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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家把看到的告诉妈妈。妈妈说：“她一定是格格。”
“格格是什么东西？”
“格格就是小姐，可以到宫里去的。”
我听不懂，等我懂的时候，我已经不能看到那些演格格的人了，不敢看，怕丢人。
“你怎么知道奶奶是格格？”
“你看她的鞋子就知道了。”
我跑到奶奶家，我对她说：“你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鞋子？”
奶奶趴在绣花绷上，听到我的话，很吃惊。她低头看自己的脚。那个老女人走过来推我：“小东西不懂事，谁叫你来问的？”还说了一些话，我听不懂，一定是很不中听的。
奶奶把她的脚伸到我跟前，我蹲下来，很仔细地看。我看到了奶奶的鞋底心有一块小木块。奶奶走路的时候，整个人是踩在这块木块上的，太了不起了，奶奶每天是在表演杂技啊。街上包小脚的奶奶那个时候还是常常见到的，可是我没见过鞋底心放木块的。
“这样走路，人就摇摇摆摆。风吹花骨朵的时候，花骨朵就是摇摇摆摆的。”奶奶还是笑。她好像从来就是笑着。
“我教你绣花，好不好？”
我当然乐意，每天晚上就到她这里来，那个时候好像没什么功课，在学校里就做完了。
灯挂在头上，黄黄的一圈落在正厅里。奶奶拿一个小花绷，把一块白色的手绢绷在上面。她不用描花样，针到了样子就到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她在灯下穿针的样子，一根线劈两根，放在嘴里抿抿，举起来，对着电灯，一下子就穿过去了。像是从光芒中间穿过一样，针和线都闪着彩。
后来，我在医院帮那些急猴猴地想嫁出的人绣枕套，飞针走钱，端得好功夫。全是格格奶奶真传。
我开始叫她格格奶奶，最让我入迷的不是格格奶奶的绣花功夫。
入迷的是做糖球。
那个老男人把一大堆从乡下买来的土糖熬成透明的琥珀一样亮的糖浆，半冷的时候用棒子搅啊搅，然后套到一根木棍上，然后像拉面线一样拉，一遍遍地拉。呼呼的响。最后就摔到面板上，搓成一条细细的糖棒。
格格奶奶拿着大剪刀，喀喀喀喀，一刀一颗糖块。再放上炒熟的米粉。格格奶奶的功夫就出来了。她把糖块放在一只大大的竹匾里，不停地晃啊摇啊。天井里就是哗哗的声音，跟下雨一样。
糖块变成了糖球，她把它们装到一只大的玻璃缸里。那缸子我还记得有一个铁盖，上面有一个骑车的外国人。自行车前轮小后轮大。
第二天，糖块就摆在小摊上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成了不花钱的客人了。有时我会炫耀自己，带同学来拿些糖。那糖一分钱一颗，格格奶奶总是笑着，拿一张草纸把糖包好，草纸不怕潮。
到现在我还记得比我大很多的雯对我说话时的样子，她上高中了。她说：“到晚上十二点，全城的牛鬼蛇神的门都被敲响了。我们是集体行动，破四旧。”她说这话的时候，还举起手做了一个急促敲门的动作，我记得她的手指很白，弯起来的时候，半透明的。
那年是1966年。
破四旧。第一个跑到我们家的是地委的一个阿姨，她拿着一包东西：金耳环、金戒指、玉佩、玉手镯。我们家是军人，东西放在这里没事。我妈妈说是不是写一个收条。
阿姨那张脸在灯下像一个特务：“不用了，不用了。”她跑了，烫过的头发乱七八糟的。没几天她被剃了个阴阳头，天天在街上扫地。谁都可以吐她的口水。
