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遭遇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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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遭遇皇帝- 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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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王萧宝寅,祏密谋于始安王萧遥光,遥光自以年长,欲自取,以微旨动祏。祏弟祀亦以少主难保,劝祏立遥光。”
  “祏、祀密谓吏部郎谢脁曰:‘江夏年少,脱不堪负荷,岂可复行废立。始安年长,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贵,政是求安国家耳。’遥光又遣所亲丹阳丞南阳刘沨密致意于脁,欲引以为党,脁不答。顷之,遥光以脁兼知卫尉事,脁惧,即以祏谋告太子右卫军左兴盛,兴盛不敢发。脁又说刘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则刘沨、刘晏居卿今地,但以卿为反覆人耳。’暄阳惊,驰告遥光及祏,脁常轻祏,祏固请除之。遥光乃收脁付廷尉,脁遂死狱中。”
  胡三省评注《资治通鉴》,至此,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谢脁以告王敬则超擢而死遥光之手,行险以侥幸,一之为甚,其可再乎!”一个为自己着想得太多的人,一个以为别人都是傻子而只有他聪明绝顶的人,那上帝可就省事了,用不着别人打倒,自己就能把自己搞死的。
  当文人遭遇皇帝,一般来说,幸者绝少,不幸者绝多。但如大谢和小谢这样,不是遭遇,而是招惹,那就绝对不会有好果子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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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与忘形(1)
得意与忘形之间,确实存在着一道最好不要逾越的界限。得意可以,但绝不要忘形。因为一旦忘乎所以,而又不知节制,失态丢人事小,遭忌惹祸事大,说不定还要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公元四世纪末,拓跋氏少数民族的北魏政权在北方踞起。
  鲜卑族的拓跋氏这一支,好战尚武,以骑掠剽劫为生,旷居漠北,封闭阻隔,愚昧落后,拒绝开化。因此,其野蛮程度也甚于其他边外民族。他们对于汉文化,采取绝对的排斥态度,并且顽固地坚持旧习俗不变,甚至到了很晚的时期,才禁止同姓通婚。所以,越远离文明的人,也越害怕文明,有机会摧毁文明时,也就越是残忍。必然要把体现文明精神的一切,视作烧杀抢掠破坏毁灭的对象。
  北魏政权,只是到了统治巩固的孝文帝时期,才实施中原化,和汉族化的政策,向往文明。他命令“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不允许穿自己民族的服装,“昨望见妇女犹服夹领小袖,卿等何为不遵前旨?”而且“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放,清河崔宗伯,荥阳郑义,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陕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亲,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以上均见《资治通鉴》)直到这个时候,拓跋氏政权才完全摆脱了早先的落后愚昧状态。
  实际上,野蛮的民族习性,甚至到了很晚的后来,也不能根除。从《北史·韩风传》里,可以看到一位权要对汉人的仇视心理:“恒带刀行马,未曾安行,瞪目张拳,有啖人之势。每咤曰:‘恨不得杀汉狗饲马。’又曰:‘刀止可刈贼汉头,不可刈草。’……朝士咨事,莫敢仰视,动致呵叱,辄詈云:‘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由此想见早期侵入中原,是如何的暴虐残杀,野蛮成性的了。
  历史上不时出现的文明倒退,就是这样产生的。欧洲十字军的东征铁蹄,将埃及,拜占庭文明消灭殆尽;汪达尔人从西西里杀来,辉煌的罗马文明便毁于一旦。同样,中国的每一次劫难,也都发生在外来的低文明的少数民族政权,和无文化的农民革命政权,进行野蛮和半野蛮的统治时期。回顾文革十年,以破四旧为名,进行打砸抢者,其中一大半是痞子运动的先锋,以及无知的红卫兵;那些提倡读书无用论者,赞成知识越多越反动论者,以折磨知识分子为乐者,都是些文化低下的造反派,这与土地革命时期,“痞子”们要到小姐少奶奶牙床滚一滚的行为,异曲同工。撇开特定的政治条件,与拓跋氏肆虐文明,摧残文化的野蛮心理分不开的。
  像在此以前的羯族石勒,氐族苻坚,由于长期统领部落,居游在汉民族的边境内外,虽然不断骚扰中原,但由此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和感化,也就相对的多些。于是,产生出对于高级文化的亲和性和企慕性,所以,他们更追求民族的文明进步,甚至禁止穿胡服,用胡语,努力融入中华文化。拓跋氏则不同,胡服骑射,游掠虏获,许多陋习,迄无变化,于是,必然形成抱残守缺,恐惧文明的敌对心理。
  民族如此,具体到一个人,甚至一位作家,也是如此。
  在一些作家的头脑里,由于对接踵而来的现代文明,时代进展,新鲜事物,生活变化,简直来不及适应,便产生所谓的“拒绝投降”的怨尤情绪。有的作家发出思古之幽情,留恋昨天那其实一点也不愉快的贫穷生活,好象几尺布票,几斤粮票,几两油票,倒是天堂一般的生活。好象春节到了,才供应一只鸡,一把炒花生,倒是最公平的黄金时代。于是,像古人怀念葛天氏之民的原始岁月,将满目疮痍的昨天,涂上乌托邦的理想色彩,以阿Q式的精神来对抗现实。这和远古时期的拓跋氏,把同姓通婚,翁媳同庐,奴役制度,虏掠人口,视作正常现象甚至还引以为荣一样,是一种鸵鸟式把头埋在沙漠里,缺乏最起码的面对现实的勇气。另外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因为变革而打乱了陈规陋习的旧秩序,使他失去了往日的被恩渥的殊荣,长期养尊处优的结果,再找不到与新生代在同一起跑线上冲剌的力量。才对新时代带来的文明变化,产生像对待洪水猛兽似的畏忌和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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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与忘形(2)
