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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村地处城郊，手工艺制作和民族民俗文化资源富集。瓦窑村有一个烧造陶盆粗碗的窑业基地。昆明城北门至龙头村沿途，打铜壶的、卖玉器的、铸铜佛的、制金器和镶嵌的，比比皆是。梁思永、石璋如等兴致很高，他们组织了一个“天工学社”。石璋如写道：李济先生因为兼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对手工业很有兴趣，便很赞成天工学社，也赞助我们的工作，说我们可以找社员，也资助我们的工作费，不过他不是社员。我们便在工作之余从事手工业调查。
棕皮营隔壁就是瓦窑村，瓦窑村就在史语所对面，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调查瓦窑村，测量瓦窑村的窑，天天去看他们和泥、烧窑，平常下班后就去看，星期天就用一天的时间看，也就是在自家门口，随时都可以进行的工作。李先生则问起，除了瓦窑之外，昆明是否还有其他烧陶器的地方？四组有位华宁的临时工作人员，说华宁县还有烧窑的地方，建议我们去调查。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２０４页。了解“天工开物”，可“通古今之变”。李济了解当下的制陶烧窑工艺，意在分析研究三千多年前殷墟的制陶工艺及其流变。他还从昆明郊外农田灌渠两边的木桩加固上发现，“其作法相似的安阳小屯发现的地下沟的遗迹：这些地下沟也是作网状形联结，并用木桩加固两壁。”龙泉镇盖临时住所，土建筑师破土奠基和立第一根柱子时，要祭献牺牲，最隆重的仪式是在上房顶的主梁和整个建筑落成那天进行，往往以杀一只公鸡或一只羊表示庆祝。李济写道：“这些观察到的资料和其他许多资料，一般说来是民族学者和人类学者所熟悉的，但对在华北搞过考古发掘的考古学者也是非常有益的。在华北，古代某些老方法早已被新技术所取代，但这些老方法在本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仍存在于中国西南部。所以在战争初期旅居云南的两年里，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利用一切机会收集这些古代遗留的资料，以提高我们对安阳发现的认识。”李济：《安阳》（单行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１０５页。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六章 流寓西南（6）
流寓昆明，李济的心思还在殷墟。他在龙泉镇中博院办公室设立了简单实验室，他又开始案头的繁琐考证。石璋如回忆：他住在史语所附近的棕皮营，中央博物院则设在二里开外的竹园村的李济１９４０年在昆明龙头村。（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土主庙内，在那里有一间实验室，设置着一架极准确的比重天平，每天或隔一天去作比重实验的工作。他的方法是：（一） 先量陶片干燥时的重量。（二） 然后浸入蒸馏水内三十六小时。（三） 先用马尾缚住陶片在蒸馏水中称重量，次取出擦去其上的水痕，离开水再称一次。每块陶片要称三次，作出一个公式，求其比重。这工作我曾帮他作过，所以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把各种质地及颜色不同的陶片选出代表，一一加以实验，以求出各种陶片的吸水率。这个研究的结果，在所著《殷墟器物甲编》上辑第二章中，比重吸水率，有很清楚的说明。石璋如：《李济先生与中国考古学》，杜正胜、王汎森编著，《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１９９８年，１５１页。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他就请求中研院其他研究所协作。１９４０年３月１１日，史语所致函化学所：“敝所李主任济现因研究殷代陶釉问题商请地质调查所代为化验分析，兹请借给所需药品十四种。”同日，再致函工程研究所：“敝所李主任济为研究殷墟陶釉问题前曾承贵所惠允代为将釉刮下，兹派李光宇君送带釉陶片四块，乞接洽办理。”所档：昆２０—４、５。李济正是在中研院同人的协助下，才完成《小屯陶器质料之化学分析》一文。他根据化学分析结论证明：殷墟白陶原料的质地与现代江西瓷品原料的质地几乎完全相等；殷墟硬陶、釉陶（世界最早的陶器上釉例子）实质的化学成分，不但与汉代带釉陶器的内体相近，且与清代瓷器内体亦无大差别。
三、 战火催生的中博院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于１９３３年４月在南京中山门内成立，其宗旨是“提倡科学研究，辅助民众教育，以适当之陈列展览，图智识之增进”。任务是“系统的调查、采集、保管、陈列，并说明一切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及现代工艺之材料与标本”谭旦冏：《“中央博物院”二十五年之经过·王世杰序》，台北：中华丛书出版编审委员会，１９６０年，２页。。筹备处首任主任由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兼任。１９３４年７月，李济接任中博院主任。
建立博物馆，以之推动科学的普及，是李济毕生的心愿。
他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就已深知博物馆对于传播科学知识、保存珍品、进行科学研究和实施教育的意义，那时他们的许多课就是在皮博迪纪念博物馆上的。参加考古工作之初，中博院院徽。