没想到，军队也靠不住。政委家的阿姨也被斗了，她是一个地主小妾的女儿，红军。她和同样是红军的政委结了婚。她把自己的母亲接到军队大院里住，后来母亲死了就埋在公墓里。墓碑被挖出来，上面的字被描黑，放在了军队大院的门口。每天从那块石碑前走过，总会想到那个死去的婆婆，也是笑嘻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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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格格奶奶（3）
我妈妈像小偷一样找到地委的阿姨请她把东西拿回家。阿姨不肯，把东西全扔到河里去了。那些玉佩我还有印象，说起来都是老玉啦。而且雕得非常精致，最好看的是一只青蛙。翠。
格格奶奶的家也被抄了。
鱼缸破了，绣花绷散了，花窗敲烂了。
我天天在街上看斗人游街。只要高音喇叭一唱：东方升起了红太阳，照得人心暖洋洋。就是要斗人了。
什么样的人都有，脸上是墨水，衣服上写着字，有一个剧团的演员让人在脖子上挂了一只破鞋。她以前演戏，别人想和她说话都不行，现在拖到大街上，那些小流氓就上前摸她。她一脸死色。
那天我就看到了格格奶奶被拖到街上去了。
格格奶奶的头发披下来了，蓝褂子上贴着“国民党小老婆”“封建残渣余孽。”（这个字我不认得，还是问了妈妈才知道。）
走了一大圈。格格奶奶被赶回家了，晚上我跑到她那里去。格格奶奶看到我，嘴都惊得圆起来：“你还不跟我划清界线啊？快回家。”
这是她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天亮的时候，格格奶奶又被拖走了，真的是拖。她已经不太能走路了。昨天斗她的人说没有激发出阶级仇恨。要补课。（到现在我还是听不得补课这个词）
格格奶奶的鞋被脱了。她的小脚露出来的时候，那些人开始大笑。有一个人上去踩了一脚，其它人就跟着踩。格格奶奶哆嗦着，没出声。
那些人说：阶级敌人负“偶”顽抗。（后来我知道是“负隅顽抗”）
格格奶奶被拉到石头路上走，那么硬的石头。
她走着。一步一个血印。真的。我站在人堆里拼命忍。
她走着走着哭起来了，一下子就倒在了地上。
我也哭了。八月，汗多，我把汗和泪混在一起乱擦。
这时，我看到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人从后面吆喝着挤进来。他手里拎着一只很大铁壶：“当心，烫着。”
他走到格格奶奶跟着：“你再负‘偶’顽抗！”
他手一抬，一股白烟从壶里冲出来了。水冲到了格格奶奶的脸上。
滚烫的水啊。
我像看到了一场默片。黑白的。
格格奶奶的脸一下扁下去，一下子又鼓起来。皮翻开来了，嘴没有了，只留下牙齿。格格奶奶没有了，躺在石头上的那个人，烂了。一点血也没出。
围着的人全都呆了。浇水的那个人跑了。一路乱叫。
我还站着，走不动。我看到格格奶奶的那两个佣人跑来了。老女人拿着一块布一下子盖到了格格奶奶的脸上。那是一块没绣完的布，上面是一朵朵的桃花。桃花和布一下子都吸在了格格奶奶的脸上。
一群人围上去，朝着那个老女人踢，她拼命叫拼命叫。没有用。我转身就跑。一路跑着一路哭。后来，老女人被踢破了内脏，吐血死了。就死在格格奶奶身边。
老男人被通知来收尸。几天以后，老男人被人发现吊死在格格奶奶家的天井里。天热，他脚下滴了一滩水，爬着蛆。谁收的尸，不知道。肯定是一个好心人。
