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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自己最后可以不再被菲尔丁所羁绊,不再为烦人的过去所束缚,不再纠缠于现在没有,以前也不曾有过的经历上。
能否忘却在纽约选择爱情,却又失去勇气的那一刻?飞机飞过岛屿上空时,我却告诉自己,当时我是清醒了,并非是缺乏勇气。
能着陆的小岛和有居民的港口我们都一一停留。
北部和东北部的海岸依旧冰天雪地,使得着陆容易许多。
凡是我们到达的地方,全体居民成群结队拥出来迎接我们。
着陆困难的是那些不冻港,除了水面飞机无处可停。
我只能站在机翼浮筒上,一手紧紧抓着支柱,一手拿着话筒,感受飞机不断上下颠簸。
人们在岸边排成一行听我讲话,这时飞行员常常必须倒退,以免我们撞上岩石。
对这些居住在独立小港上的人来说,看见飞机着陆是一件多么稀罕的事!老远就传来了引擎轰鸣声,那是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接着一架水上飞机低低地掠过码头。
从机翼下面的一对扩音器里传出乔·斯莫尔伍德的说话声。
声音非常响亮,足够盖过引擎的噪音:“拉玛莱的居民们,我是“撞钟人”—乔·斯莫尔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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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之夜(4)
我来跟大家说说加入联邦的事。
我再重复一遍,加入联邦!”每每水上飞机在港口着陆,海滩上便人头攒动。
有些人把船驶向飞机,好像想把它弄沉。
机舱门打开,我手拿话筒出现在他们面前。
我们离开时,人群中总是一阵大声欢呼。
这样的场景一次次在独立小港上演。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来去的方式将他们拉进了我的阵营,是不是他们相信,是我单枪匹马让这架飞机,也是唯一一架飞机出现在他们的世界里。
我对他们从没提及加拿大。
对这些连圣约翰斯都没到过的人,加拿大他们又能知道些什么?对这些人而言,选举犯不着进退两难,投票支持联邦也不算重大牺牲。
他们的家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
渔民根本不是民族主义者。
他们既不把自己当成纽芬兰人,也不当成殖民地居民。
他们就是他们—起源于黑暗而神秘的阴间,从不知名的小岛和海湾上冒出来,然后在那里生,那里长。
加入联邦并不会让他们将自己当做加拿大人。
他们眼里的加拿大只是个模糊的地方。
仅仅因为我,钱从那儿流进他们手里。
他们投票加入联邦,借此获得母国补贴。
但加入联邦对他们今后的生活不会有多大改变。
唯一改变的是比以前每月大约增加20元收入。
我现在所做的是我能为他们做的最好的事。
这一点,光凭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我就已经觉得十分满意了。
战争之前他们一直处在经济萧条中,饱受饥饿之苦。
现在,战争结束三年之后,他们害怕又一个30年代逼近了。
一个政治家应当相信,人民的福利依赖于他的成就。
我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就是我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所以能分辨清楚自私与无私的日子永远不可能到来。
这一天可能早就到来了,可能会在加入联邦之前到来,或者可能要等几十年以后才能到来,我并不知道。
仿佛等你注意到海水颜色变了,才努力回忆何时有的这番变化。
在我看来,除非历史学家认为我做过一些值得记录的事,否则我觉得自己白活了一场。
在我看来,若是世上所有的历史书变成一本,而其中没有写入自己的生活,可以说自己的生命被浪费掉了。
如果能把法官那本书从1895年往现在推,要是里面没有我,我就真感到恐惧了。
我现在已经48岁了。
全民公决当晚,我们在总部的一群人围在收音机旁边,等待计票结果。
如我们所料,开始是独立政府占优。
我们知道最先报道的是圣约翰斯的选票。
唱了一晚上的票后,支持独立与支持联邦的票数差距渐渐缩小,但还没到不相上下的地步。
最终结果是没有一方得票超过一半,所以得再进行一次全民公决。
代议制政府在此次选举中惨淡收场,最终不再列入选票。
第二次全民公决定于六个礼拜后,即7月22日举行。
28 邦德论博伊尔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
从1901年到1904年,卡文迪西·博伊尔爵士任纽芬兰总督,在这期间以及此后的许多年里,他不辞辛劳地完善自己写的颂歌,可以说甚至疏忽了自己作为总督的职责。
他经常不去履行自己的职责,逼得他妻子只好称他生病,不过没人相信她,因为人人都知道他在楼上,在自己的书房里,从那儿的窗户能看到总督府的后院。
人们经过环形路前往总督府接待室时,常看见他侧身对着窗户,若有所思地朝外张望。
总理罗伯特·邦德爵士的一位同事在一封信中写道:“恐怕我们又摊上了一个皮克莫尔,”可总理提醒他不要被博伊尔太太的话所蒙骗,“很显然,只要是为那个玩忽职守的卡文迪西·博伊尔爵士编造病痛,博伊尔太太的创造力是永不枯竭的。