李济跟弗利尔艺术馆签订的合作协议条约中有这样一条：“所得古物归中国各处地方博物馆……或俟中国国立博物馆成立后归国立博物馆永久保存”。１９２６年６月５日，李济串联沈兼士、翁文灏、葛利普、袁复礼、步达生、周诒春、颜惠庆、曹云祥、蒋梦麟等，写信给来华考察的英庚款董事会的咨议委员会，要求从英庚款基金中拨款建一所人类学和考古学博物馆，并设想了如何用较少的经费建立一个高效能的新型博物馆。七年以后，中博院筹备处大致就是按照这个蓝本建立的，基本建设也受到英庚款的直接资助。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六章 流寓西南（7）
李济上任中博院主任伊始，聘请了梁思成为中博院建筑委员会专门委员，开始了博物院在南京的选址建设事宜。１９３６年，中博院在鞭炮声中举行了仿辽式建筑一期工程开工仪式。与此同时，文物采集工作也在紧张进行，先后接收藏于奉天及热河行宫，后归内政部所属古物陈列所的南迁文物，购进闵侯何氏“绘园”、东莞容氏“颂斋”、庐江刘氏“善斋”等地古物计二千余件，接收了瑞典人斯文赫定及中研院动植物研究所的大宗文物和标本。南京朝天宫库房建成，原存放在上海的南迁文物又运至南京保存，原属中研院的北平历史博物馆连同其收藏的文物一同并入中央博物院。
１９３７年春，李济在欧洲讲学期间，详细考察了德国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真是如入宝山！看了十天，尚未尽兴”，他印象最深的是，飞行器的陈列竟是从昆虫及飞鸟的飞行姿态开始的。由这些标本再看到各种现代的飞机及模型，李济感慨道，“对于飞机的结构，好像自己已是解人了”。
他曾设想过展示普及科学知识的方法：如果计划搞一个实物展览来说明现代动力发展的历史，不能只限于陈列几台蒸汽机、内燃机，应该从人类开始利用自身以外的动力说起，如猎人利用自然弹力，农人利用水力，以及利用驯服的兽力等，都有很长的历史，都是开发现代动力的预备知识，由此再说到蒸汽机的发明，内燃机及原子能的利用，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一部很自然的历史。李济主张，博物馆、科学馆的目标就是“教育”，不要转向，不要搞成百货商店、商品陈列馆，不要为征求展品而把给捐助人做广告当成主要目标。要有条理，有科学的陈列目标，不要让博物馆兼营其他业务。倘若假以时日，按照李济的目标，一座代表东方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博物馆将屹立在紫金山下的北极阁。
战火燃烧起来了，中博院的一些田野工作仍在继续。１９３６年底，李济筹组了中博院“川康民族考察团”，确定以马长寿为专员，赵至诚为技术员，李开泽为书记，重点考察凉山的罗罗本书所涉民族，皆沿用旧称。，同时征集民族生产生活用品。罗罗是彝族的先民，早在汉代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就有了记载，后见于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南中志》、唐代樊绰的《蛮书》等。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马长寿一行由南京出发，到四川从宜宾溯金沙江，先到“小凉山”雷马屏一带今四川雷波、马边、屏山三县。，考察了罗夷的一般情况。１９３７年春，他们离开雷波，直至大凉山核心区的竹核、昭觉，后又由西昌转盐源、盐边等地，７月底始取道西昌转至成都。中博院西迁的消息，促使他们加快步履，８月又从成都往西北行，经灌县到汶川、茂县、理番、松番等县，转至雷波、马边、屏山、昭觉、西昌。后重点考察了越西的尼帝、斯补、埃绒三土司区域，调查了罗夷土司制度、先民迁徙路线、物质生活及风俗礼仪，还对三个土司语言区进行了比较研究，翻译了一批罗夷经典，收集了约三百多件标本，提出了古代獠人即今之罗夷的推测，探讨了罗夷与西番的关系。山中数日，世上千年。战争终于阻止了田野调查的脚步。１９３９年初，在得到李济“结束工作”的指示后，考察团只得返程。５月中旬，回到成都，马长寿将罗夷考察征集的标本移存在望江楼边的四川大学新校舍，自己租赁在华西坝小天竺街住宅以作联络点。５月２８日，马长寿函李济：“罗罗报告写毕，前得籽原先生函称，教部索稿命摘录一份寄重庆，故预计两周之内寄呈。”所档：考１２—１０—４、６、２４。那份二十多万字的“凉山罗夷考察报告”，马长寿用蝇头小楷墨笔写成。分为罗夷之考察纪行、体质研究、起源神话、古史钩沉、迁徙史、系谱、地理环境、社会组织、罗夷一生、巫术祭祀与信仰、物质生活与技术文化、历法与年节、语言与文字及附录（罗文字、文法、经译本、故事等）等部分，是特殊年代的一份难得的民族考察文本。直至２００６年，那份尘封数十年的民族学调查报告才由马长寿的学生和助手李绍明、周伟洲重新整理，并以《凉山罗彝考察报告》为书名正式出版。
第六章 流寓西南（8）
１９３８年９月，吴金鼎、曾昭燏等由英返国抵昆明，应李济之邀来到中博院工作。曾昭燏和吴金鼎、王介忱夫妇“所从事的田野工作及其方法正代表了当时英国甚至可以说是世界的较高水平”。此时的中博院，可谓考古学的重镇。李济主持拟定了一份西南考古的宏大计划，据计划书称：“过去十余年来，华北考古之结果，证明中华远古之文化，确有一部分来自西南，吾人为欲了解全部中国文化之渊源起见，现拟按照下列计划，从事西南考古。兹拟实地调查西南古迹，颁藉吾人所熟知之汉族遗物为线索，先求汉族遗迹之分布，再就地层先后，以推求汉化以前之他族文化，及汉化后所产出之特色……”谭旦冏：《“中央博物院”二十五年之经过·王世杰序》，台北：中华丛书出版编审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