辈返墓└晕锛墼斐扇哦Ｏ颜呶锛壑甘–PI）在2008年二季度上涨超过8％，其中食品尤其是猪肉价格上涨最为明显。
物价的明显上涨增加了居民的生活成本，为此有关部门在2008年初启动了临时价格干预措施，限制粮价、食用油价格、蛋价、肉价的上涨。《管制能管出和谐物价吗？》对此作了标准的经济学分析。物价管制只能在短期内起到作用，对缓解通胀预期也有帮助，但却使价格信号失真，降低了未来的供给，从长期来看是没有效果的。幸运的是，物价水平在2008年中以后开始回落，管制也就失去了必要性。
除了一般物价上涨外，房价的大幅攀升也引发了大范围的讨论。不少观点认为，由于消费者物价指数没有包括房价，中国的通胀率是被低估的；房价对居民生活影响巨大，而消费者物价指数覆盖的范围太窄，因而消费者物价指数应该包括房价。不过，虽然在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统计中，住房类支出的权重可能需要上调，但在国际上房价本身都是不包括消费者物价指数里面的。此外，有观点认为，房价上涨必然会带动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因而消费者物价指数应该考虑房价。我在《消费者物价指数应该包括房价吗？》一文中指出，房价和消费者物价指数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很多经验显示，房价明显上升时期，物价也可能保持平稳。 。 想看书来
导读二（3）
此外，中国的物价上涨有其国际背景。一方面是输入型的物价上涨。《马尔萨斯幽灵重回地球？》和《高油价、国际福利分配与宏观经济理论演进》两篇文章对国际粮价和石油价格的巨幅波动及其影响作了分析。另一方面，国际上也有声音认为，中国向全球输出了通胀。《中国在输出通胀吗？》一文回应了这一质疑。文章特别提到，2007年上半年中国服装出口的美元价格同比上涨了4％，这与同期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大体相当。
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之后，美国次贷危机迅速升级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急剧加大，经济增长和物价由此进入下降通道。为应对危机，国家在2008年11月以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和产业振兴计划，财政支出和信贷规模大幅增加，货币供应量明显上升。大约3个月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09年2月17日正式签署了美国版的刺激计划，即《2009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RRA）。我在《中美经济刺激方案最好互换》中从多角度评估了美国经济刺激方案的有效性，并与中国的刺激方案作了全面比较。总体而言，美国的经济刺激方案将对防止美国经济出现持久衰退起到重要的缓冲作用，但其规模和力度无法同“罗斯福新政”等量齐观，从支出结构（主要是通过减税刺激消费）和时间安排上看，该方案没有实现短期刺激效果的最大化，结果是美国实体经济仍将经历一次明显收缩。相比之下，中国的方案力度更大，并且以投资为主，出台更加及时，推进的速度也较快，刺激效果要明显大于美国方案。然而，鉴于中美两国相反的经济结构，两国的经济刺激都有可能加剧各自的失衡。
随着大量流动性的注入，2009年上半年的时候，人们对通胀的担忧有所增加。笔者在《适度通胀有好处》一文中指出，当时经济下滑和物价下行的风险大于通胀风险，货币供应的增长不会立即带来相应的物价上升。笔者甚至认为，在那个时候，出现一定的通胀预期有助于经济复苏。到了2009年底，中国的近邻越南和印度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中国会加入高通胀俱乐部吗？》一文讨论了中国出现通胀加速上涨的可能性。总体来看，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快于越南、印度两国，但物价形势要相对乐观。越南、印度两国高通胀的背景是受季风异常影响，粮食产量出现下降。不过，两国高通胀的另一个背景是前期注入了大量流动性，以及居民通胀预期的上升。在这一点上，中国应有所警惕。
2010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出现了局部过热的迹象，物价上升也超过预期。然而4月份以后，欧洲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国内也出台了压力空前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加之财政金融调控实际上从2010年初以来已经有所收紧，2010年一季度的过热态势没有进一步发展。在此背景下，认为国内外经济会二次探底和通缩的声音有所增大。在《微型滞涨魅影浮现》一文中，我认为未来出现通缩的可能性很小，进而提出在边际意义上，我们正处在一个微型滞涨的格局，即物价抬升与增长下降并存；只是这个组合还是令人满意的，因为未来物价上升和增长回落的幅度都不大。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外汇储备安全受到了广泛关注。外汇储备从1992年的210亿美元上涨到2009年底的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在同期也从5％上升到46％。2000年以来的10年见证了中国外汇储备大幅度的积累。作为一个中低收入国家，将大量的钱以极低的利率借给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当然面临着不少风险，即便是美国人对此也不讳言。华尔街的著名基金经理彼得·希夫就公开表示，美国领导人是不会得罪选举人，勒紧裤腰带还中国钱的。
导读二（4）
我在《万亿美元的豪赌？》和《美国国债膨胀会诱发全球通胀吗？》中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作了讨论。美国对外关系协会的两名研究人员将中国持有万亿美元的资产看做是一场“豪赌”。根据他们的测算，截至2009年3月底，中国各类机构总共持有万亿美元左右的外汇资产，其中万亿以美元的形式持有。可是我们很难想象中国在赌什么，这其实是与中国崛起和美元国际货币等大背景相联系在一起的。日本的崛起也曾产生过类似问题。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将这种关系形容成中美之间的“核恐怖”均衡。既然是核恐怖，那中美的明智选择就是开诚布公，摒弃“阴谋论”，联手消减各自的“核武库”。受金融危机拖累，美国国债规模还将明显扩张。《美国国债膨胀会诱发全球通胀吗？》一文指出，如果美联储认为有必要将利率保持在低位，以降低融资成本，刺激投资消费，那么当政府发行过多国债时，美联储就不得不进入国债市场，为赤字融资，否则债券价格就会下降，市场利率也随之上升。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没有人要求美联储必须这样做，但它实际上执行了通胀式的货币政策，中国外汇储备的实际购买力将会缩水。
