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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大旨言情，作者的创作目的，据书中“作者自云”交代，是描写“当日闺友闺情”，为自己的姐妹作传，使得“闺阁昭传”，不致因自己“不肖”而使其“湮没无闻”。作者的姐妹们命运一定都十分悲惨，否则，作者不会把她们都归入“薄命司”，让她们“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考证真实生活中洪昇的姐妹们，命运同《红楼梦》描写的竟是如此契合，当非偶然。洪昇确实有众多的姐妹：妻子黄蕙就是洪昇的嫡亲表妹。洪昇还有两个亲妹妹。洪昇的表亲黄家、顾家、翁家、钱家、李家、林家、江家，都有好多表姐妹。这些姐妹的命运，归入“薄命司”，大致都是不错的。
黄蕙与洪昇自小青梅竹马，二人的结合，还真有点现代人自由恋爱的味道。黄蕙自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工诗善画，妙解音律，与表兄洪昇志趣相投，有着良好的感情基础。黄蕙的祖父黄几，在康熙前期备位宰相（大学士），位极人臣，可谓富贵已极，与《红楼梦》中的王家相酹。在江南口语中王黄是同音的。
黄蕙的命运似乎相当不幸，幼年丧母，青年丧父，在封建大家庭中，孤儿的命运可想而知。与表兄洪昇喜结连理之后，本想夫荣妻贵，享受终生，但确实“好事多磨”，又因“家难”，逃离了富裕的家庭，受尽了人生苦难。黄蕙青少年的经历，同《红楼梦》中的湘云十分相似，本想“嫁得才貌仙郎”后，“准折些幼年坎坷形状”，“终究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心事终虚化”！
洪昇的两个亲妹妹，都十分聪明美丽，洪昇从小经常和妹妹们在自家的花园中玩耍，对妹妹们一往情深，称赞她们“霜管花生艳，云笺玉不如”。但两个妹妹的命运都相当悲惨。可能是所嫁非偶的命运悲剧，她们在哥哥洪昇逃离家庭后，草草嫁人，婚后不久，就相继悲惨地死去。洪昇对两个妹妹的惨死，终身痛心疾首，直到晚年，还悲吟“哭弟悲无已，重经两妹亡”的诗句。这与《红楼梦》中，迎春、探春的命运，似乎是相同的。
洪昇的众多表姐妹们，就是“蕉园五子”和“蕉园七子”，她们都是清初杭州“四大家族”的女才子。在四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命运面前，她们也确实落得“万艳同悲”的命运。洪昇的表丈钱开宗，是“江南科场案”中被砍了脑袋的副主考；洪昇的姻亲翁世庸，是因“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案被革职的台湾知府。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这些表姐妹们的悲剧命运，是历史和时代注定的。作了以上分析之后，我们就不难想象，洪昇在初创《红楼梦》时，为什么要写女儿们的悲剧，为什么立意为“闺阁昭传”了。
红学界一般都认为，甄士隐的故事，就是一部《红楼梦》的缩影，有人干脆称其为“小《红楼梦》”。但作者为什么在一部大《红楼梦》中，套写一部小《红楼梦》，红学界却几乎无人能够说得清楚。索隐派在甄士隐身上无隐可索，考证派在甄士隐身上也找不到江宁织造家庭任何人的影子，因为甄士隐的故事是个完整的故事，所以探佚派在这里也找不到用武之地。
其实，当你知道了《红楼梦》的初创者是洪昇，你就会清楚地看出，甄士隐的故事，就是洪昇对自己悲剧人生的简要概括。《红楼梦》表现的主要是作者青少年时的爱情生活，受“三一律”的制约，作者不可能按线性原则去描写自己的完整人生经历，因此，再创作一个甄士隐，放在作品的开头，既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又交代了作品正文无法表达的内容，是十分高明的创作方法。
甄士隐的故事大致交代了五层意思：一是甄士隐慷慨资助贾雨村进京科考，贾雨村因此飞黄腾达；二是甄士隐的小女英怜因家人霍起粗心，被拐子拐走，后来贾雨村恩将仇报，乱判了葫芦案；三是甄家隔壁葫芦庙失火，带累甄家烧成一片白地；四是甄士隐到田庄上住了几年，因“水旱无收，盗贼蜂起”，实在生活不下去；五是投靠岳家受冷遇，最后看破红尘，跟着道士走了，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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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历史本事（4）
甄士隐人生的“五部曲”，实际就是洪昇人生的真实经历。洪昇因“家难”逃离家庭后，携妻带女确实在武康田庄上住了几年，这几年又恰值平定耿精忠的战乱，“水旱不收，盗贼蜂起”，实在难以维持生活，是有据可查的事实。洪昇的长女在最聪明可爱的七岁时，因贫病交攻、冻饿交加，就是在武康悲惨地死去了；洪昇在作品中讳言死去，处理成丢失，是情理中事。
洪昇携八口之家赴北京居住时，岳家正在北京过着相府生活，但洪昇家庭却经常出现断炊的情况，岳家照顾如何，可见一斑，洪昇称岳家为“封肃”，并非无因。洪昇最后倒没有跟着什么“道士”飘然而去，但确实在康熙二十八年遭受“斥革下狱”的人生打击后，愤而逃到京东盘山，跟着兼具和尚道士双重身份的“拙上人”，用“逃禅”的方式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书中甄士隐唱出的《好了歌解》，就是当时洪昇心境的真实写照。
第二节 蕉园诗社
古人就知道“画鬼容易画人难”的道理，何况今人。举凡成功的文学作品，书中重要人物和事件必有生活原型，这是文学领域的常识，无须多作解释。托翁著《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鲁迅写《狂人日记》、《阿Ｑ正传》，都有生活原型所本，不是凭空捏造，文学界早有定论。
《红楼梦》开篇，作者就交代，创作此书的目的，一是为了写自己“幻形入世”、“无才补天”，二是为姐妹们“闺阁昭传”，“不使其湮没无闻”。当然，作者写的是小说，不是纪实文学，把“蕉园诗社”成员们都集中到“大观园”里，把她们长达十几年的诗社生活凝缩到同一时间内，这是文学创作三一律的需要。
