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挺之不会为双打分子的子女李清照缓颊的，一方面是亲不亲，路线分。另一方面便是一种阴暗心理了，此人几乎绉不出几句像点样子的诗词，很生闷气，这和江青为旗手以后，死整三十年代文化人一样，赵挺之对他的儿媳，肯定怀有妒火中烧的文人情结啊！
正是这种老父远谪，身不自保，京师难呆，夫妻离分的多种因素，李清照相当不是滋味，才有这首前景渺茫，后果难料的《一剪梅》。
李清照的这首很政治化而无任何政治蛛丝马迹的《一剪梅》，长期以来，是被看作一首闺情诗，一首思妇词，被人吟哦传诵。在最早的版本上，甚至还有编辑多情加上的题注。“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甚至还有更艳丽的演义，那块锦帕，也就是李清照手迹的此诗真本，到了元代，还被画家倪云林所收藏云云。如果真是这样罗曼谛克的话，那倒是适合拍好莱坞爱情电影的上好素材。
一个作家，一个诗人，能给后人留下充分的话语余地，说好也罢，说坏也罢，能够有话好说，那就不简单，可谓不虚此一生。作品问世，不是马上呜呼哀哉，不是转眼烟飞焰灭，而是说上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像李清照这样，才是所谓真正的不朽。至于时下我等厕身之文坛，耳闻目睹，恭逢其盛的“不朽”， 无论个人吹出来的，还是哥儿们、姐儿们捧出来的，无论怎样厚颜无耻，大言不惭，至多，只能说是一种乐此不疲的文学手淫而已。
《一剪梅》中，远走之苦，恋念之深，绮丽的离情，委婉的别绪，无可傍依的忧愁，无计排遣的惆怅，字字句句，无不使人共鸣。全词无一字政治，但政治的阴霾，笼罩全词。这还不过是她飘零一生的序曲，嗣后，靖康之国灭，南渡之家亡，逃生之艰难，孤奔之无助，更是无穷无尽的与政治扭结在一起的悲剧。甚至直到最后，死在哪年？死在哪里？也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尽管，她很不幸，但她留给文学史的不多的词，很少的诗，极少的文章，无一不精彩，无一不出色。甚至断简残篇，只言片字，也流露着她的睿智。在中国文学的天空里，李清照堪称是女性文人中最为熠熠发光的星。
对于这首词，明人王世贞的评说，别出心裁，他认为女诗人写作时的心态，“可谓憔悴支离矣”。王世贞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因为其父王忬，藏有《清明上河图》，严东楼想要，王不敢不给，但又舍不得，只好搞了一份膺品送去。谁知被人揭发，由此忤怒严嵩，便找了别的籍口，将他关进大牢。王世贞营救无计，眼看其父瘦毙狱中。这种相类似的感受，使他在《弇州山人词评》中，忖度李清照的写作心态，“憔悴支离”四字，道出真缔。
所以，当文认遭遇皇帝，面对政治迫害，这种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的恋恋不舍之歌，那是很痛苦的诀别。不能抗命的无法逃脱，难以名状的凄凉情绪，无可奈何的强迫分手，心碎郁闷的长远相思，就绝非泛泛的离情别绪所能涵括，而是更深层次的悲恨怨愤。要真是“花自飘零水自流”，花归花，水归水，各走各的路，倒相安无事的。可是，落花无意，流水有情，“双打办”也好，“清奸肃党办公室”也好，频频敲开她家的大门，不断关切她何时启程。于是，“远游”的，只能是她。告别汴梁，沿河而下，回到原籍齐州章丘，也就是山东济南，饮她飘零人生的第一杯苦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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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的悲哀（4）
似是同时，北宋当局的腐败政权，也开始江河直下地向灭亡走去。
也许一个临近衰朽没落的政权，越是疆土日蹙，越是外邦欺凌，越是国弱民衰，越是日暮途穷，越是起劲地窝里斗。这种力气没处使只有自相残杀的游戏，也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场面。
而积弱的宋朝，到了中后期，举国上下，不务正业，投入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党争”，耗竭国家之元气，伤害国民之精神，制造人群的分裂，最后只有不可收拾的亡国一途。尤其可恶的，正是这场“党争”，把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的优秀文人，其中很有一些堪称为民族精魂的文学巨人，都卷了进来，一个个打得不可开交，一个个活得精疵力尽。求生尚且艰难，何暇顾及为文，遂酿成文化生机的停顿，文学发展的凝滞。
试想，在这场由皇帝发动的小人结群，君子蒙难，豺狼当道，精英受害的肉搏战中，大厮大杀，徒费岁月的文人们，纵有盖世的天才，也被无用功消耗殆尽，即使有天大的智慧，也被虫豸们吞噬一空。
这才是最令人扼腕的。
因此，如果给北宋那些文学大师，相对平稳，无须旁骛，得以专心致志写作的时间；如果给李清照一个没有惊慌失措，没有危机四伏，能够有充分发挥其文学才华的空间，以钟灵毓秀之心，作美仑美奂之文；如果，说到底，没有从神宗起到徽宗止，桎梏文学生产力发展，长达五十多年，搞得昏天黑地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宋代文人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应该更大一些，更好一些。至少不比唐代逊色，说不定如盛唐那样，也有一个盛宋的文学气象。
真是那样的话，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女性，也不至于只留下一本薄薄的《漱玉集》给后世了。
