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岸然的道学形象。元代虽然文学管制偏松，屡有言情作品出现，但公然宣淫的作品并不多见。只有在17世纪，明末清初的天翻地覆环境下，文坛曾掀起一股言情宣淫的狂潮。到了18世纪，雍乾以降，随着文化管制的加强，文字狱的震慑，对淫书的禁毁，这股文坛淫风才销声匿迹。
明末清初的言情宣淫狂潮，大致有三个源头。一是由于不满理学统治造成的令人窒息的社会风气，市民阶层自发地要求个性解放、思想活跃，加之朝廷管制的相对宽松，因而出现的社会文化现象。二是社会上盛行奢侈之风，官僚贵族竟相攀比奢靡程度，富贵人家，“一裘而费中人之产，一宴而靡终岁之需”；饱暖思淫欲，致使淫秽放纵之风盛行。三是理学思想异化造成的，产生于明代的陆王心学，在明末清初产生了两个方向的影响：一方面由“心即理”的命题而使理学坠入空疏空谈；另一方面由于重视内心体悟促成了重个性、重性情的浪漫主义思潮。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心学”的副产品，是“理学”异化的过程和结果。
17世纪的文学作品，大致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在内容上追求香艳，言情宣淫。其中明末的作品，以小说《金瓶梅》和传奇《牡丹亭》为典型代表；清初的作品，以小说《聊斋志异》、《红楼梦》和传奇《长生殿》、《桃花扇》为典型代表。其他短篇话本集、长篇小说、传奇杂剧，则多如牛毛，不可胜举。雍乾时代禁毁的书籍，绝大多数产生于这一时期。这些文学作品的共性是追求个性解放，宣扬女性意识，表现出一种背离儒家传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红楼梦》中“女水男泥”的怪论，就是明末大儒陆九渊的学生谢希孟首先发明的。据《西湖游览志余》记载，谢认为“天地灵秀之气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可见与《红楼梦》的思想承继关系。在当时的文坛，无论是名满天下的巨匠还是初出茅庐的黄口，都竟相吟艳词淫诗，作春宫情事，以“花前有美人陪伴读《西厢》为荣，《红楼梦》描写的宝黛读《西厢》场景，并非作者新创。二是在手法上逃避现实，写梦写幻。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临川四梦”、《聊斋志异》、《长生殿》、《红楼梦》，都是此类作品的佼佼者。雍乾时代查禁的所谓“淫书”，也不乏用梦幻手法表现的作品。采用这种手法的目的大概不仅仅在于规避文网，重要的在于这是一种浪漫主义手法，与个性解放的要求契合，也使作品展示的时空更广阔，更灵活，更能够生动充分地表现爱情婚姻生活。三是在语言上追求通俗，使用白话。从小说界看，这一时期的作品除《聊斋志异》外，《金瓶梅》用的是地道的山东方言，《红楼梦》用的“假语村言”是纯正的北京方言。当时众多的“淫书”、话本，用的也都是白话，浙江方言、吴侬软语、粤语、河南话、四川话、陕西方言都有。从传奇界看，这一时期传奇作品的唱词和念白，也自觉做到“明白如话”。人们常把“白话运动”归功于“五四”，其实，17世纪思想解放运动时期，就开始了白话的普及。由于雍乾以降“乾佳学派”的兴起，市民文学的相对沉寂，才使两次白话运动之间出现了二百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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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历史思想（8）
第三节 “除明明德外无书”思想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需要催生文学作品，只有需要巨人的时代才能产生巨人，只有需要名著的时代才能产生名著，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时代需要，没有天才也能创造天才；时代没有产生需要，有了天才也不能产生名著。因此，研究《红楼梦》首先必须研究《红楼梦》产生的文学背景、文学底蕴，研究那个时代对产生《红楼梦》的社会需要。
17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很不平凡的一个世纪。在欧洲，以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冲决封建经济罗网，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已上升到统治地位，资本支配下的帝国主义扩张进程急剧加速。在中国，正处于明末清初社会大动荡的阵痛之中。明末资本主义的萌芽，使市民阶层要求个性解放的意识形态，相对于传统的封建礼教，特别是窒息人性的理学，产生了强烈的异化。关外新崛起的异族统治者，虽然用铁蹄扼杀了刚刚萌发的资本主义幼芽，但由于统治机器的不完善和统治者笼络人心的需要，在清王朝建立的初期，却没有扼杀掉明末萌生的个性解放意识，反而由于对异族统治的逆反心理，使市民阶层的个性解放意识在扭曲中继续发展。总而言之，明末清初的中国的文化界，经历了一场以个性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上，大体上经历了四次比较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期间，礼崩乐坏、百家争鸣，为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疑古讽今，创新风度，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峰巅盛唐时代的到来，扫清了思想障碍；第三次就是明末清初，群经辩伪，言情滥觞，为康乾盛世的出现，提供了思想先导；第四次是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开辟了思想先河。这四次思想解放运动，都是在天崩地裂般的社会大动荡条件下出现的，都是在统治阶级的正统统治理念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兴意识形态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情况下发生的，因而是时代的必然，历史的必然，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运动，有个显著特点；就是疑经辩伪。