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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他对大家宣布:“善长虽然没有什么汗马功劳,但跟随我多年,一直担当后勤工作,保证粮草供应,稳定军心,巩固后方,他立下的功绩,和汉代的萧何一样值得名垂千古,所以,一定要进封到大国的爵位!”但是,李善长官至极位,忘了“天下已定,我固当烹”的韩信这句名言。而且追随朱元璋大半辈子,竟不了解这位流氓无赖出身的皇帝,其狡诈多疑,残忍冷酷的本性,他逐渐失去了最起码的“智虑畏慎”之心。一些恣意枉法的行为,也惹得朱元璋不快。到了胡惟庸案起,他对所有的功臣都持怀疑态度。于是,大开杀戒,连同蓝玉一案,杀了好几万无辜臣民,最后杀红了眼,脸一抹,连儿女亲家也不认了。“谓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善长子祺与主徙江浦,久之卒,祺子芳、茂,以公主恩得不坐。”要不是有这点金枝玉叶的庇荫,这一家就是满门抄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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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和驴的寓言(3)
显然这是毫无疑义的冤案,李善长死后的第二年,有人敢给朱元璋上书,为他平反。理由很简单:如果李善长自己要谋反,还说得过去。他已经位极人臣,再去策动胡惟庸推翻朝廷,是没有道理的。纵使胡惟庸成功了,能够给予他的一切,会超过陛下对他的宠遇吗?朱元璋是个喜怒无常的皇帝,是个动不动在朝廷上要杀人的君主,像这样责问他的一个虞部郎中,而且结论是冲着他的:“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很奇怪,朱皇帝竟然隐忍不发,显然他也觉得这样卸磨杀驴,未免太过分了吧?
相比之下,唐代的尉迟敬德遇到李世民这样的皇帝,就是一件幸事了。这位武将,当初,因为他是从隋军投降过来的,唐军上下对他极不信任,建议秦王李世民将他杀掉,以除后患。李世民却很有远见,对他深信不疑,并且说,你愿意走,我资助你,你愿意留,我们是朋友,这实在把他感动了。所以,李世民在一次打猎中,恰遇王世充的几万兵马,亏了尉迟敬德枪挑单雄信,才救了陷入重围中的秦王。
如果说,这多少属于报恩的行动,那么,李世民能够登上帝座的最重大的一次行动,也就是玄武门之变,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次宫廷政变,尉迟敬德起了推进器的作用。因为杀弟逼父,对李世民来说,是一次痛苦的抉择,一是考虑实力,二是考虑舆论,三是考虑亲情,故而犹豫不决,下不了决心。这时,尉迟敬德给他做工作:“人情畏死,众人以死奉王,此天授也。若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虽存仁爱之小情,忘社稷之大计,失人臣临难不避之节,乏先贤大义灭亲之事,非所闻也。”然后他说:“勇士八百余人,今悉入宫,控弦被甲,事势已就,王何得辞?”并且还声言,如果你不敢干,我们大家便只有逃命了。
在他的一再说服下,于是李世民动了手,“###,建成既死,敬德领七十骑蹑踵继至,元吉走马东奔,左右射之坠马。太宗所乘马又逸于林下,横被所绊,坠不能兴。元吉遽来夺弓,垂欲相扼,敬德跃马叱之。于是步走欲归武德殿,敬德奔逐射杀之。”也就从此刻起,李世民正式即太子位,开始他的贞观之治。后来在评功时,唐太宗认为“敬德与长孙无忌为第一”。
可是尉迟敬德这位武人,“好讦直,负其功,每见无忌、玄龄、如晦等短长,必面折廷辩,由是与执政不平。三年,出为襄州都督。”可见他和历代居功自傲的臣下一样,不但把谁都不放在眼里的跋扈专横,甚至背久了这样一个功臣包袱,连皇帝也不大买账的。可以想象李世民对他不会太愉快的,所以,把他外放了。“贞观八年,累迁同州剌史,尝侍宴庆善宫,时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殴道宗目,几至眇,太宗不怿而罢。”为争座次,把劝架人的眼睛差点打瞎,也实在太过分了,难怪唐太宗一甩袖子离席而去。
但唐太宗李世民到底要有修养多了,对尉迟敬德的处理,与以前的汉刘邦,与以后的朱元璋不同,他采取冷处理的办法,而是晓喻尉迟敬德,一下子就提到那位淮阴侯韩信:“朕览汉史,见高祖功臣获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来,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然卿居官辄犯宪法,方知韩、彭夷戮,非汉祖之愆。国家大事,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行,勉自谨饬,无贻后悔也。”
给老兄先敲一次警钟,到时候别怪朕不讲情面!