《红楼梦》中描写的十二钗，其身份、地位、才情、性格、举止、命运以及与主人公的关系，都是基本尊重事实的。书中记述的“家庭闺阁琐事”，都是作者“半世亲睹亲闻的”，创作中采取的是完全写实的方法，虽然隐去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但人物情节的描写则是“追踪摄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
《红楼梦》开篇就交代：“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的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班姑即续《汉书》之班超，蔡女系作《胡笳十八拍》之蔡文姬。《红楼梦》书中的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从《红楼梦》作者在书中的交代，我们对这些“异样女子”最起码可以推测出以下几点：
其一，从生活环境上看，这些女子应该就生活在作者身边，与作者关系密切，作者对她们感情笃深，她们的事迹是作者“亲历亲闻”的，并非虚构；从作者说的“我之罪固不能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来推断，这些女子是作者家中之家属或亲属，与作者应系姊妹关系，作者创作《红楼梦》的“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
其二，从时间上看，这些女子应该与作者年龄相仿，前半生的青少年时代往来密切，因为作者明确交代“亲历亲闻”的时间是“我半世”，一个人到了后半生，才会说“我半世”如何如何；反过来说，作者创作《红楼梦》的时间，自然是在自己的后半生，是“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凭着对年轻时的回忆写作的。
其三，从数量上说，这些女子不会是三个两个，而是一群人，用作者的话说，是“一干冤孽”。她们虽然没有班姑蔡女之名气，但“或情或痴”，“小才微善”，曾作过几首“歪诗熟话”，又明显不同于那些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显然，这些女子都有一定的文学才能。不仅如此，似乎这些女子的“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令作者十分佩服，自我感觉“堂堂须眉”不如“一干裙钗”。创作《红楼梦》的目的，是不欲使姐妹们的事迹与自己“一并泯灭也”。
其四，这些女子都没有摆脱“红颜薄命”的社会规律，最终下场都很悲惨。作者把她们统统归入“风流冤孽”行列，打入了“太虚幻境”中的“薄命司”，让她们来自“离恨天”、“灌愁海”，叹“古今之情”，偿“风月之债”，结果是“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
其五，作者创作《红楼梦》的直接动因，是因为经“历过一番梦幻”。什么“梦幻”呢？“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成了女娲弃置在“大荒山”下的一块顽石。按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对“补天”的通常理解，作者是哀叹自己“仕途”不顺，很可能“跌过筋斗”，正处于“愧则有余，悔则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除此外，作者似乎还有更深层次的难言之隐，怨恨自己辜负了“天恩”、“祖德”，还“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以致“一事无成，半生潦倒”，并屡次声称自己“不肖”，自己之“罪”“固不能免”，似乎作者在家庭败落中负有重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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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历史本事（5）
《红楼梦》的作者究竟是谁？作者描写的这几个异样女子又是谁？这是牵涉到《红楼梦》作品主旨的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不搞清楚。笔者经过多年精心考证，证明了《红楼梦》的作者不是乾隆朝的曹雪芹，而是康熙朝的著名文学家洪昇。洪昇向“普天下”宣示“不肖”的“我之罪”，就是因为自己没有继承并恢复祖业，造成“百年望族”洪家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洪昇经历的“梦幻”，跌过的“筋斗”，就是洪家“天伦之变”的“家难”，以及洪昇本人又因为“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被朝廷革职下狱，终身功名无望的人生悲剧；洪昇“忽念及”的“当日之女子”，就是年轻时与洪昇相亲相爱的众多姐妹，也就是清初著名的女诗人群体“蕉园五子”和“蕉园七子”，她们曾结成“蕉园诗社”，号称“西陵十二钗”（在杭州史志中，西陵与西泠通假），在清初名满天下。
《红楼梦》的创作宗旨就是为“闺阁昭传”，因此，通篇几乎都是写的金陵十二钗的故事。这些故事中，篇幅最多的、最感人的、给读者印象最深的，大概要数大观园中姐妹们起“诗社”的故事了。书中第三十七、三十八回，集中描写了由探春发起的结“海棠社”故事，姐妹们咏“白海棠”，赛菊花诗，讽“螃蟹咏”，好不热闹。到书中第四十八、四十九回，姐妹们继续诗社生活，歌吟“红梅花”，联句“北风雪”，在芦雪庵痛快了好一阵。及至第七十回，由林黛玉倡导，姐妹们重组诗社，并改社名为“桃花社”，填桃花词、柳絮词，又着实热闹了几天。再加上书中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