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钦此。”
尹嘉铨还在家里静候佳音呢？谁知死期已经不远。
李白的“天子呼来不上船”，冯延已的“吹绉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这两位诗人敢于跟皇帝逗逗闷子，都是有先决条件的，是吃准了皇帝在那一刻心情不坏，胃口很好，血压正常，精神不错。问题在于尹嘉铨退居乡闾，已是闲云野鹤，肯定信息阻绝，孤陋寡闻。再加上人老以后，脑细胞固化，容易囿于己见，自我封闭。被人总捧着，总抬着，也容易自以为是，自成一尊。
所以，他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会当回事，乾隆在第五次南巡前，已经处理了江苏东台举人徐述夔的诗狱，这是一件很大的案子，涉及了许多人，还有很重要的高层人士。他在北京还有公馆，能看到邸报，也会有人通风报信，但他忙于讨小老婆，竟疏忽了。
凡文字狱，都是先有小人举报，然后才有皇帝震怒，下令严办，然后才有杀一儆百，人头落地，这次也不例外。在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中，发现了“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犯禁诗句，有人举报出来，因为这种影射讥剌，太过显露，触动了清廷种族忌讳的敏感神经，定为十恶不赦。于是，将已死多年的徐述夔及其子徐怀祖，从棺材里拖出来戮尸，其孙徐食田论斩砍头；失察的江苏布政使陶易，列名校对之徐首发等俱押往斩监候，用现代的话说，也就是死缓罪吧？
最关键的一笔，也是尹嘉铨无论如何不能掉以轻心的，是对江南大才子沈德潜的处理。算起来，这位已故的礼部尚书，是声望不让其父尹会一的朝廷同僚。尹会一是道学家，沈德潜是诗人兼诗评家，而且还是乾隆做诗的枪手。所以，尹会一虽任过吏部员外郎、工部侍郎，能面见乾隆，得睹天颜的机会很少，沈德潜则不同，是乾隆十分赏识，亲自擢拔的首席御用文人，经常蒙召到内廷，赐平身，可以坐下来与陛下，谈论诸如唐诗和宋词，李白与杜甫之类话题，很神气一时的。
此人也是太老了的缘故，八十多岁致仕，告老还乡，作为皇帝的第一笔杆，光焰万丈，何其了得？肯定招摇过市，大出风头，苏州本不大，简直装不下他。在中国，文人皆喜欢被捧，老文人尤其需要大家捧。捧昏了头的沈大学士，没细看徐书中的“反动”内容，倚老卖老，为这部诗集的作者写了篇传记，结果，作者满门抄斩不说，老先生虽死，因这篇序，也受到“扑其碑，戮其尸”的处置。
尹嘉铨如果不是名欲缠心，求名心切，应该从三年前发生的这次文字狱吸取教训。乾隆对于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妄自尊大，自成一统，是相当反感的。鲁迅先生分析道：“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以为‘太平盛世’之累。”
所谓学说，所谓门徒，所谓门户，或所谓流派，或所谓渊源，或所谓圈子，或所谓山头，江湖……说到底，无论过去，无论现在，那些权威，大师，泰斗，名流，老了以后，一定要当老爷子，老宗师，老太爷，老祖宗，就是要大家高山仰止，礼拜赞美，哪怕心脏上了支架，哪怕三天两头住院，哪怕上气不接下气，哪怕明天去见上帝，生命不息，求名不止。名，对他们而言，如同氧气和水，已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了。
要让尹老夫子明白，人到了这把岁数，“血气既衰“，应该”戒之在得”的道理，是绝不可能的。名，上了瘾，也是无药可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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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之在得（4）
大学士三宝奉命主审这件案子，此人手法，与几百年后的红卫兵批斗走资派采取的策略，大致相同，先从生活问题，男女关系入手。所谓批倒批臭，只要在臭字上大做文章，将其批臭之后，不倒也歪了。
对这位道学先生最具杀伤力的攻击手段，就是纠劾他强娶烈女为妾的道德败坏一事。跪在堂下的尹嘉铨，一边掌自己的嘴，一边骂自己寡廉鲜耻，欺世盗名，假道学，伪君子。
三堂审讯以后，定为“相应请旨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
康，雍，乾三朝，迭兴文字狱，血也流得够多的了，杀鸡给猴子看，阻吓作用也已起到了，大多数文人也都把尾巴夹得很紧。乾隆便不让他受凌迟之罪，改为绞立决，恩准他一次痛快地死亡。
这位著作等身的大文人，就为他老了老了还不知缩手，还想“得”到更大名声的行径，为这个“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虽然，尹嘉铨案是个特殊的个例，但《论语》里这句“戒之在得”的古训，对已经到了夕阳西下，桑榆晚景的老人来说，还是很具惕励意味，值得深思的。
从屈原到王国维（1）
对中国文人来说，功名，财富，声望，褒誉，是暂时的，只有闪烁着你的睿智，活跃着你的思想，当然，还有流露着你的才华的作品，才是永久的。这也是软弱的中国文人，最终能够在精神上胜于强大的秦始皇、汉武帝、朱元璋、康雍乾这些帝王的原因。
只有活着，便有一切。只有活着，而且写作，便也拥有未来。因此，中国作家通常不大采取这两位大师的极端做法。
七十八年前的初夏，阴历五月初三，想不开的王国维，转了两圈，看看周遭无人，一头栽进颐和园昆明湖。
那时，颐和园门票巨贵，要大洋一元，因而游人甚少，待救起，已断气。毛泽东有诗云，“莫笑昆明池水浅”， 那里的水并不深，王跳进去，便一头扎到底。事实上并非溺毙，而是被湖底的淤泥朽草，塞满七窍，窒息而死。
呜呼，一代学人，草草一生，就这样于污泥浊水中逝去，时年五十一岁。从他身上，翻出一纸遗书，上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等字样。有人说，他这个“辱”，为死殉清廷，效忠逊帝；也有人说，他这个“辱”，与他亲家罗振玉有些什么纠葛。但不管什么缘由，当时及后来，咸认为不值得。
