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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遭遇皇帝（5）
这位以司马迁自许，遍游燕赵齐鲁，三吴八闽，搜访南明遗事，立志续史的戴名世。“既穷而游，多愤世嫉俗之论，以是积学之士皆慕其才，与之交，而驰声利挟权势者，则畏其口而忌其能”（徐宗亮语）。看来，不是他不了解这个社会，而是这个社会根本不能接纳他。于是，得罪了有权有势和有银两者，自然也就制造了不少明里暗里的反对派。
反对派的存在，也许并不可怕，反对派加之小人，那就没好日子过。都说中国地大而物不博，但是，就小人而言，这东西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却从来不感紧缺，随时随地，不请自到。孔夫子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应该是“三人行必有小人”才对。小人之厉害，在于他全天候的精神抖擞，眼睛盯着你不放的同时，鼻子还不停地嗅着上面的动静。
我估计那个跳出来陷害戴名世的御史赵申乔，一抓住他书中的把柄，二抓住他备受世俗訾议的恶名声，三抓住康熙要杀人的血腥欲望，于是，一纸奏书，呈送到主子面前。
“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疏参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今身膺恩遇，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厕精华？祈饬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谨之戒。”
康熙御批：“这所参事情，该部严察，审明具奏。” （《圣祖仁皇帝实录》）
戴名世的《南山集》的“罪状”，说来可笑，在书中有关南明政权史实部份材料，引用了桐城另一位也曾是翰林和侍读学士的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书中所记南明事，用南明年号，而戴名世转录到自己文集中时，不知道他是马虎了呢？还是相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未作更改。或者，在他这个另类文人内心深处，存有一点叫板之意。于是，偏偏被一心找碴的赵申乔抓住，这个想吃人血馒头的小人，以 “所作书内，将本朝年号销除，将永历年号写入等类大逆不道之语”参奏上去。 小人之狡狯，就在于他抓住康熙狭隘的种族禁忌心理，激怒之下，把戴名世送上断头台，而赵申乔因此案立了大功，擢为户部尚书。
这次《南山集》文字狱，牵连到已死多年的方孝标，牵连到作序的方苞、方正玉、汪灏等人，牵连到出版社，印刷厂，发行人，投资商，以及藏有此书者，知情不报者，和处置不力的地方官员。最为恐怖可怕者，牵连到戴、方两族大批宗亲姻眷，一概治罪，那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杀得整个桐城地区，血风腥雨，昏天黑地。
按当时康熙批准的屠杀范围：
“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不分异性、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查出送部，律斩立决。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其十五以下子孙，伯叔父兄弟之子，查出照例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据雍正元年的刑部题参）
总计死于非命者，应有三百多人，流放黑龙江的宁古塔，拨与乌喇、白都诺等处安插，活着受罪者，当有四百来人。康熙这次《南山集》一案，遭波及者将近千人之数。时隔数个世纪，重述这段血泪往事，犹感心悸。
戴名世固然为他的笔误，横遭惨祸，其实对统治者来说，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借口，而根本问题，在于他一定要写出南明史的这一份真实，为康熙之忌，才付出代价的。
“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
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终明之世，三百年无史，金匮石室之藏，恐终沦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诸书，缺略不详，毁誉失实。嗟乎！世无子长、孟坚，不可聊且命笔，鄙人无状，窃有志焉。”（戴《与余生书》）
文人遭遇皇帝（6）
所以，从屈平起，中国文人最让统治者头疼的一点，就是他们坚持笔下的真实。戴名世之值得尊敬，也就是他要把那一段被湮没的，被改写的，被当局有意忘却的历史真实，无论如何也要写出来的勇气和骨气，不屈不挠，赍志以赴，知道没有什么好果子吃，文人的诚实，文人的理性，文人的使命，文人薪火相传的历史责任感，也使他不能住手停下。
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文人，最起码的一条写作准则，就是要给历史留下来真实。可以不写不说，但不可以瞎写瞎说，尤其不可以为了迎合什么而颠倒黑白，而枉顾是非，那就是缺了大德了。那些为康雍乾唱赞美诗的史学家，文学家，实在是令人为之齿冷的。
在安徽桐城戴名世祖屋后边，那口至今犹在的池塘，当时为避祸及，其族人先行跳水自溺而亡者，将近百十来口，其中以妇孺眷属为多。据说这口池塘，时闻冤魂夜哭，到了刮风下雨的天气，常见幢幢鬼影，时有阵阵阴风。