因此,野蛮落后而又顽固保守的拓跋氏,凭藉武力,统治中原,必定忌恨文明。作为战胜者,就要进行残酷的报复。文化上的差异,也形成可怕的压迫。弱的劣势文化,便要凌驾于强的优势文化之上,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时常空白的由来。拓跋氏以人数不多,文化低下的游牧民族,统治人多地广文化较高的汉族地区,不得不使用汉族的官吏,士族,和文化人,但又十分忌畏这些文化教养高于他们的被统治者。于是,猜疑忌畏,动辄问罪,大张挞伐,殃及无辜,便成为文化低下的主子们的发泄肆虐的手段。
  北魏崔浩的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杀他的同时,不但“诛清河崔氏无远近,”连“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一下子,就把那些名门望族,比拓跋氏文化层次要高得多汉人,一网打尽。因此,劣强而汰优,便是野蛮战胜文明的苦果。
  所以,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文明与野蛮的较量史。
  现在回想陈寅恪那样的大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受辱于无知的群氓之辈,也就不以为奇。凡落后者,无不反对开化;凡愚昧者,无不仇恨文明;凡文化处于低下状态者,无不对拥有文化的人嫉恨不已。好一点的,采取戒备疑惧的态度,糟一点的,就是敌对仇视,除之而后快。这些人手中,一旦握有生杀大权,他的第一假想敌,就必是知识分子无疑。哪怕知识分子已经匍伏在他面前,输款纳诚,三跪九叩,吾皇万岁万万岁。他也不放心,视那个磕头如捣蒜的文化人,为首先要防范的阶级异己份子。
  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文化要想发展,主要因素,是统治集团不那么与知识分子为敌,次要因素,是社会的相对稳定。若两者俱备,就出现汉唐文化的辉煌气象。若战乱频仍,兵荒马乱,遍地哀鸿,民不聊生,如果统治者不跟知识分子太作对的话,如晚唐,如南宋,文化发展也不至于完全停滞。要是像秦始皇那样焚书坑儒,赶尽杀绝的话,哪怕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也会出现全国范围里的万马俱喑局面。
  最眼前的例子,就是文革中把作家都关进牛棚的时候,一个个领教无产阶级专政,唯知检讨悔过,低头认罪,苟延残喘,唯求活命,哪里还有功夫为文学兴灭继绝呢?所以,还真得感谢浩然先生,否则,那十年,在文学史上,就彻底空白了。所以,文化的兴废,艺术的枯荣,文明的发展与倒退,知识分子的生死存亡,全系于统治者的一念之间,确实是数千年中国的事实。
  如果,北魏的崔浩,这位豪门子弟,朝庭重臣,有比他大约早一个世纪的前秦王猛那种难得的清醒,了解拓跋氏的野蛮性,和他们对汉文化的警惧性,而不得意忘形,将矛盾激化,历史又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所以,有的知识分子,总是过高估计了个人的力量,认识不到文明在野蛮的铁蹄下,那总的说来是可怜巴巴的命运。最后,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某种程度上说,是自己把命玩进去的,谁让他得意之后,还忘形呢?
  晋室南渡,一部份大士族如王、谢豪门,到南方去了,留下来的汉族上层人物,自然也就不得不与少数民族政权合作。崔浩和他的父亲崔宏,是为北魏的建立,作出杰出贡献的士族代表人物。连魏国的国号,也是崔宏倡议的。可他们从心眼里,绝对看不起这些头顶留一撮毛发的统治者,背后称呼这些人为“索虏”。虽然有的戎狄之君,用讨这些大士族的女儿当老婆的办法,来改变自己的成份;正如今天,有的作家忽然以为懂得些洋情调,就觉得成了贵族,攀一门高亲,认一位名师,也跟着家学渊源,或学富五车起来一样,都是一厢情愿,作不得数的。中原知识分子与拓跋氏政权的精神上的对立,固然是民族矛盾,但实际仍是文明与野蛮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三至五世纪,黄河流域在少数民族的政权统治之下,老百姓始终引颈南望,仍是把地处江东的晋,和稍后的宋齐梁陈,视作正统所在。说到底,这种民心所向,表现了对文明的向往,和对野蛮的痛恨。所以,354年东晋大将桓温率军入关,驻灞上,三辅郡县争先归附,“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所以,那些外族统治者,总有窃居人上的自卑心理。383年苻坚在淝水之战前,他的弟弟苻融劝他,“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不绝如缕,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于是,如王猛,如崔浩,这些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做事,而且担任重职的大知识分子,都是竭力劝阻所辅佐的北族统治者,不对南朝兴兵动武,不管他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其实质意义是护卫文明。相反,在促成对其它少数民族的战争上,倒是不遗余力的鼓吹,说穿了,不过让他们以蛮制蛮,互相残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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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与忘形(3)
所以,跟少数民族皇帝,进行这种迂回战,是一场如履薄冰的危险游戏。
  王猛要高明些,因为“少贫贱,以贩畚为业”,与社会接触,深谙世情。史称他“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细事不干其虑,自不参其神契,略不与交通,是以浮华之士,咸轻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为意。”超脱而又严谨,无欲加之慎重,这是他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原因。
  崔浩虽然“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但这位出身名门的贵家子弟,养尊处优惯了,未免高傲自许,自我优越,行止随意,清高慢世。史称他“纤妍白晰,如美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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