所谓疑经辩伪，就是对统治阶级奉为至高无上权威的封建礼教发生了严重的怀疑，对宋明两朝沿袭下来的儒家经典，特别是程朱理学、王陆心学，以辩伪的方式，进行了猛烈抨击，把除了《论语》、《孟子》之外的几乎所有儒家经典，都斥之为“伪书”，把朱熹、王阳明对儒学的权威诠释，一概斥之为“伪学”，提出了“去宋归汉”的儒学正宗观念。与此相对应，对沿袭了千年的科举制度，也进行了激烈的否定；对君权相对于民意的地位，提出了挑战；对文臣武将忠君的理念，提出了怀疑。总之，那是个“怀疑一切”的时代，封建社会奉为圭臬的传统思想，都发生了动摇。从这个意义上看，17世纪思想解放运动，几乎可以同先秦诸子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盛况媲美；学术思想的活跃也促进了人才辈出，李贽、金圣叹、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陈确、阎若璩等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犹如群星灿烂，以敏锐的思想、渊博的学识、宏富的著述，推动着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并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留下了一大笔具有重要影响和地位的文化财富。进入18世纪以后，至雍正朝，随着清王朝统治的巩固，以《大义觉迷录》为代表，最高统治者开始强制推行封建正统观念，对学术界疑经辩伪的局面开始限制。特别是乾隆朝，文字狱几乎年年发生，知识界噤若寒蝉，乾嘉学派虽然也热中考证，但多为纯学术性的，从政治角度大胆否定儒家经典的行为基本收敛；乾隆皇帝还通过编撰《四库全书》，对明末清初的学术著作大量禁止和抽毁，把明末和清初顺康年间的学术著作和市井文学作品几乎一网打尽。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此终结。
我们在清楚了解了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及其特点之后，再来详细阅读《红楼梦》，就不难发现，《红楼梦》一书，深深地打着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印记，清楚地反映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特点。凡是熟读过《红楼梦》的人都会发现，书中主人公贾宝玉相对于封建正统观念的异端思想十分出格：他作为纨绔子弟懒于读书倒也罢了，竟敢于把父母师长（包括他的姐姐元妃）教他读的儒家经典都视为“杜撰”之书，说什么“除四书外杜撰的也太多”，“除明明德（大学章句）外无书”，竟然敢于把“四书”以外的书都一把火烧了。对于《红楼梦》描写的这些内容，凡不太了解封建社会思想禁锢之严酷性的读者，或阶级斗争观念极强的勇敢者，对此一般都很欣赏，认为作品主人公叛逆精神可嘉，正体现了作者思想观念的先进性；凡比较熟悉封建社会思想禁锢情况的读者，又难免会产生怀疑：在那个皇帝老子君临天下，社会普遍尊崇孔孟之道，知识分子靠程朱理学答题应试，以求科举功名的时代，作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的公子哥儿贾宝玉，可能有厌世、玩世的举动，但很难想象有这种类似疯狂的异端言论和叛逆举动，因为在他的世界观形成期间，没有产生异端思想的社会条件和家庭条件。要回答这两个问题，用现代阶级斗争理论或中国封建社会的一般规律去分析都是不行的，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红楼梦》放在创作当时的大背景中，方可看得清楚。请红学同仁认真研究一下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就会得出以下正确的结论：《红楼梦》表现的特定主人公的叛逆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其他时期都不可能，只有在17世纪，在明末清初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一个具有遗民思想的知识分子，一个具有异端观念的士大夫叛逆，这样写《红楼梦》，这样表现主人公贾宝玉，不仅可能，而且还很自然，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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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历史思想（9）
在明代占统治地位的学术思想是理学。弘治、正德以前，是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以后则是理学的别派陆王心学占统治地位。到了明清交替前后，理学早已失去了创立之初的积极意义，变得僵窒、空泛、不合时宜，因此知识分子普遍开始厌谈心性，转而回到汉学的旧路上，向儒家老祖宗的原典求教，改研究心性为治经。此期间，除李贽、金圣叹的异端思想影响比较大而外，开拓学术思想新境界的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浙东学派和浙西学派的大学者，而在经学辩伪方面贡献突出的，则是毛奇龄、阎若璩、胡渭、颜元等人。毛奇龄著《四书改错》一书，从训诂、地理、名物、制度等方面，几乎把宋明以来一直居于儒家学说正宗地位的朱熹《四书集注》批判得体无完肤。阎若璩最主要的成就是著《古文尚书疏证》，通过缜密的考证，把这部沿用了一千多年的，上自皇帝经筵进讲，下至蒙馆童子课读背诵的儒学经典，判定为伪书，把理学的立论基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唯精惟一，允执厥中”判定为伪造的假货，给了理学最沉重的一击。胡渭通过对朱熹《易本义》的搜隐发覆，“于汉儒附会之谈，宋儒变乱之论，一扫廓清”。这真是一个怀疑一切的时代，除《论》、《孟》外，思想学术界对儒家经典特别是朱熹、王阳明的著述，普遍产生了怀疑，对理学从源到流都进行了系统的揭露和批判。须知在此前，朱熹在儒家门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敢于怀疑孔孟的原话，敢于“诬孔”，却无人敢于怀疑朱熹的“孔门心传”，无人敢于怀疑理学大师们对儒家经典的讲解和注释。到了此时，舆情竟一变而为“诚欲正人心，必自反经始；诚欲反经，必自正经学始”。（钱谦益《初学集·新刻十三经注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