尉迟敬德不是傻瓜,李世民明确提到了韩信,这教训他不会不汲取。于是,从此以后,这位老兄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笃信仙方,飞炼金石,服食云母粉,穿筑池台,崇饰罗绮,尝奏清商乐以自奉养,不与外人交通,凡十六年。”这就是说,有如此明智的皇帝,才有如此顺达的臣下。从那以后,他只是讲究享受,追求快乐,注重生活,甚至和社会,和政治,和权力,采取绝对疏离的政策,闭门杜客,自我隔绝。这就合乎那位北海敬王希望皇帝知道他的近况一样,到了“声色是娱,犬马是好,志衰意惰”的地步,李世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所以,他一直平安地活到七十四岁去世,给自己画了一个很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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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和驴的寓言(4)
看来,尉迟敬德要比韩信的下场好,比李善长的结果强,但要不是李世民,而是刘邦或朱元璋,他能享有死后“高宗为之举哀,废朝三日”的荣耀吗?细细分析起来,除了客观情况的不同外,都是九五之尊,文化的有或无,高或低,其文明程度上是存在着相当差异的。也许这就是磨和驴的寓言,在封建社会里还时不时会出现的缘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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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嘴脸(1)
在封建社会中,皇帝要不恕你平身的话,你连头都不敢抬的。你跪在地下,先矮了半截,又低着脑袋,根本看不清楚陛下的嘴脸,是个什么德行。
于是,在官方史家的生花妙笔之下,哪怕是最孬的最高统治者,无一不是天纵聪明,英武神圣、庄严肃穆、至威至尊折“伟光正”形象。其实,中国三百多个皇帝,可以说找不出一个能够得上这个标准。
据说,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长相,不敢恭维。
清代史学家谈迁的《笔乘》,其中有记述明太祖的《疑象》的一则短文,说到这位具有窥私癖的皇帝,经常易服微行于金陵市井间,走街串巷,观世情民习,听言察色,查吏治政情。因为他唯恐被人识穿,遭到暗算,所以,赐给诸王侯的“御容”,也就是他的标准相,都是假的,非他本人写真。吴晗先生所著《朱元璋传》(人民出版社版本),印有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他的图影,其可靠程度,大可怀疑。
他之所以不向外公开其真实面貌,既有为他微行侦伺,方便行事的一面,也有其尊容不雅,难以示人的一面。《明史》里,对他的外观形象的描写,有点莫明其妙。“比长,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志意廓然,人莫能测。”奇骨怎么可能贯穿于他的脑顶,着实是外科医生也回答不上的状态。
估计,他对自己这种比较奇怪,比较个别的模样,缺乏自信,于是,相当忌讳,是个绝对碰不得的痛处。明无名氏的《翦胜野闻》一书,记他“尝微行京城中,闻一老媪密指,呼上为老头儿。帝大怒,亟传令召五城兵马司总诸军至,曰:‘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氏至今呼为张王。今朕为天子,此邦居民呼朕为老头儿,何也?’即令籍没民家甚众。”
由此可见,这个农民出身,为盗、为僧、为游兵、为义军,而成为开国皇帝的朱元璋,对于维护其天子权威,保卫其形象尊严,到了病态的偏执狂程度。明吕毖《明朝小史》的《洪武纪》中,记载了朱皇帝###孟子的一出令人笑掉大牙的闹剧,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之说,大不然之,谓非臣子所宜言,议欲去其配享,诏有谏者以不敬论,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书钱唐抗疏入谏,舆榇自随,袒胸受箭曰:臣得为孟轲死,死有余荣。帝见其诚恳,命太医院疗其箭伤,而孟子之配享,于是得不废。”
这事发生在朱明王朝一统天下以后,江山坐定,再也不是当造反派不管不顾,无法无天之时。他要修理与他相距千年的孟子,有点近似相声《关公战秦琼》,两个不同朝代的人,偏要进行较量,岂不令人喷饭?举国上下,没有一个人不觉得此事之荒唐可笑,可没有一个人敢对此事公开笑出声来。因为这出闹剧的主角是朱皇帝,你如果不想死,你就只有掩住嘴,要笑也只能在心里笑,要乐也只能关起门来偷着乐。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圣人。一位是至圣先师孔子,一位是亚圣孟子。历代统治者,都需要借助于孔孟之道,来统治老百姓,所以对这两位圣人恭敬得不得了,供在文庙里,四时八节派代表奉祀。不定期地还要御驾出动到山东曲阜祭孔,那场面隆重浩大,壮严肃穆,九五之尊的天子陛下,都要朝他们两位磕头,以示崇经尊儒。因此,孔子有“百代素王”之称。去过曲阜的游客,都知道孔庙、孔府的规格,基本上参照北京紫禁城的规模修建的,富丽堂皇,显赫威风,确有王家气派。
但是,农民出身,造反起家,当过和尚,做过盗贼的朱元璋,对文明、文化、文人,有一种抵触情绪。因之他比较另类,不怎么买圣人的账,尤其反感孟子。主要是这位亚圣,不把帝王放在最恭敬的首位。说什么“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公开号召老百姓反抗君王,让他气得两手直是发抖,这还了得,这个从哪里钻出来的孟轲,你要找死啊!
洪武二年,他下令把孟子的牌位,从文庙里撤出来,取消孟夫子的配享资格。满朝文武都慌了手脚,大家都是孔孟之徒,不执行命令不行,执行命令又感到极其纰谬。于是,一位刑部尚书,准备好了棺材,誓与亚圣共存亡,但也没能制止住这位皇帝。幸亏,钦天监的星象专家出来说话了。他说,荧行于惑,是天要发怒的先兆,陛下是不是有些什么政策举措,让上天感到不安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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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嘴脸(2)
朱元璋楞住了,迟疑了。第一,他终究是个农民,而且是小农经济社会下靠天吃饭的赤贫农民,由于靠天吃饭,在基因中就种下了对天的敬畏之心,别人是不敢对他怎么样的,但老天爷要对他怎么样,他还是不能不在乎的。第二,他虽然贵为天子,唯辟作威,唯辟作福,谁也奈何他不得,可是,他再伟大,他再英明,他的命是掌握在老天手里的,阎王要你五更死,决不留你到天明。所以,这位本质上的农民,让步了,撤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