凡跳井投河，凡没顶自沉，用这种办法结束自己生命者，多为女性，多为弱者。屈原也好，李白也好，王国维也好，稍后一点的老舍也好，作为软弱的知识分子，在压力下，在羞辱下，在无路可走，无以为生的绝境之中，这是最无奈，也是最无能的选择了。
自王国维之后，自老舍之后，迄今为止，还不曾发生过别的什么作家诗人，什么教授学者，想法淹死自己的类似事情，这，当然很令人鼓舞。
我想，可能一，赶上了盛世；可能二，大家都不再那么想不开。知识分子天性的软弱，也许没法改变，但拿定主意不死，却是可以咬咬牙坚持住的。这一点，相当重要。
每次逛颐和园，走到排云殿的西边，石舫的东面，就会遗憾王国维之缺乏这点认识。既然是“再辱”，先前必有“初辱”，既然发生过“初辱”，领教过“初辱”，忍受过“初辱”，那么，这个“再辱”，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呢？“辱”过和没“辱”过，有质的不同，“辱”过一次和“辱”过多次，则是量的不同。无论什么“世变”，无论怎样“再辱”， 完全没有必要一死了之。
因为从历史的，传统的，薪火相传的文化角度来衡量，这样一位精通中学，深谙西学，擅长甲骨文，兼及诗词美学方面的高深造诣，为中国文人中的佼佼者，作出贡献的王国维，并非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之流。他跳进昆明湖，这扑通一声，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人真正称得上学富五车的时代，也就宣告结束。从此，有学问的文人，凤毛麟角，而“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的半瓶醋的文人，“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草包化的文人，形成中国文化的主流。
我一直认为，王国维选择这一天自杀，是受屈原的影响。他之订于初三死，而不是初五死，是这位学人的谦逊，他太崇拜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诗人了。距今二千二百八十三年，阴历的五月初五，屈原用的方法，与王国维的方法相同，也是扑通一声，跳进汩罗江，结束自己生命。
王国维在其《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试图解释这位古代诗人之死：“屈子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盖屈子之于楚，亲则肺腑，尊则大夫，又尝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国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怀王又非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终不能易其志。”看起来，屈原“不能易其志”的“志”，与王国维“义无再辱”的“辱”，是使他们两位走向绝路的原因。
其实，有什么想不开，过不去，解脱不了的心结呢
不就是将他从左徒的高位，黜降到三闾大夫，地位大不如前吗？不就是将他流放汉北，流放江南，精神大受打击吗？不就是再也管不了内政外交的大事，手闲得发痒吗？不就是得不到帝王的知遇之情，心里感到空空荡荡的吗？唉，这就是诗人的弱点了，像一个玻璃杯，装着他极其充沛，极其丰足，也极其来得快的感情，可是，沸点极低而易激动，韧性极低而易沮丧；耐力极低而易泄气，稍一不慎，就会爆裂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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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屈原到王国维（2）
近人有一幅《屈子行吟图》，我觉得那位画家，根本没领会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描写：“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只画前一句，昂首迎风，神色傲倔，衣衫飞扬，落拓不羁。未画后两句，其实诗人极其失落，极其郁闷，一个想不开的要自杀的人，是潇洒不起来，飘逸不起来的。
此时此刻的诗人，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在湖边江畔，在水乡泽国，无所傍依，到处流浪。一位渔夫将他认了出来。“啊呀，您不是三闾大夫吗？怎么狼狈成这个样子？”
“我被流放了！”
流放二字，对后来的中国文人而言，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小菜一碟。可能战国时期的楚国，初次这样收拾文人，让屈原赶上了，他有点受不了。
渔夫当然要问：“这是为什么呢？先生！”
屈原说他被流的原因：“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
渔夫劝说他：“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焉？”
据科学家研究，自杀的人是存在着某种厌世基因的，受刺激，很窝火，想不开，很憋扭，那基因就趋使着必走这条绝路不可。屈原的性格本来就偏执，认死理，于是与这位好心的渔夫辩白。“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夫的意思，你为什么就不能换一种生存方式，活下去呢！那个楚怀王，那个顷襄王，已经把你抛弃了，干吗还要自作多情，魂牵梦萦呢？同样的道理，王国维这样的有学问的文人，难道想不到这种最起码的常识？那个已经跑到天津租界里当寓公的末代皇帝，甚至不知道你是老几，值得你去效那份无济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