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下”，是这个戏子皇帝的艺名。这位叫敬新磨的俳优，就是抓住“李”“理”同音的误会，在台上扇了这个戏子皇帝一记耳光。而这位皇帝，竟然挨扇得十分高兴，真是可笑透顶。
这样的二百五，当上最高统治者，能“似人君”么？
“然时诸伶，独新磨最善俳，其语最著，而不闻其佗过恶。其败政乱国者，有景进，史彦琼，郭门高三人为最。是时，诸伶人出入宫殿，侮弄缙绅，群臣愤嫉，莫敢出气，或反相附托，以希恩幸，四方藩镇，货赂交行。”最后，戏子当政，国事日非，胡作非为，大势已去，“一夫夜呼，乱者四应，苍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李存勖在乱军混战中，被弑于那个艺名叫门高的俳优刀下。他的尸体，也是他宠幸的艺人们，“聚乐器而焚之”。
欧阳修总结道：“《传》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庄宗好伶，而弑于门高，焚以乐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以上均《新五代史》）
皇帝的嘴脸（5）
如果，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仅仅只有这样一个戏子皇帝，也许使后人不免寂寞。
所以，无独有偶，明代后期，还出了一个木匠皇帝朱由校，这位“不似人君”的明熹宗，那就更了不起。此人若是生在今天，获得一个高工的职称，肯定不成问题，冲他这份专长，倘不是模型工程师，也该是水利工程师，然而造物主偏要把大明王朝交到这位不成器的皇帝手里。
“上性好走马，又好小戏，好盖房屋，自操斧锯凿削，巧匠不能及。”（李逊之《三朝野记》）
“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为之。性又急躁，有所为，朝起夕即期成。”（抱阳生《甲申朝事小记》）
“又极好作水戏，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创机，启闭灌输，或涌泻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机于下，借水力冲拥园木球如核桃大者，于水涌之，大小盘旋宛转 ，随高随下，久而不堕，视为嬉笑，皆出人意表。”（刘若愚《酌中志》）
这样一个木匠皇帝，大概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唯一。
放在今天，李存勖的演技，未必能评上高级职称，或者得什么国家表演奖，但朱由校的木工技艺，却绝对是一流的，据说明代有的皇帝，大字都不识多少，那么，按工人技术职称评定明熹宗，八级模型工是笃定可以拿到手的。
让一个最擅长，也最投入，而且干得兴趣盎然的能工巧匠，来治理偌大的帝国，要不被他整得稀里花拉才怪？据王士禛《池北偶谈》：“有老宫监云：明熹宗在宫中，好手制小楼阁，斧斤不离手，雕缕精绝，魏宗贤每伺帝制作酣时，辄以诸部院章奏进，帝辄麾之曰，‘好生看，勿欺我，’故阉权日重，而帝卒不之悟。”果然，大明王朝的棺材盖，应该是经这个“不似人君”的家伙合拢上的，他的弟弟朱由检，不过再钉上几枚永世不得翻身的断头钉，宣布彻底灭亡而已。
在中国历史上，“望之不似人君”之列中，还真是人才济济。
那个堪称优秀杂技演员皇帝，也是不能忘怀的。齐东昏侯萧宝卷：“有膂力，牵弓至三斛五升，又好担幢，白虎幢高七丈五尺，于齿上担之，折齿不倦，自制担幢校具，伎衣饰以金玉，侍卫满侧，逞诸变态，会无愧色。”
那位有从商热忱，“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著商贾服，从之饮宴为乐。又于西园弄狗，著进贤冠，带绶。又驾四驴，帝亲自操辔，驱驰周旋，京师转相仿效，驴价遂与马齐”的汉灵帝刘宏，也是中国皇帝行列中一块活宝。
至于唐僖宗李懁，“上好骑射，剑槊，法算。至于音律，蒱博，无不精妙。好蹴鞠，斗鸡，与诸王赌鹅。鹅一头至五十缗。尤善击毯，尝谓优人石野猪曰：‘朕若应击毯进士举，须为状元。’对曰：‘若遇尧舜作礼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黜放。’上笑而已。”按孟子对梁襄王的评价，就更“不似人君”了。（以上均见司马光《资治通鉴》）
还有一个赵佶，更是不像样子的亡国之君，他当皇帝，实在不是那材料，但他的诗，词，书法，绘画，却无不出色。这个绝对的玩家，当他和李师师缠绵床榻，高唐云雨之际，正是北方强邻跃马渡河之时。然后，“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他和他的儿子钦宗，成为金人的俘虏，再也回不来中原。当他押解北上，至金中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还被胜利者金朝的太子，请去表演球技，传授诀窍。而他的蹴鞠技艺，更是了不起，唐僖宗李懁又瞠乎其后了。那种汗颜的场面，真是令人难以言说。元代大臣脱脱在编撰《宋史》的《徽宗记》后，不由掷笔叹曰：“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王士禛《池北偶谈》）
所以，别看他们一个个都披上了龙袍，坐上了王位，当上了皇帝，但是，摊上这样“不似人君”的戏子、木匠、杂技演员、小商贩、球星……可想而知，中国老百姓在他们的统治下，会有什么好日子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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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嘴脸（6）
中国的士大夫，那些古代知识分子，说来也实在是可怜兮兮的，永远在找一个赏识他的主子，而从来不敢想自己成为主子，永远希望有一个好皇帝，而从来不敢对那些“不似人主”者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孟子见了梁襄王后，不是马上产生出这个不像皇帝的家伙，应该赶紧从龙椅上滚落下来的想法，却是觉得他不使人感到敬畏，而有些遗憾。既然你老人家，都认为他“不似人君”了，你还要那个“所畏”干什么？
