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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沧海（3）
可哪知道穆宗只坐了四年江山，就因服长生不老药驾崩了。诗人在《题长庆四年历日尾》诗中写道，“残历半张余十四，灰心雪鬓两凄然。定知新岁御楼后，从此不名长庆年。”那无望失落之情，溢于纸面。看来，他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说到底，文人，再有心眼，再富心机，再小心谨慎，再心明眼亮，永远不是那些职业政客的对手。政治家玩文学家，如猫搏鼠，让你死，你就死，而文学家玩政治家，则如羊驱虎，你让人家死，死不成，反过来，你倒可能搭上一条命。要知道，为文是一门学问，做官更是一门学问，两者通常不能得兼。做得一份好官者，未必写得一手好文，同样，做得一手好文者，未必为得一份好官。所以，没才气的文人，才热衷做官，没本事的官僚，才附庸风雅。打草搂兔子，一举两得。
而历史上那些真正的文人，从屈原起，到司马迁，到谢灵运，到李白，在官场无不混得很失败，归根结底，他们压根不是当官的料。也许，一开始就不应该搅到政治的浑水中来，老百姓的一句民谚：“没有金钢钻，别揽瓷器”，没有为官秉赋，而且你心不狠，手不辣，千万别求仕进。总结元稹的一生，成功快，失败更快，问题全出在他“见事风生”的性格上。太急功近利，太短期行为，太随风使舵，太容易转向。这种性格悲剧，决定了他一生的结局。
然而，中国文人，很不幸，似乎是胎里带，都有做官的冲动。我认识的一些同行，削尖脑袋，热恋乌纱，做到了官，很高兴，做不到官，很沮丧。当然也不能完全怪这些文人，尤其那些古代文人，因为从他们入塾启蒙那天，朝至圣先师磕头开始，孔夫子就教导“学而优则仕”这五字真言，已经种下了病根。然而，封建社会的国家机器，是一个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的极其凶险所在，一个诗人，一个作家，要混个一官半职，谈何容易？
白居易比他明白，及早地抽身出来，退隐到他洛阳履道里的大宅子里，修身养性，颐养天年，不问政治，只管快乐，而且，他也绝不会感到寂寞，至少有半打小妞陪着老人家玩，这就是香山先生的大智慧了。因此，他能一直活到七十四岁高龄。而元稹，始终怀抱东山再起之心，始终冀图重获圣眷之想，心急如焚，辗转反侧，最后，终于走上穆宗皇帝那样的不归之路，因求长生，求雄壮，服药不慎，饮丹中毒。于公元831年（大和五年）七月间，暴卒于武昌任所，享年五十三岁。
一个诗人，一个作家，只要陷在非其所宜的官场浑水里，想要保持清纯的文人本色，想要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这种鬼话，说给谁去听，也不会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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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何以《秦中吟》（1）
应该看到，忧患意识，这种绝对为政治或政治化的创作冲动，是中国文学的强项。这种为外国人所不屑的政治，所看不上的的政治化，其实正是中国文学的特别之处。
文学，其实只有两类，一是为大众的，一是为小众的。而为大众的文学，那种对于社会，民族，国家，人民的现实主义关怀，正是中国文人的传统精神所在，创作生命所在。也是支撑中国文学史的最坚实的脊梁。
唐代诗人白居易元和六年（811），或稍后间，写了《伤唐衢二首》，悼念他的亡友。第二首中，谈到了他自己所作组诗《秦中吟》的创作缘起。
忆昨元和初，忝备谏官位。
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
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
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
贵人皆怪怒，闲人亦非訾。
天高未及闻，荆棘生满地。……
谈白居易，不能不谈他的这些讽谕诗，而谈讽谕诗，不能不谈他的这组直陈朝政弊端，迳指吏治窳败，深刻反映现实矛盾的代表作。就以其中《轻肥》一首的结尾句为例，“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一个国家到了这样天昏地暗的地步，这个统治者，这个政权，还有得救么？
能够大声疾呼地写出社会的黑暗，这是诗人的勇气，也是文学的勇气。所以这组极具批判精神的《秦中吟》，其振聋发聩的意义，在当时，引起朝野强烈反响，是想象中事。幸好，唐代不那么喜好迫害文人，不那么热衷于文字狱，倒没有把白居易抓起来，算是他的万幸。
不过，为文之人，成功于文，得意于文，获罪于文，败落于文，这个怪圈往往逃脱不出。这组引起京师大哗的诗，不但影响到他正在上升的仕途，也为他稍后逐出京城，谪为江州司马，埋下伏笔。
其实，这首诗，或这组诗，说实在的，写得挺白露，挺率意，挺浅俗，挺不讲究含蓄，纯从诗的角度考量，除了主旨的积极意义外，在美学价值上绝不能算是上乘之作。但当时的老百姓爱读，嗣后的老百姓传诵，不管怎么样，《秦中吟》，对罪恶政权及其统治者的控诉，证明诗人的心和老百姓的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冲这一点，便知道在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眼里，什么样的诗最具有永远强大的生命力了。因此，你可以觉得这组诗，其实没有什么深奥，但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十个字，对你心灵的冲击，震荡，震撼，惊动，肯定是非同小可的。
说到底，中国人欣赏文学，或者，中国的老百姓对于文学的观点，是不能拿高雅的西方文艺理论标准来套的。这就如同桔子一样，淮水以南为桔，过了淮水，则为枳，地域不同，口味也相异。数千年来，中国人的阅读，被训练得已经习惯于“文以载道”。老百姓拿过来一篇文章，一首诗歌，他在享受阅读美感的同时，也在期待作家或诗人要灌输给他的“道”。