然而，悔则何益？“花自飘零水自流”，也只能是无奈无益的空叹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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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朱皇帝（1）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要你做官，不准你不做官的时期；曾经发布过一条“寰中士夫不为君用” 必严惩不贷的法令。这就是朱皇帝坐江山后，用来对付那些不肯跟他合作的知识分子的手段。
老朱玩这一套，有点黑色幽默。
朱元璋是苦出身的皇帝，在历代开国君主中，他的成份该是最无产阶级的，最苦大仇深的。
儿时因家贫无以自给，当然更谈不上读书了，只好到皇觉寺当小和尚。一个人穷到落发为僧，这对中国人来讲，也真是穷途末路了。元末天下大乱，像他这样一个流氓无产阶级，自然投奔农民起义军谋生。当时这些未成势的，到处流窜的反抗官府的义军，也打家劫舍，骚扰百姓的。所以后来他当上皇帝以后，至尊无上，特别忌讳提及他贫寒微贱的过去，和他曾经为僧、为贼的历史。
现在无从知道他在游方乞讨的生涯中，是如何饱受生员官吏，豪门士族，衙隶差役，地主富户欺压的，反正是他心中的一笔深仇大恨。因为他没有机会读书，对知识分子，怀有戒惧疑虑心理，也是很正常的反应。所以当上了皇帝以后，收拾起这些人来，是一点也不手软的。
性残忍，好猜忌，嗜杀人，无所不用其极，是朱皇帝这位暴君的的特点。尤其他坐稳江山以后，不能不使用知识分子，来管理这个国家的行政事务，但是，他又不能不防范这些知识分子，给他耍心眼，跟他不合作。因而，他对手下的这些官员，总是提防着，总是戒备着，表现得特别敏感，特别介意，甚至有点病态的神经质。
而神经绷紧到一定程度，就要开刀问斩。“太祖视朝，若举带当胸，则是日诛夷盖寡。若按而下之，则倾朝无人色矣。中涓以此察其喜怒云。”（明无名氏《翦胜野闻》）
最有趣的，他老婆马皇后跟他厮杀一生，最后沉疴不起，知道死之将至，无法挽救。经太医们精心会诊，想法治疗。谁知她宁可等死，坚决拒绝用药。朱元璋火了，责问她为什么？马皇后说，“我吃药也是死，不吃药也是死，可我吃了药死后，你一定要杀这些太医们的头，於其如此，还不如不吃药而死，可以保全这些太医们。”
这一段野史，人称“马皇后怜惜太医”，由此可见，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老婆，也是对他动辄杀人的脾气，无可奈何的表现。因为一旦成为暴君，便不可理喻的疯狂了。
朱元璋残暴阴刻，自负偏狭，猜忌疑心，自然对那些有思想，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更要视作心腹之患了。虽然他与元军，与其它起义军作战打天下的时候，很注意延揽士人，以为己用。譬如刘基，譬如宋濂，譬如“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高升，譬如“不嗜杀人，故能定天下于一”的唐仲实等等。但江山坐稳，这些读书人和那些恃功自傲的功臣宿将一样，很有碍于他的统治，登基没几年，他就开始收拾了。
如果说引发朱元璋对开国元勋大开杀戒的藉口，是谋反叛乱，他对知识分子的镇压，就是不能容忍这些读书人对他的“讥讪”，尤其不要碰他的“忌讳”。
《闲中今古录》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杭州教授徐一夔撰写了一份贺表，上呈朱元璋讨好。马屁拍得够响的，其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阿谀奉承语句。谁朱元璋阅后大怒，他说：“‘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无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下令把教授斩了。这很有点像阿Ｑ，因为头秃，连“光”、连“亮”都在忌讳之列。但阿Ｑ顶多怒目而视，朱元璋却是皇帝，而且是一个暴虐成性，残忍乖戾的独夫，那自然是要杀人的了。
《闲中今古录》里还举了一个例子，洪武甲子，朱元璋开科取士，一些功勋大臣不服，认为他轻武重文，朱元璋讲：“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勋臣们提醒他：“此固然，但此辈善讥讪。”并举了朱元璋的当年的死对头，另一位起义军领袖张士诚的例子告诫他。张原名九四，对儒士相当礼遇的，因嫌九四作名不雅，请教这些儒士，才改为张士诚这个名字的。朱元璋一听，说：“这名字不是很好吗？”哪知道这些勋臣说：“《孟子》里有一句‘士诚小人也’，这根本就是在变着法儿骂他，他不明白罢了！”这正好碰上朱元璋的弱势情结，从此对士人和他们的文字，挑剔找碴，没完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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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朱皇帝（2）
皇甫录的《皇明纪略》里也记载过，他曾经命令状元张信教他的儿子们写字，张信用杜甫诗“舍下笋穿壁”作为临摹字式。朱元璋一见这五个字，莫明其妙地大怒：“堂堂天朝，何讥诮如此？”说话间把这位状元推出去腰斩了。
僧人来复上谢恩诗，其中有“金盘苏合来殊域”、“自惭无德颂陶唐”两句，朱元璋阅后发火了，头一句认为“殊”字是“歹”和“朱”二字合起来的，是在咒骂他；后一句认为是讽刺他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这种毫无理性的文字禁忌，其实，这些所谓的“忌讳”，是和他本人的文化弱势联系着的，也是历代草根阶层出身的帝王，仇视读书人的一个基本情结。
据史传载，朱得天下以后，那些曾为元政权工作的官员和士子，并不热烈拥戴朱皇帝。按理，他们应该庆幸摆脱外族统治，而投身这个汉族政权。但是，知识分子很聪明，他不傻，你说下大天来，我不上钩，你又能奈我何乎？很简单，他们在观察，对朱皇帝的屠杀功臣，镇压异己，抵制文化，排斥文人的政策，心有余悸，抱着不敢合作的心态。
可朱元璋需要干部，从中央政权到地方政权，都得有人为他做事。他知道这些识文断字的家伙，不买他账，可这些人忘了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