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走过去，一声不吭地将紧紧关着的窗户打开了。
她边喂孩子奶粉边头也不抬地问：“是不是太闷了？”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嗯”了一声。在走过她身边时，我真想扑到她身上，大声责骂她，从她身上掏出属于我的２５０元钱！
但想到由此可能引发的种种不测，我一次次打消了这个念头。无奈之下，我只好安慰自己，幸亏我醒得早，只丢失了２５０元，如果我醒得再晚些，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不得不承认，我实在是个怯懦的人！
２５４。
我现在不敢拿出手机看时间了，但看着窗外的夜色，我知道时间还早。但我心乱如麻，不敢再睡沉。让我奇怪的是，那个所谓的花姐也没有睡。孩子己经不哭了，她坐在床上，不时偷眼看着我，偶尔会在房间里转几圈。
终于，她问我：“你不睡了？”
我冷冷地说：“不睡了，你呢？”
她讪笑道：“我也睡不着。”
接下来，我们都不再说话。
这时，我又感觉肚子疼了，只好拉着行李箱进了洗手间。回到房间，房间里空荡荡的，那个女人和她的孩子都不见了。
我这才长舒了一口气，提着行李箱去了一次洗手间。回到房间，将两张床拉过来并排抵住门，这才安心地在其中一张床上躺下去，却怎么也睡不着了。
好不容易挨到中午，我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家招待所，直奔期待己久的候车室。候车室人很多，我找了个座位坐下，紧紧拉着行李箱，象一只警觉的刺猬，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时刻准备竖起身上的刺！
上火车的时候，情景真是恐怖至极！放眼望去，窗户里到处是人的脑袋和屁股，每个人都拼着全身的力气往车里钻，哭爹喊娘的嘈杂之声不绝于耳。我提着行李箱，不停地被人流从一边挤到另一边。在这一刻，我全然不记得我是一个女孩子，我和任何人，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以及所有一切人摩肩擦臀，我奋力拼杀，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挤上车！
好不容易上了车，几乎被挤脱了一层皮。
上了车的人象逃难似的，大包小包的，人山人海，挤得鬼哭狼嚎，七窍生烟。个子矮小的人，几乎脚都够不着地了。火车开动之后，躁动的人群才稍稍平静了一点，站的站着，坐的坐着，真是水泄不通。
现在都是如此地拥挤，真不知道春节回家的人是怎么坐的车！
车里象个蒸笼，连站都站不稳的。我只好将行李箱竖起，勉强坐在上面。在拥挤的列车里，我的心情十分沮丧。想我打工三年，且不说当初的雄心壮志了，连钱没赚到多少，还落得一身伤痕。好在，妈妈和弟弟是不会嫌弃我的，他们一定给我最深的爱。这次回家，我再也不想回来了。
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下车时，我双腿麻木、红肿，脚底象踩了棉花一样，活动了好久才勉强可以走路。
当我风尘仆仆地走在通向我们村的小路时，不禁长长吸了一口气，我终于回家了！
２５５。
周围的田地里，水稻轻盈地在微风中摇晃，稻穗看起来沉甸甸的，仿佛都很饱满。天空中有很多满天飞舞的蚂蚱，蚂蚱们欢快地在水稻间钻来钻去。这些景象，是在我异乡的梦中无数次出现了的，现在真实地呈现在眼前，十分亲切。我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遗憾的是，空气并不如我想象中的清新，甚至还来杂着一股怪怪的味道，闻着极不舒服。
