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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尽管乾隆批判他“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其实，他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名与实之不符，人与文之相悖，在文学史上，钱谦益只能算是小而焉之的人物。何况，陈寅恪文章里，提到他辞掉清朝的史官高职，回到家乡后，还是搞了一些秘密的抗清活动。所以，后来人读他的诗，至少不至于那么恶心。从他这首《吴门送李生还长干》看来，显然是历经一番反思以后的心声。李生要到长干去了，他从家乡常熟来到吴县为他饯行，能不对记忆中的烟雨金陵，生出唏嘘嗟叹的诗情吗！
但有些心已死定的铁杆汉奸，就不在此例了。譬如，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来说，若将这首诗的作者名字糊卷的话，让一个不太了解历史的青年人看，相信他会从诗句中感到一个革命者视死如归的勇气。但是，要是告诉他，这是大汉奸汪精卫的作品，恐怕马上觉得这首诗变味了。
汪的《双照楼诗集》，其中不乏这类激越昂扬的诗篇，但他这个人被历史唾弃了以后，他的哪怕是再漂亮的文字，也随着他一块儿被粪土的。这部诗集，不知为何至今没有人捣腾出来赚钱，倒是文化汉奸周作人的书，却变着法儿地一出再出，一些不遗余力的鼓吹者，也变着法儿为其洗脱汉奸的罪名，实在令人费解。固然，因人废文，不妥，同样，因文而置此人一生的假恶丑于不顾，也是很不妥的。
通过乾隆批钱这件事，告诉我们，有多少丑，就是多少后人的话柄。一些人硬要把丑恶的事实，涂上美丽的色彩，我想，历史是不会买账的。
二，不禁书
翻开中国历史，从秦始皇焚书坑儒起，到明、清两代的文字狱，给知识和知识分子所造成的灾难，真是罄竹难书。
雍正四年，一位去江西学差的主考官，给考生出了一道策论题，曰“维民所止”。其实这是一道很普通的四书题，有人检举上去，向雍正皇帝献媚，说“维”和“止”这两个字，恰好是“雍”、“正”两字的下半截，等于将皇上枭首示众一样。龙颜大怒，主考官内阁学士查嗣庭掉脑袋不说，还祸延九族，不知为此多少人遭了殃。
且不说查嗣庭拟题的时候，是否真的打算采取这种精神杀头法，来泄其心头之恨？确系如此的话，恐怕这种拆字法，比斯芬克斯之谜还令人费解的。不过，我十分钦佩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检举人和告密者之多，之坏，之绵延不绝，而在挖空心思，不遗余力整人时，所表现出的超常智商，和罗织罪名时的非凡想象力，实在是骇人听闻的。亏他想得出来，能从这一道考试题看出弑君的歹心，其牵强附会的程度，怕是连雍正本人也叹为观止的。恰好这位皇帝要收拾隆科多余党，对这样可怕的歪曲，正中下怀，于是来个一网打尽。
乾隆二三事（3）
不消说，举报者帽子上的顶戴花翎，被鲜血染得通红通红，自然荣华富贵。正因为告密有理，陷害有功，咬人有赏，卖友者荣的政治局面，康、雍、乾三朝百多年间，文字狱罪案不下百起，主犯及株连者的血，也可以成河了。
乾隆最厉害了，仅1778年一年间，就有十起之多。有一个已故的东台举人徐述夔，因为“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的诗句，以其影射讥刺，乾隆命将徐述夔及其子戮尸，其孙论斩，失察的江苏布政使，列名校对的学人等俱斩监候。并且连曾为之作传的礼部尚书沈德潜，也是编过《古诗源》、《唐诗别裁》，很受乾隆宠遇的一代文宗，死了也不放过，命将其御赐碑推翻，磨毁碑文，把他的牌匾撤出乡贤祠。
