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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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传- 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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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在李庄长江边上一个小旅馆里,我与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教授有过一番讨论,其中涉及写传的情感向度问题,他知道我与李光谟关系亲近,也因此得到了一批从未发表过的资料,他善意地提醒我手中的笔不要对传主有太多的倾斜甚至溢美。其实这个难题很好解决,传主李济惯常的主张就是“不讲情面”,“直道而行”。
  ……
  几年过去了,《李济传》终于呈现为如下的文本。
  前尘俯仰,展卷泫然。我虽殚精竭虑,然才疏学浅,仍恐力不从心。其庶几乎不玷污先生,贻误后人?
  岱峻
  2008年岁尾
   。 想看书来

第一章 初出笼的包子(1)
第一节 钟祥少年李顺井
  1896年,注定是个不寻常的年成。人类首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希腊雅典举行,十三个国家的三百多名运动员第一次在五环旗下同场竞技;法国人贝克勒尔意外地发现了原子自然衰变的放射现象;美国人亨利·福特造出了第一辆汽油机车;英国在6月2日进行了一项“无线电”试验,意大利人古列尔莫·马可尼发明的十四点四公里的无线通讯大获成功……
  这一年,中国叫光绪二十二年,正处于“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李鸿章语)。也在6月2日那一天,大清帝国特使李鸿章秘密出使俄国,清政府在经历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尝够东洋枪西洋炮之后,开始改变“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一份《*》将于次日正式签订,清政府将同意俄国人修筑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的西伯利亚铁路,以换取与俄国的“结强援”。李鸿章夜不能寐心惊肉跳,他担心明天会不会又陷入沙俄一个更大的圈套……
  世之天翻地覆,死水微澜中的大清国民却浑然不知。
  6月2日(农历四月二十一日),在湖北省钟祥县中果园街双眼井一户读书人家,降生了一个男婴,取名“李顺井”。当日,天空未呈异象,尽管此地向称人杰地灵。钟祥旧名“南郡”,据《宋史·符瑞志》载,汉宣帝“元康四年,南郡获威凤”,“威凤”乃吉祥之物,只现身太平盛世。县城背倚樠木山,面临汉江,名胜古迹兰台、阳春台、白雪楼、子胥台,星罗棋布。“阳春台”即雅文化“阳春白雪”之典出,宋玉在《对楚王问》中写道:“客有歌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阳春白雪,和者盖寡”,似乎象征着新生儿“李顺井”一生的宿命。
  今日钟祥,全国最大的单体帝陵——显陵和气势恢弘的明代建筑群。(图片采自湖北省政府网)
  父亲李权号“郢客”,虽饱读诗书,但只是守着本分,敷衍着平淡的日子。成名后的李顺井(李济)曾如此介绍父亲:我的父亲原是一个苦读成名的孤儿。祖父逝世时,他年方一岁半,另有一位半岁的叔父伴着他。祖母靠着家中的几亩薄田,把他们兄弟两位抚育成人。父亲小时候读书的成绩很好,因此得到若干近亲的帮助,上进得很快。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开始教家馆,藉以贴补家用。等到入学后,又很快地,他就成为本县教“大馆”的先生了,替成年的童生看文章。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86页。李权与涂氏结婚时还都是十六岁的少年人。年轻的李权,开馆课徒,教书维生。十三年后李顺井出生,夫妇俩可谓中年得子。李权为儿子取名“李顺井”,抑或与家门前的那口双眼井有某种联系?
  李济之子李光谟曾向我讲过钟祥老家的旧事。他说:李家在湖北之前是从江西过来的,二世祖就迁来钟祥,好几百年了。家里有本油印的家谱。老家的情况我知道得很少,手里资料也很缺。爷爷编修过《钟祥县志》,30年代出版过,现北京图书馆有存。钟祥的祖屋早已破败,在郢中镇,原与县城有一点距离。爷爷填词称“郢客”即出自于此。现郢中镇已并入县城,是县级钟祥市的一个小地名。老屋是祖父什么时候买下的,我不清楚。原是五进屋,现只剩一进了。先是1939年被日本飞机炸掉了一两间,1949年后又给别人挤占了一部分。现在那房子由我远房的堂弟住着,他祖父与我祖父是同一个曾爷爷或高爷爷,隔了好几房人。2004年10月13日晚,电话采访。李光谟讲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访谈时所谓的旧居,近年已拆。位于郢中镇的李氏宗祠已了无痕迹。沧海桑田,如今已是钟祥城区的闹市,故宅旧址那口双眼井近旁的小学里,诵读的童声混杂在喧嚣的市声中,“阳春白雪”已然“下里巴人”。

第一章 初出笼的包子(2)