很快走到自家的水稻田边，忽然感到脖子后面发痒，我用手一摸，竟然是一只黄绿的蚂蚱！蚂蚱是一种很容易捕捉的虫类，我本想把它赶走，没想到用力过猛，竟将它拍死了，蚂蚱体内的脏乎乎沾了我一脖子。
更多的蚂蚱跳跃到我身上，我一边拍打一边躲闪，脚下很快就落了许多被我拍死的蚂蚱。正当我狼狈万分之时，我看到一个拿着蛇皮袋的女人从村里往这边走来。
女人一副标准的农村妇女打扮，衣服式样还是六、七十年代的，好象农村妇女的打扮几十年就没变过。虽然她看上去非常憔悴、苍老，但那脸上的轮廓，还是让我一眼就认出来，她是我一起长大的刘淑芬。我，刘淑芬，曹菊，申小英，我们四人虽不同岁，关系却一直很好。我惊喜地叫起来：“刘淑芬！
女人惊愕地向我望了望，用熟悉而又久违的家乡话问：“你，你是谁？”
我故作愠怒地说：“连我都认不出来了？我是杨海燕！”
她不相信地看着我，后退一步，上下打量了好久，惊喜地叫起来：“海燕，真是你呢，你越来越漂亮了！”
看着她那没有一点光泽的脸，我有些愕然。她和我同岁，以前很是清秀可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我试探着问：“你，还好吗？”
她眼里迅速闪过一丝哀伤，叹了口气，低声说：“我不好，一点都不好！”
我疑惑地问：“怎么会呢？以前你家条件很好呢，你家就你一个女儿，你爸当了多年的村长，你妈又那么能干。”
她叹了口气：“那是以前，现在早就不行了。你去打工那年冬天，我妈得了一场大病，把家里的钱都花光了，还倒欠一屁股债。为了让我妈能看到第三代人，我匆匆结了婚，是招的上门女婿，现在儿子都两岁了，我真怕连儿子上学的钱都攒不够。”
说到这里，她伸手抓了一只晃过来的蚂蚱说，“你看看，两亩水稻倒养出了三亩的蚂蚱来。这地是没法种了，什么药都治不了它。”她边说边挤那两只蚂蚱的脑袋，蚂蚱紫红色的嘴越张越大，只只“扑”地一声，蚂蚱的脑袋扁了，两只外露的眼晴靠在一起，一滩黄绿色的脏东西粘满她的拇指和食指。
她这么一说，我才想起空气中淡淡的刺鼻的怪味是农药味。我不解地问：“怎么打了农药还这么多蚂蚱啊？”
她无奈地说：“农药是前些天打的，现在的庄稼都是农药灌出来的，一季水稻要打好多次农药。农药越打越多，小虫子也越来越多。再说，水稻都秀穗了，不能再喷农药了。”
我担忧地说：“那这些蚂蚱怎么办？”
她从蛇皮袋里带出一个大网兜：“抓呗，我们小时候又不是没抓过。”
２５６。
我不以为意地说：“蚂蚱可是个好东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我们小时候不知吃了多少蚂蚱，那时候可是希望蚂蚱越多越好呢。”
她又捏死一只蚂蚱，恨恨地说：“好个屁！你在外面打工哪里知道种地的苦。你看看这水稻，今年怕是又要减产了。这地，真是没法种了。要不是家里走不开，我真想出去打工。”
我叹了一口气：“你才不知道打工的苦呢。”
她怪异地看了我两眼，忽然暖昧地说：“再苦也比种地强。你看跟你一起出去的丽娟，不是一步就登天了吗？”
我愣住了：“那叫一步登天？要不是她妈和二哥，丽娟当初可以死活不想嫁的呢，你又不是不知道，她和陈刚感情很好。”
她“切”了一声，尖刻地说：“不就是嫌人家是白痴嘛，白痴怎么啦？人家要是不是白痴还能轮上她？那样的白痴我也想嫁呢，就怕人家看不上我。”
我吃惊地瞪大眼睛，在我印象中，淑芬一直是个温和的人，我真怀疑这尖酸刻薄的话是她说出来的。一时我竟不知道和她说什么了，好半天，我才讷讷道：“曹菊和小英，她们还好吗？”
她诡秘地笑了笑，随即又撇撇嘴，阴阳怪气地说：“小英我不知道，菊可是好得很呢。她在县城饭馆只端了半年盘子，就被一个大老板看中。大老板出钱，她在村里建了一个塑料鞋底厂，她现在可是村里的红人呢，我家猫猫爸就在她鞋底厂打工。什么东西！说出去，人家还以为我们是好朋友呢，农忙时，我家猫猫爸想换成夜班，她死活不答应！”她越说越气，越气声音越大。