这使那些受过西方文学训练的绅士淑女，闲人雅痞，挺恼火，挺憋气，摇头不迭，叹气不已。不是他们或她们不想与民同乐，而是民不吃那一套，不想与他们或者他们同乐，这样，只好搞小圈子文学，孤芳自赏。
所以，当下的中国文坛，鞭炮齐鸣的轰轰烈烈，锣鼓喧天的热热闹闹，说了归齐，也只是关起门来，在一个其实有限的范围里自得其乐而已。据最新统计，中国人口已经超过十三亿还多，我敢说，如果这个圈子的动静，能达到多出来的那个零头数，那也就不得了，也就是奇迹了。
而那个大头，整数，十三亿人在等待着的，应该是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所写：“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通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似的被广泛认同的文学；应该是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所写：“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似的被公众接受的文学。说白了，就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那种与老百姓心气相通，能产生冲击波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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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何以《秦中吟》（2）
你所写的东西，与大多数中国人风马牛不相及，凭什么要他们向你叫好？
因此，文必载道，这是中国文学的特色。而且要载老百姓的“道”，则尤其是中国文学的安身立命之处。如果一个作家，一个诗人，为了分一杯羹，沾一点光，歌功颂德，万寿无疆，顺风搭船，为虎作伥，载的是统治者的“道”，也就不必期待老百姓为你鼓掌；反之，你载了老百姓的“道”， 也就别指望统治者和国家机器中的臣僚，以及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对你笑脸相迎。因此，白居易的这组直陈时弊的《秦中吟》，使当道的“贵人皆怪怒”，使非当道的“闲人亦非訾”，也是事所必然。
现在来看看诗人，怎么面临“荆棘生满地”的政治压力，举步维艰的？仍以这组诗中的一首《轻肥》为例。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
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
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
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
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
果擘洞庭桔，脍切天池鳞。
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
——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从《诗经》、《楚辞》始起，中国的诗人们，就有心系元元，命牵国运的忧患意识。由于目光所及，悉为绝大多数胼手胝足，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百姓，无法浪漫起来，性灵起来，轻松起来，飘逸起来的，加之五千年来的中华民族，忧患常###，安乐无一二，注定了中国文学只有这条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道路好走，也是中国文人强烈使命感的由来。
别的路也不是没有，但那些与现实生活无关痛痒的文学作品，要想得十三亿双眼睛认可，大概也难。这样，中国文人中的稍有良知的绝大多数，遵循这个历史悠久的主流传统走下去，也是势之所趋。可谓命中注定，非此不可。
所以，外国人对中国文学的评价，常常是两个字：政治，或三个字，政治化，很让我的那些同行们禁受不住，为之气短，沮丧，失落，一脑门的挫折感。因此，在一些场合，人家一说到这两个字或三个字的时候，显得很理不直，很气不壮，很有一种矮人半头的羞愧感。
那时，有一个美国人，叫夏志清的，忽然抬出来沈从文，抬起来张爱玲；有一个北欧人，叫马悦然的，忽然抬出来某些作家，忽然抬起来某些作品。这本是一家之言，无足轻重。他又不是上帝，即使果真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太上老君，也挡不住我不信邪。但不知为什么，也许中国人在有皇帝的年头里，磕久了头，竟磕出一种精神上的萎缩症，老外放出话来，弄得那些明公们，方寸大乱，步履蹒跚，霎时间没了底气，来不及地妄自菲薄的同时，又来不及地将沈、张之流，尊上殿堂，配享神庙，视若圣明，然后粪土一切，埋汰自己。
这出闹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达到高潮，一度甚嚣尘上。后来，看客渐少，票房渐差，尤其国门大开以后，花上万把块钱，根据马斯赫特条约，欧盟国家一个礼拜即可走透；在911以前，美国还没有启用必须按指印，脱鞋子，方可过关的制度之前，中国人到美利坚合众国，像北京人从东单到西单那样方便。于是，大家觉得不过彼此彼此，干嘛非要把你当上帝，把你的话当圣经呢？于是，诸神退位，破除迷信。至于个别还找不到感觉的先生女士，非等洋人颁给一张文学绿卡，仍像阿Q那样，睡在土谷祠里，做白衣白袍的美梦，那也只好由他了。
应该看到，忧患意识，这种绝对为政治或政治化的创作冲动，是中国文学的强项。这种为外国人所不屑的政治，所看不上的的政治化，其实正是中国文学的特别之处。这种对于社会，民族，国家，人民的现实主义关怀，正是中国文人的传统精神所在，创作生命所在。
我们的作品，是写给大多数中国人看的。至于外国人喜欢或者不喜欢，接受或者不接受，那是其次又其次的考虑。一个中国作家，用得着咸吃萝卜淡操心，要在意那个夏志清的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