文字狱至此，可谓登峰造极，那些蘸人血馒头吃的举报者，不仅咬活着的人，连死去的人也从坟墓里拖出来咬。当然咬死人是为了咬活人，挟嫌告讦之风大炽，诬陷谗害之行不绝。谁要是偶一不慎，疏忽了避皇帝的名讳，一经检举，马上便有坐牢杀头的危险。因此读书人坐在家中，真是可怜哪！不知什么时候飞来横祸，倘非满门抄斩，便是充军发配，罚往黑龙江为披甲人作奴。知识分子生活在如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恐惧之中，自然是“万马俱喑”的局面。
至此，“舆论一律”，满清统治者箝制言论，禁锢思想的目的达到，自1782年起，乾隆就不禁书了。可那些想借禁书发迹者，并不晓得皇帝老子胃口变了，还一个劲地举报以邀功请赏。
这一年的二月，署湖南巡抚李世杰查获高治清所撰《沧浪乡志》进呈，奏请严办，碰了个大钉子。乾隆帝阅后，对签出的“悖逆不法字句”，一一加以驳斥，并指出“各省查办禁书，若俱此吹毛求疵，谬加指摘，将使人何所措手足耶？”训斥李世杰“任听庸幕属员谬加签摘，以致拘泥失当，滋扰闾里。若办理地方事务皆似此草率，漫不经心，何以胜封疆重任耶？”本想讨皇上的好，谁知讨了个没趣，马屁拍到马脚上，也是活该了。
五月，又来一个不识相的，安徽巡抚谭尚忠以已故贡生方芬所著《涛浣亭诗》语多狂悖，奏请将方芬刨坟戮尸，其元孙方国泰拟斩立决。乾隆斥他“办理殊属失当”，甚至说：“吹求字句，办理太过，屡经降旨通谕各督抚，毋得拘文牵义，有意苛求，岂谭尚忠竟未知之耶？”这番话和赏他一顿嘴巴子，也差不多的了。
禁书是皇帝，不禁书的也还是皇帝，统治者的变化，自然从他的政策考虑出发。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想藉着大兴文字狱而飞黄腾达者，其实很像家养的狼狗；主人让你咬人，你可以放肆地咬，主人不让你咬，你还咬个没完，屁股上挨一脚，被踢得叽哩哇啦，那也是自找了。
不过，这些举报者也不会损失太多，这两位巡抚大人，顶多等于被皇上掌嘴罢了，谁也不曾像犯了文字狱罪者掉了脑袋，送了性命。所以，从那以后，聪明人就明白“宁左勿右”是万全不败之策，吃一记耳光算什么，打是疼，骂是爱，到了又要禁书的时候，他们不就又能得其所哉了吗？
三，仆碑
“仆碑”，就是推倒墓碑的意思，语出《清史稿》。
推倒谁的墓碑呢？就是编过《唐诗别裁》、《古诗源》的沈德潜老先生的碑。为什么要“仆其墓碑”呢？因为他为一部反清的诗集写序。案发之时，沈德潜已作古，但罪不可逭，死了也不能放过，推倒墓碑，剖棺戮尸，一一加以惩处。
沈德潜（1673…1769），江苏长洲人。字确士，号归愚，乾隆进士。任编修，内阁学士，礼部尚书。他早有文名，但入仕较晚，直到乾隆七年，他六十七岁时，才发达起来。乾隆早就听说这位老秀才了，有一次下江南，还特地打探，给以殊荣。这真是老骥伏枥，晚年生辉，这恐怕是很令一些怀才不遇的作家，心向往之的事情。
“高宗莅视孰为德潜者，称为江南老名士，授编修。出御制诗令赓和，称旨”从此成为乾隆的御用文人，恩遇有加。“八年即擢中允，五迁内阁学士。乞假还葬，命不必开缺。德潜入辞，赋诗饯之。十二年命在上书房行走。是岁，上谕众臣：‘沈德潜诚实谨厚，且怜其晚遇，是以稠叠加恩，以励老成积学之士。’”（《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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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三事（4）