回忆父亲,李济的言词间充满敬意:父亲自己的功名,在早期是靠着作八股文章;但光绪末年科举的考试课目,策论已是并重的了。他对于程朱孔孟的思想所作的研究工夫,是很大的。他在壮年,精力显然有过人的地方,所以除了学会争取功名的这套工具外,他很早就有志于文学。他信“文以载道”的说法,认为作文章是读书人的一件终身大事;对于唐宋八大家和桐城、阳湖诸派的古文之摹仿,是他自定的很严格遵守的进修课程。到了晚年,弄笔墨成了他唯一的消遣。偶尔他也作些诗词。但他终身最感兴趣的却是在教育子弟。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86—189页。李光谟自幼在李权身上猴上猴下,对爷爷格外有感情。他说:爷爷从小念私塾,教私塾。先在乡下教,后来也加入县里的新式学堂——是原来的学馆改建的。他在高年级班里担任一些课,多是国文及历史一类的课程。爷爷教书,在钟祥有点名气。2004年10月13日晚,电话采访。李光谟讲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李权是位学问很好的先生,又在全县最大的一个学馆,却不直接教导儿子。许是循孟夫子“易子而教”的古训吧,他把四岁的儿子送进一家书房发蒙,跟从自己的表弟念书。那是个寡语少言的老秀才,欢喜打闷棍。惊恐中的学童李顺井,说不清从他那里受过什么教益,却清楚记得头上曾有过的包儿。
  父亲对儿子的早期教育仍有决定意义。李权认为,小孩子刚读书时候,要先难后易,这样进步会比较大,因此他要儿子不同于一般的孩子从“人之初、性本善”开始,而是从“盘古首出,天地初分”学起,先读《幼学琼林》《三字经》,后念“四书”,接着跳过《诗经》,直接选学《周礼》……
  九岁李顺井未读完《周礼》就插班县里高等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他“初尝到新教育的滋味,渐渐觉得念书并不是很苦的事”。回忆往事,“对我幼年教育的影响却是多方面的,……我到了九岁的时候,尚不能提笔写一封简单的家信”。上了新学,便“有机会学‘格致’、‘体操’、‘东文’这些新玩意儿”。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86—189页。
  传统家庭,多是父教母养,严父慈母。回忆母亲,李济写道:我的母亲,在晚年追述她结婚后的工作,把每日的盥濯和打扫房屋总列为第一紧要的事。母亲是一位爱洁成癖的人。在童年时,我们兄妹所受到的她的训诲,大半都是与这一习惯有关的格言。她常告诫我们说:“穿衣服,破的补的,不丑;穿不干净的,才丢人。”母亲有一位妹子,家里穷得常常断炊;但我的这位姨妈所穿的破旧衣裳,总是干干净净的。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86—189页。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被钟祥人誉为“优贡”科举时代,挑选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清代有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优贡由地方教官保举品学兼优生员,呈送学政会同巡抚考试,非常难得。的李权,拖着辫子,被送到北京参加会考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但为了选拔人才,1907年又在北京举行了一次举贡会考。,得了一个七品文官。清朝七品文官诸如翰林院编修、各部院七品笔贴式等。从此李权有了一身官服,头戴素金顶,身穿补服——在前胸和后背正中缀饰一块绣有鸟的丝筛,那是古书上一种类似鸳鸯的水鸟。李权本可“择良木而栖”外放福建做知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做官并不符合他的本愿,他尤其讨厌地方官的贪腐,故推辞了这桩“美事”,留在皇宫内务府听任。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一章 初出笼的包子(3)
年届不惑的李权把夫人涂氏、儿子李顺井、小女李葆华及一位堂侄从湖北接到北京。火车在煤烟和汽笛中颠簸了三天,懵懵懂懂的李顺井随家人到了京城。
  李权的这次升迁,改变了全家的命运。如若不然,李顺井的人生或许就是一个在纸上“格物致知”的旧式读书人。他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与我童年所交的朋友相比,我只记得我并不算什么特别聪明的小孩子;但是我的这些幼年朋友们,大半都像洪涛中的沙砾一样,沉淀到海底去了。我却幸运地被包工的运送到建筑场所,构成了三合混凝土的一分子,附属在一个大建筑的小角落上。”李济:《我的初学时代——留学前所受的教育》,《李济文集》(卷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87—188页。
  关于离开故乡后的情况,李光谟说:奶奶生了十二个孩子,养大成人就只有父亲兄妹三人。父亲上面有一个姐姐,比父亲大九岁;下面有个妹妹,比父亲小九岁。离开钟祥时,父亲十一岁,小姑两岁。大姑是个旧式妇女,很年轻就嫁到湖北孝感一带,生了好多孩子。大姑妈那一代的婚姻多是亲友介绍的,出嫁后与家里就几乎没有什么往来了。
  爷爷离开钟祥,他的能力也不够照顾更多的亲友,也不能带回很多钱财置地造屋安抚族人。他是买过一些田地,还写过遗嘱。遗嘱中谈当年买过哪些地,指明哪些给谁,余下的怎么处理。但谁也没照他遗嘱去办。2004年10月13日晚,电话采访。李光谟讲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说一口湖北土腔的李顺井,1908年先在湖北人在京城办的江汉学堂念书,算是不离过去的氛围,又开始熟悉新的环境。半年后,他考进当时最好的中学——南城琉璃厂的五城中学。那是中国第一所公立中学,前身叫五城学堂,1902年更名为五城中学堂,此为我国有“中学”概念之始。教授李顺井那个班国文课的,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家翻译家林纾。他是个有趣的旧派人物,后来的学生关懋德曾在文章中有如此描写:国文教师有林纾,字琴南,别号畏庐,“新文化运动”的死对头,自称是“七十老翁”。每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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