我的朋友,请放宽心,此人并没生病,或者应该说,他跟任何日日夜夜吟诗作赋的人没什么两样,如果这也叫生病,那他早就永垂不朽了。”诗人就是这样被人说三道四;要是他们执著,这种议论就没完没了,一想到我也这样说过他们,我的耳朵就阵阵发烧。
从未相识的男人(1)
我不能,他们也不允许我不带上他们就一个人出去。
他们是我的保镖,有的曾当过伞兵,有的曾是摔跤选手。
有人不顾我的反对,雇佣他们保护我。
我随身携带一把没注册的左轮手枪,总是装满子弹。
每天,我都会收到各种匿名的死亡威胁,或是电话,或是信件,地点则不分联邦总部还是家里。
所以,这两处的窗户都用木板封住了。
早上出门,房子外面总能发现贴的标语,上面写着“卖国贼”,“叛徒”。
最后,我终于被支持者劝服,每晚带上妻子和孩子从一个安全地点搬去另一个安全地点过夜。
我们行色匆匆,坐上一辆支持联邦的干洗工的货车。
每晚六点车子准时出现,载我们去另外一所房子。
在圣约翰斯造势竞选时,我每个星期天的晚上都会去眉脊山和父母一起吃饭,将保镖留在外面朝马路的平台上。
对能认出我的汽车的反对联邦的人来说,这些人实在醒目。
幸好我不在时,父母的房子并不是他们攻击的目标。
众所周知,我母亲信奉圣灵降临,她的教会和天主教教会都反对加入联邦。
从表面上看,是因为他们害怕加入联邦将意味着单独教派体系走到了尽头。
我父亲反对加入联邦也是人所共知的事。
他和我都讲不清为什么。
唯一一个理由就是,凡是我赞成的事他必然反对,这成了他的原则。
自然他也反对联邦分子,不过他们不去骚扰我的父母。
离第二次全民公决还剩一半时间。
有个礼拜天,母亲到门口迎接我。
她显得焦虑不安。
我给她打电话时,她并没说起有什么人会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只是说父亲不在。
去的时候,我发现外面停了一辆不认识的汽车。
“嗨,乔!”母亲跟我招呼,声音出奇的响,像是提醒我屋里有陌生人,或在提醒他们我的出现。
“有人在家!”她说着,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仿佛在说我要有准备。
“他很想见见你。
”她把我领到前室。
一个男人坐在对门的扶手椅上,双腿交叉,膝盖上放着帽子。
要不是他那只定住不动,充满血丝的左眼,我都无法一下子认出他。
这只眼睛只有下半部依旧充血发红,仿佛它半浸半浮在血中。
他眼镜的镜片极厚,我估计他已近乎失明。
“海恩斯先生说他在纽约就认识你了。
”母亲紧张地说。
海恩斯没起身,我也没上前和他握手。
“很久不见,海恩斯先生。
”我说。
“俗务缠身,一直没时间啊。
”海恩斯说。
“海恩斯先生—”母亲停了一下,“海恩斯先生来是为投票的事,乔。
”“我是个纽芬兰人,”海恩斯看着我说,“又回到了纽芬兰。
”我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母亲坐在我们中间的沙发边上,身体略靠近海恩斯,眼睛却看着我。
“我给你倒点茶,乔。
”母亲说。
桌上有一套茶具,还有一盘饼干。
“你还出版《还乡人》吗?”我问道。
他笑笑,仿佛在说他知道我知道,其实我也真的清楚。
“我来这里看看,这场加入联邦的闹剧究竟是怎么回事。
”海恩斯说。
“第一次全民公投之前我还不清楚,这么多人走错了路。
我必须说,在纽约认识你时,没觉得你有什么领导潜力。
那时你还很年轻,跟现在完全是两个人。
”我估计他快70岁了。
整个左脸因中风而歪斜,只有一只眼睛还清澈。
中风的影响随年岁越来越大。
也可能他还遭受了一次中风。
“我们早已不是过去的我们了。
”我说。
“我并不只有海恩斯一个名字。
”他说,“我跟你提过这件事吗?”我摇摇头。
“我人变了,名字也变了。
但我从没刻意隐瞒过去。
我常把自己当例子,讲给布道的人听。
我曾迷失过,现在找回了自我。
你也可以的,乔·斯莫尔伍德。
”“我一直在告诫纽芬兰人,切忌过分骄傲。
”我说。
海恩斯点点头。
“魔鬼总是用上帝的话来对抗他。
”“我相信乔做的是他自己认为对的事。
”我母亲插了一句。
“那么你呢,我的好人。
”海恩斯对我母亲说,“你说的只是你认为真的事。
我希望我也能为你儿子说这番话。
斯莫尔伍德,应该在所有人面前忠诚,就像你在家人面前一样。
”母亲低下了头。
“只要我还能把这个人摔倒在地,”海恩斯继续说道,“我就不会相信他。
即使现在这把年纪,我相信自己还是能把他摔出老远。
”没等母亲回答,海恩斯分开腿,挣扎着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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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相识的男人(2)
母亲也跟着站起来,满脸通红,把两只手放在胸前。
她几乎要哭出来。
加里格丝小姐去世的事让她变得非常脆弱。
“你和加里格丝小姐泄露我母亲的秘密还不够,”我说,“现在,还要装作圣灵降临节教会—”“你这话什么意思,乔?泄露了我的秘密?”母亲问道。
“加里格丝告诉他了那本书和默瑟先生”—海恩斯看上去有点惊慌。
看到这儿,我觉得自己判断没错—“在纽约,我去他教堂时—”“但没人知道这件事,乔!”母亲说,“海恩斯先生—还有你是怎么—哦,天啊!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她恐惧地看着我,仿佛恶魔降临面前一般。
“我从没跟人提过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