在中国历史上，有些皇帝，或相当于皇帝这样的最高执政，凡自命风流儒雅者，总是有一些文人随侍左右。连《红楼梦》里的荣国府，还有几个清客给贾政做帮衬呢，其中有一位叫做詹光的清客，曹雪芹起的这个名字，有点儿损，詹光者，沾光也。所以，御用文人，从皇帝那里得到物质上的光，同样，皇帝也从这些文人的代笔，作枪手，提示文辞，得到精神上的光。
连贾政都有清客侍奉，何况一国之君，有的是粗通文墨的半瓶子醋，有的是狗屁不通的酒囊饭袋，既然贵为天子，没有学问，没有文才，怎么行呢？驾幸好山好景，不题两句歪诗，勒石留存下来；逢年过节，不写两笔孬字，作墨宝赐给臣下，哪还叫什么九五之尊呢？连慈禧太后，还从云南找来一位姓缪的贵妇，教她书法，替她写字呢！
做御用文人除了随班唱和，歌功颂德，吾皇万岁万万岁外，一个必须严格自律的准则，就是只能有皇上的看法，万不可以有自己的观念。政见不可有异，要跟上形势，在文学观点上，也必须和皇上保持高度一致的。
沈德潜一是由于圣眷恩渥，一是由于文望崇高，在官场，一言九鼎；在文坛，领袖群伦。于是，不免有点忘乎所以，结果，因此栽了个不大不小的跟头。他主编了一部《国朝诗别裁集》，乾隆一看，火冒三丈，因为在这部书里，沈德潜不但选了钱谦益的诗，还选了钱名世的诗，乾隆大光其火：“这两钱，一为明朝降臣，一为‘名教罪人’，将钱谦益的诗，置于诗集首位，荒唐，将钱名世的诗入选，荒谬。那是皇考雍正在年羹尧一案定性的呀！”
碰了这一鼻子灰的沈德潜，惶恐万分。自以为这么多年为第一御用文人，觉得自己有一点自由度，可以放开一点手脚，谁知这位早过了不逾不惑年纪的老先生，却是感觉错位的老胡涂。
不过还算走运，乾隆高抬贵手，放了他一马。
但没有想到，他死了以后不久，“四十二年，东台县民讦举人徐逑夔《一柱楼集》有悖逆语，上览集前有德潜所为传，称其品行文章，皆可为法，上不怿，下大学士九卿议，夺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清史稿》）
其实御用文人，是个美差，工作不多，任务不重，好吃喝，好待遇，皇上要高兴了，随手一赏，不是钱财，就是官位，你只要起个陪衬点缀作用，歌舞升平作用，拾遗补阙作用，清谈随侍作用，也就足够足够了。然后，赏一个官当当，领一份干饷，放一任学差，到外省去捞一票，就算皇恩浩荡了。
太史公司马迁早看透了，御用文人，皇帝的玩物，饭桌上一碟开胃小菜而已，想吃，挟一筷子，不想吃，推到一边去，不高兴，扔进泔水桶当垃圾处理，不怎么当回事的。他在《报任安书》里这样评述自己：“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闲，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
所以，御用文人活着时，要察颜观色，小心侍候，死后，还得战战兢兢，惶恐九泉，因为不知什么时候，龙颜大怒，就要鞭尸戮骨的。
虽然逝世多年，已故的沈德潜，恼了乾隆，也得不到饶恕。这位顶括括的御用文人，在九泉之下，肯定会觉得，早知如此，就不陪您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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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才子（1）
袁枚、赵翼、蒋士铨，这三位乾隆才子，能在文字狱的阴影下讨生活，而且能活得自在，活得滋润，一直活到垂垂老焉的年纪，寿终正寝，汗毛也没掉一根，真是不容易啊！
他们拿皇帝没办法，皇帝拿他们也没办法。中国文人能活到这等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