看起来，文人遭遇皇帝也罢，或者皇帝有意识地遭遇文人也罢，说了归齐，双方矛盾的症结，就在于真实二字。一个要说出写出这个真实，一个不要你，不让你，不准你说出写出这个真实。于是，患有意识形态恐惧症的统治者，只有诉诸于文字狱的办法，来收紧文人的骨头。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便是中国文人永远摆脱不掉的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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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刻明史案（1）
清人龚自珍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文字狱”一词，典出自何人何书，无从查考。但是，创造这个词汇的古人，大概没想到所谓康雍乾“盛世”文人，要为这三个字，付出多少头颅和热血！
发生在公元1663年（康熙二年）庄廷鑨《明史》案，大开杀戒，“名士伏法者二百二十一人”。 这是清代初年的第一起文字狱。
公元1644年，明清易代，实际上，清政权虽然征服并统治着这个国家，但是，在士人中间，夷夏之防仍在，有的抵抗，有的远遁，有的隐逸，有的潜沉。当然也有合作者，投诚者，效力者，帮凶者。这是任何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里，必然要出现的在政治上的分野、对立。一直到敌对双方，一方占据绝对优势，一方已溃不成军，斗争才会结束。
对于新政权来讲，为巩固其统治，第一，要镇压武装反抗，第二，要肃清前朝流毒。于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怎样修前朝的历史，是以清朝的观点来修明史，还是以明朝的观点来修明史，便是刚坐定江山的清政府，要抓住这起文字狱，大张挞伐，不依不饶的缘由。
庄廷鑨，浙江归化（今吴江县）人。他双目失明，故称瞽史，以“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自期。明亡以后，便将私撰《明史》的重任，列为奋斗目标。第一，他家有赀财，有实力，第二，他思想反清，有动力，第三，他修史留名，有荣耀。
第四，也许是最让庄廷鑨觉得有可为的一点。“明相国乌程朱文恪公，尝著《明史》，举大经###者革之，已刊行于世。未刊者为《列朝诸臣传》，国变后，朱氏家中落，以稿本质千金于庄廷鑨。”（《郎潜见闻》）
于是，他延揽了一批名士宾客，或增删，或润饰，或补遗，或改写。特加了崇祯朝，而且是以故明的立场，来撰写有关清兵入关前后事，明将投清曰叛，清军入侵曰寇。书成以后，定名《明书》。但庄廷鑨未能见到书之付梓，就去世了。随后，他的父亲庄允诚予以版行，以竟其志。
平心而论，知识分子舞文弄墨，敢跟皇帝公开叫板，存心捣乱者，极少极少，大多数，或是出于不通时务，不晓世事，不够检点，不知深浅；或是出于无心之失，偶然之错，行文不慎，落笔走火，或是出于不知好歹，秉笔直书，不知忌讳，碰上枪口而犯了错误。若遇到心胸宽容的领导人，放他一马，量他一条砧板上的鱼，又能蹦得多高？但中国大多数皇帝，哪怕胸无点墨者，都患有意识形态恐惧症，哪怕是在行间的蛛丝马迹，也不能隐忍的。所以要收拾他认为是跟他捣乱，其实未必就是真敢捣乱的知识分子，常常采用文字狱的手段，杀一儆百，使士子们噤若寒蝉。
在封建社会里的文人，无论是优处廊庙，还是卑居林下，其中之优秀者，然而，的若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良知是不允许在民族存亡，家国危机，老百姓的疾苦，神州赤县的灾难前面，背过脸去的，因此，难免就要发出一些皇帝老子不爱听的声音。
庄廷鑨，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对故国念兹在兹，不能忘怀的文人。
可是，大多数皇帝，日理万机，忙得不可开交，未必有可能发现文人们“反动”、“恶攻”、“大不敬”、“推翻政权”的言论，这就给整文人的小人们，提供了一个立功邀赏，如鱼得水的广阔天地。经过他们的提醒、暗示、告发、揭露、大批判、小报告、咬耳朵、检举信，把皇帝这根神经挑动起来，于是，磨刀霍霍，知识分子的血光之灾，就降临而来。
私刻《明史》一案，株连之广，杀戮之众，妻女没为奴婢，家人远流边戍，处罚的狠毒程度，令人发指，但被康熙赏赐所没收庄廷鑨全部财产的揭发者，偷偷躲在一边乐，乐得嘴都合不拢，也是事实。
小人之可恶，可恨，可怕，由此可见。
话说回来，文字狱，不是中国的特产，外国也有，统治者不大喜欢与他作对的文人，这一点，全世界都差不太多的。法国的作家左拉，为受诬陷的军官德莱福斯鸣不平，写了《我控诉》一文，被军事法庭定了罪。他在将要关进牢房服刑前，逃亡英国，隐名埋姓，这是很典型的外国文字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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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刻明史案（2）
自秦始皇起，统治者对于知识分子，从来采取敏感，在意，防范，警觉的态势，到了明、清，这根弦绷得更紧，疑惧，猜忌，排斥，仇视，形成了一种病态的过分反应。文网森严，文祸丛生，动辄就拿知识分子开刀。一谈文字狱，通常指明、清两代对于文人的迫害。所以，这两朝的知识分子，诚惶诚恐，抱戴罪之身，磕头捣蒜，唯求皇恩浩荡；一个个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日子特别不好过。不知道什么时候 飞来天外横祸，即使死了，还会拖出棺材戮尸。所以，谁敢不夹着尾巴，低头做人呢？
庄廷鑨一案，清廷用来大杀那些敢叫板的汉人知识分子，因为碰到了异族非正朔的敏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