尽管如此，我还是佩服孟夫子，因为他后来好像明白了。他在齐宣王那里，被问道：“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这就是说，皇帝不怎么样，他就不是皇帝了，干掉他，是可以的。
今天，这是一句脱口而出的话，可是在有皇帝的年头里，大有掉脑袋的可能，于是，那个在砖象上有一张苦瓜脸的孟子，却比所有帝王的嘴脸，更令我从心眼里起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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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之死（1）
中国文人，有一种奇特的品质，无论其为大名人，还是小名人，无论其为好死者，还是赖死者，应该说百分之九十点九，都以维系数千年的中华文化自任，绝不敢让这一线香火断绝在自己手中。也许每个人的贡献有多少之别，努力有大小之分，但都能尽其绵薄，报效祖国母亲。
人总是要死的，对死者而言，死了死了，也就了了。但对生者而言，便有着不同的盖棺论定。司马迁早就说过，或死得重如泰山，或死得轻如鸿毛。但这个评价，有时也很说不准的，时间推移，历史沉淀，会使当时比泰山重的死者，后来变得比鸿毛还轻；反过来，死时比鸿毛还轻，经过数朝数代以后，又变得比泰山还重了。因此，对旧时称之为“士”，后来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中国文人来说，最省事的办法，以其寿终正寝，曰正常死亡，以其死于非命，曰非正常死亡，加以区分，也就免得一回儿泰山，一回儿鸿毛，来回折腾，缠夹不清的麻烦了。
中国文人，有一种奇特的品质，无论其为大名人，还是小名人，无论其为好死者，还是赖死者，应该说百分之九十点九，都以维系数千年的中华文化自任，绝不敢让这一线香火断绝在自己手中。也许每个人的贡献有多少之别，努力有大小之分，但都能尽其绵薄，报效祖国母亲。尤其那些“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佼佼者，为主义献身，为真理舍命，为民族大义而洒尽热血，为家国存亡而肝脑涂地，以“头颅掷处血斑斑”的书生意气，与暴政，与侵略者，与非正义，与人吃人的制度，与一切倒退、堕落、邪恶、愚昧，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者，从来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
如果没有这些精英，以坚忍不拔、前仆后续的意志，继往开来，以历经厄难、矢志不坠的精神，发扬光大；没有他们在暴政的压迫下，在战乱的摧残下，在文字狱的恐怖下，在掌握权杖的帝王，和不掌握权杖的人民大众，联合起来以毁灭文化为乐事的无知愚昧统治下，还能够坚守文明，珍惜传统，还能存灭继绝，薪火相传，恐怕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文化，早就像古埃及，古印度，腓尼基，两河文明，乃至玛亚文化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星空中，成为绝响。
正因为一代又一代传承相继，中华民族才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始终葆有强大的生命活力。因此，功不可没的中国文人，无论其为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能够被人记住，载入史册；在有皇帝的年代里，甚至列入“天地君亲师”的最后一位，受到老百姓香烛纸马的供奉，顶礼膜拜，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
不过，话说回来，中国文人尽管在理论上地位很高，被供奉在佛龛里，神气十足，可在这块国土中，上至王者，下至草民，并不真把文人当一回事的。千万不要以为“士农工商”的排序，就拥有优先权。因此，切切牢记这一条，谁要缺乏这最起码的清醒，就有碰一鼻子灰的可能。对统治者来讲，文人嘛，九儒十丐，上不了台盘，装装门面用得着，唱唱赞歌用得着，可到了开饭时间，那张桌子上肯定于不会有你的座位。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咱们中国人算得上是最崇尚功利主义，最讲求现实精神的民族。数千年来，无论神州怎样天翻地覆，而不致陆沉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这种物竞天择的大环境中，中国人为求得生存而养成独善其身，绝对自我，而罔顾其它的个人至上主义，因而生存能力和生命活力，特别强大。在这些讲求实利的同胞眼里，文人在牌位上受到敬奉，享得清名，属于精神层面的虚荣，不影响谁的实际所得，自然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因此，中国文人的祖师爷孔夫子，还加冕一个“百代素王”的盛名，历代帝王专门跑到山东曲阜去祭孔，搞一番形式主义的崇敬；说穿了，这与《西游记》中，玉皇大帝封孙悟空一个“齐天大圣”的番号，是差不多的意思，不过给后来的圣人之徒，一种虚幻的满足罢了。
文人之死（2）
一旦，哪位舞文弄墨者不安于位，从“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上走下来，偏要食人间烟火。乃至于插手政治，染指权力，干预现实，觊觎利益，以为在统治者的权力盛宴中，有分一杯羹的资格，那就可能要给自己找麻烦了。且不说台面上的九五之尊，和簇拥在身边的人，对你持何种态度？仅桌子下的那群虎视眈眈的狗，也会脸飞六月之霜，给你颜色看。因为这些食肉类动物，自以为跷起一条腿，也要比文人高半头，哪能把桌上扔下来的肉骨头，施舍给一不识相，二不知趣，三不晓得自己吃几碗干饭的阁下？
这就明白封建社会中，文人不走运的缘故了。中国一共三百多个帝王中间，简直找不出一个始终高看知识分子，友好对待文人的明君贤主。这些帝王，有文化者嫉妒文人，没文化者憎恨文人，半瓶子醋者刁难文人。因此，中国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