格格奶奶的身世我是很多年以后才知道的。因为我的一位同学当了当地的副市长。她说格格奶奶姓金，她的丈夫是国民党军官，到台湾去了。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格格奶奶到底是不是旗人。她非常清秀。我曾经在她绣花的时候看她，然后问她：“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很漂亮啊？”。
格格奶奶一下子用双手捂住脸，像一个小女孩子。
我后来才知道，我带同学吃格格奶奶的糖就是吃掉她的饭钱。她没有工作，可是她笑咪咪的。
“我们不知道，我们又怎能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人热泪涔涔，却不是为了他自己。”这话是我在读军校的时候，一个同学抄给我的，她是我的好友。这话好像是俄罗斯作家赫尔岑写的。我忘了。
刻水仙花的鞋匠（1）
村子里的人都叫他“老bei”，这是闽南话。意思就是“爸爸”。没法写成汉字，只好叫他“老伯”，味道就差好多了啊。
老伯是个鞋匠。都想不起来，他是什么时候坐在院门口的大榕树下的。
那么大的一棵树，抵得上几张桌面了。老伯坐在树跟前，人跟树皮差不多的颜色：褐色的、皱巴巴的。海风吹过来，榕树的气根就在他面前晃。有时候就觉得，老伯会和树根一起缠起来，被海风吹到半空中去。
老伯太瘦，尖脸上气根一样的皱纹，脑袋上气根一样的头发。仔细看了，才找得到他的五官。就那么被皱纹从脸上挤开了，委屈得不行。
老伯跟前一幅鞋挑子。一头是个小木柜，另一头还是小木柜。一头的小木柜是有抽屉的，里面放着老伯的工具。另一头的小木柜是敞着的，里头放着鞋砧、小凳子、还有一些杂碎。
走过那里，都会停下来叫一声老伯。他从来不抬头，缝鞋子。没鞋缝的时候，就坐着睡觉。人一动不动，头发在海风里摇来摇去。
当了一年兵，鞋子穿破好几双，解放鞋都能磨出洞来。训练、种地都很费鞋的。托人从北京买了两双黑灯芯绒的“懒汉鞋”，宝贝似的，还是经不起磨，就到了老伯的鞋摊上。
老伯举起我的鞋，朝天上望：“边上缝一下”。他只会说闽南话。小时候我在漳州住过几年，也会说几句。我们就说闽南话，可惜写不出来。
老伯拉开小抽屉，拿出一团白线——小细麻线。老伯又拿出一块黄黄的蜡，把线放在蜡上面，一抽一抽地，线就沾了蜡，透出油光来。
老伯拿了一把小刀，刀尖对着鞋底开缝的地方轻轻划了一道弧线，一条小沟拉了出来。
老伯拿出一把锥子，带小勾的。老伯把锥子对着小沟，手掌推着锥子把，旋了几下。锥子穿过鞋底。老伯把蜡线放在小勾上，一拉，线就跟着锥子拉过了鞋底，再用手指头一挽，线就打了一个小结，结结实实地钉在鞋底上了。
老伯把鞋底放在鞋砧上，套好了，用小铁锤使劲敲几下。好了。一双张嘴的鞋闭嘴了。
“五分钱。”他说。
摸出五分钱，想放在他手上。老伯嘴巴朝小木柜里呶呶：“放那里。”那里面也有钱，都是五分的。
就算认识老伯了。除了下雨天，老伯跟钟点一样准。我们一吹上班号，老伯肯定在。
就是不知道他中午饭吃什么？坐在饭堂里，我老是看他。
终于发现了，老伯吃煮熟的地瓜，还有咸鱼。放在一个大杯子里。几口地瓜，一口咸鱼。伸长脖子，喉咙耸一耸，再吃。最后一抹嘴巴，两只手在围裙上蹭蹭。
为什么不喝水啊？我看得都噎死了。终于忍不住拿了一茶缸水。
老伯的眼睛从皱纹里鼓出来，差不多都要掉到杯子里去了。把脸伸到杯子里，就听得咕咕咚咚。我也跟着咽口水。当他把脸抬起来的时候，皱纹里全是水汽。
“你不要给我水，我有喝的。”老伯指指远处，那里有一条水渠，浇地的。
“牛喝那里的水，还拉屎。不卫生。”
“你说我吃牛屎？”老伯脸都缩起来。
我不管，只要看到老伯吃地瓜，就送一杯水。老伯从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