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很多企业很悲观，认为没法与资金和技术都强于自己的国际资本共舞。然而10年过去了，中国成了全球化的最大赢家，影响力空前增强。金融危机显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抵抗外部冲击的能力有所增强。《美国感冒，新兴经济体打喷嚏》一文详细讨论了这一变化的表现、根源及其含义。为应对金融危机，美国等国均出台了一些带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和产业政策，这些政策会延缓全球经济的复苏。1930年，美国胡佛政府通过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该法案将2000多种进口商品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这实质上停止了美国进口，延长了“大萧条”持续的时间。《“去全球化”危机考验中国智慧》这篇文章指出，贸易保护主义危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应当积极予以抵制。我们应明确而审慎地应对来自国外的指责，同时加快国内市场的开发和整合。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现象表明，现实世界并不像自由贸易理论所描述的那般富有田园诗氛围，正如一篇文章的标题所表明的，“自由贸易像天堂，都想去，但都不想太早”。自由贸易理论预言，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只要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各自的福利都能增进，因而是不会有人进行贸易保护的。文章分析了这一预言经常失灵的背后机理。《农业补贴的政治经济学》旨在解释另一个贸易保护现象，即在发达国家农业部门通常规模较小，农业人口比例也较低。但发达国家的农业部门却有很大的政策影响力，并成为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文章从集体性行动的逻辑给出了解释。经济学原理与现实之间的碰撞还经常在灾难时期发生。每当这个时候，总有经济学家站出来说灾难无害，甚至会刺激经济增长。《灾难经济学的灾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中的要害所在。
此外，在欧洲中央银行于2008年成立10周年时，笔者应邀撰写了《欧央行十年未解的悬念》，文章剖析了欧央行的困难，尤其是PIIGS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的财政问题。这一担忧在2010年得到了应验，欧洲债务危机在这年二季度爆发。然而，这很可能还不是欧元麻烦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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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三（1）
对“大缓和”的流行解释，除了上文提到了经济运行出现变革之外，以伯南克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政策功不可没。Ben S。 Bernanke。 “The Great Moderation”， At the meetings of the Ea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February 20； 2004。得益于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银行家们更好地理解了经济波动的原因，尤其是对20世纪70年代滞涨机理的理解；同时货币当局增加了政策透明度，改善了与公众的沟通，减少了反通胀的成本；特别是美联储在1987年股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0—2001年的高科技泡沫等动荡时期，推行果断有力的逆周期政策成功化解了金融恐慌。Alan Greenspan。 The Age of Turbulence，The Penguin Press HC，2007，09。然而，此次金融危机重创了有关“大萧条”的这一共识。时至今日，货币政策与这次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到底如何，还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开放性问题，但货币政策当局要想完全撇开干系是不大可能的。
随着金融危机的升级演化和货币金融救助政策的创新实施，笔者以“危机中的货币政策”为主题撰写了一组专栏文章，对货币政策作了多角度的反思和评估。这组文章的第一篇，追溯了央行“最后贷款人”角色首倡者瓦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在这个问题上的经典论述，与之比较可以发现，美联储一系列的救市创新政策在许多方面都超越了白芝浩的最初界定。《次贷危机探源： 太阳黑子还是政治需要？》用轻松的笔调，猜测了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个人对金融危机可能负有的责任，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周期视角的分析。第三篇专栏指出，虽然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在某种程度上像是在打仗，但绝不同于“阴谋论”鼓吹者捕风捉影式的描述。文章强调，货币政策操作的技术成分越来越多，可预期性也不断增强，并没有太多的诡秘之处。第四篇文章《美联储能成功吗？》回顾了货币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指出美联储激进的反危机政策至少在短期内能够发挥极大的作用。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发生也对货币政策提出了挑战，《货币政策与多难兴邦》一文专门讨论了自然灾难期间的货币政策操作。越南当前的经济动荡集中表现在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