是很多人的心理辅导师，我会去帮助他们，疏导他们。其实他们很需要倾诉、帮助，作为被大家关注的人物他们其实在这方面是弱势，因为他不能暴露自己的不足。在人前他需要表示我是有光环的、优秀的、我是偶像，所以他不能去展示他不好的地方。但是他身上确实会有问题啊，时间长了他会心理不健全。所以有些人受到压力就觉得我想退出娱乐界，息影了，不拍戏，他就是受到过多的压力了，心理产生了不健康情绪。
我不知道日本的艺人有没有？
加藤：有啊，可能日本的明星某种程度上更残酷一点，日本的每个媒体都是商业性的，所以他们经常每时每刻都追求明星的突出行为、丑闻或者不好的行为等，反正能够引人注目的消息，比如哪个明星在街上跟谁手拉手，马上拍下来，然后马上暴露给社会。其实这方面在中国稍微宽松一点，比如在朝阳门唱歌的“钱柜”里面经常能看到明星，在日本的话是不可思议的，明星不可能在外面随便自由走路的，一定要有保护他的人，他也戴墨镜，假装自己，一定不能公开自己，只能在电视上。他没有自己的生活。我觉得在日本当明星很艰难。
山奇：这很辛苦的。因为这种现象有过，中国之前有一个选秀出来的明星，到处受追捧，他去哪儿都会引起轰动。我对他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悲剧人物。他被关在一个大众的视觉所编织的监狱里，没有自己的自由。他以失去自由成长的空间为代价，换取了名利，所以我说他是一个悲剧人物。
加藤：如果你把悲剧人物这么定义的话，日本明星里面大部分是悲剧人物了。他走到哪儿被拍到哪儿，完全不自由。比如说包括政治家某种程度上也是公众人物，到哪儿都有记者，与明星一样，从他的家到办公室，首先一定会被记者问到、拍到、查到。他回家又有记者等着他。
山奇：他的私人生活得不到任何保障？
加藤：也没有保障吧。
山奇：只能关在屋里？
加藤：除非到位于特别偏的别墅。
日本每个明星都有一个保护的人——GuardMan，就是公司派来的，因为任何一个明星都属于公司，公司会派来一个人保护他，包括他的健康安全。他的任务还包括你刚才说的心理辅导，Guard Man会管明星的一切生活，反正在日本做明星很辛苦。
山奇：所以我说舞台上的光环不等于生活中的光环。
日本的记者那么做是不是他们的报酬很高啊？
加藤：在日本报酬最高的职业之一就是媒体人。日本的媒体人里面也有一年的收入超过1500万日元的。
山奇：合到人民币多少？
加藤：100万多一点吧。
山奇：中国的记者没有，中国的记者收入太少了。
加藤：记者，还有编辑，都差不多吧，到35岁左右一年收入应该超过100万元人民币吧。
山奇：就是每年的年收入都可以成为百万富翁。
加藤：而且凡是跟工作有关的，采访别人吃饭的钱都可以报销。
山奇：等于工作，我采访你我请你吃饭，可以报销。在中国，明星要宣传，请记者吃饭，明星掏钱。
加藤：在日本出版是赚钱的机会。
山奇：在中国出版挣不到钱啊。我的书出版的也挺好的，我有版税，但版税很低。而且我还要送朋友、记者。
加藤：中国有很多现象令我很吃惊。在日本就不一样了，如果写得好，出版确实是赚钱的机会。除了学术教材之外都有可能赚钱，有人写了一本书赚过1亿以上日元。
山奇：为什么呢？日本人买书很多吗？
加藤：要看情况吧，人们经常在地铁里面看书，不说话。
山奇：是什么样的书呢？因为中国是通俗文学、偶像文学、青春文学，比较挣钱，盗版也很多。但是严肃文学一般都不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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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4 觉悟 生（3）
加藤：也有挣钱的啊，比如村上春树。
山奇：那肯定了，是著名的作家。
加藤：总的来说写书需要时间啊，假设写一本书需要一年的时间，如果买的人特别少，最终要赔款，一年之内就没有钱了。但是他写得好当然会赚很多钱，他的版税大概能拿到10％到15％吧。
山奇：中国也是一样。
加藤：上次有一个日本人写了一本书叫《国家的品格》，他这本书不到1000日元。就是所谓“单行本”。我能感觉到，现在日本人好像追求简单明了、通俗、容易理解、很薄的书，而这本书恰恰用简单的语言描述了朴素的道理，它就得到许多人们的认可和关注，结果卖得相当厉害呢。
山奇：我觉得我的另一本书会很好，就是上次我说的我要把365天“一日一言”用中英文双语写成我的人生感悟叫《山言奇悟》，再配一天一幅漫画，那个会很好。
加藤：“通俗”是个特点，不过卖的时候要有策略。书的买卖及其社会反馈就是笔者与读者的沟通、对话。因此这一定涉及切入点、策略问题。策略错了，原来很有影响力的东西也会昙花一现、逐渐消失掉的。比如如果你要把你的书在日本出版，宣传就很重要，封面要稍微漂亮一点或者放您最酷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