我不由瞪大了眼晴，非常非常地吃惊看着她一张一合的嘴，我真怀疑那些话是从她嘴里说不出来，不仅仅是她说话的语气和神情，还有她说的曹菊。
我和淑芬同岁，小英比我们大两岁，曹菊比我们小一岁，从小好得象穿一条裤子。一到蚂蚱横行的时候，我们就拿着网兜和盛蚂蚱的口袋来水稻田。那时候的水稻田到处都是人，象赶集一样热闹。不时有一团团小火烧起来，然后就飘来一阵阵香味，那是有人在烧蚂蚱吃。
我们四个人每天都会找一个避风处，生火烧蚂蚱。蚂蚱几乎成了我们的主食，每天都要烧一次。要是有一天没吃蚂蚱了，总感觉生活少了些什么。
烧蚂蚱时，要先掐掉肚子，只烧腰部以上的地方，因为只有那里有肉。刚放进火里的蚂蚱半个身子还在跳跃，剩上半身的蚂蚱跳跃几下就不动了。不一会儿，蚂蚱就开始“吱吱啦啦”地冒油，脊梁很快绽起一朵黄红色的小油花。等到过年过节才有的肉香味出来后，就可以吃了。直到吃到四张嘴全都乌黑，我们才心满意足地回家。
时间过得真快，儿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四个人，现在差别是多么大啊。
这时，越来越多的村人走过来，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热情的和我打着招呼。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总感觉他们看我的眼神中怪怪的。但回家的喜悦让我无暇多想。稻田里捕蚂蚱的人，踩着田埂向前小跑，网兜贴着水稻叶间飞行，很快网兜就沉重得坠下来，半网兜的蚂蚱在里面跳。
淑芬大约看得眼热，丢下一句：“有空到我家玩啊。”就走开了。
我还想说什么，她己经拿着蛇皮带，加入了扑蚂蚱的行列。
２５７。
她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我忽然感觉家乡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最后一片净土，也许家乡并不能治疗我的伤痕，不由怅然若失起来。
走到村口，我更加失落了。原先的老寨墙己经完全拆除了，村内不再象以前那样阴暗，一片光明。原先高大的树木都被砍伐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胳膊粗的小树。左边废弃的水井己经填平。右边的老槐树倒是还在，但根部己经被砖砌起了半米高的围墙，表面还抹上了水泥。
以前，老槐树下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但现在，却一个人都没有。
看得出，村里向四周扩大了许多，几乎都是宽敝的平房，村中间似乎还有两幢小楼房，老房子己经很少了。常言道，近乡情怯，不是没有道理的。我赶紧整理了一下零乱的头发和衣衫，不经意间，前面墙上的一行大字吸引了我，定晴看去，只见上面涮着一行标语：“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
这条标语是朱红色的字，血淋淋的，很是触目惊心。我想到肚子里刚刚流掉的孩子，不由黯然伤神。
再往前走，又看到一条绿色的标语，口气温馨了许多：“再穷不能穷教育！”这条标语己有些斑驳了，我记得很早很早就写在这儿了。以前还不觉得什么，现在看了，不禁哑然失笑。“再穷不能穷教育！”既然如此，当初我为什么上不起大学！
常看到媒体上说：“九年义务教育是免费的。”可我从小学到高中，不但没有免过费，学费甚至越来越高。不仅是我，我今年１６岁的弟弟上初中时，学费是４００多。虽然学校就在镇中学，离我家不算远。但学校要求所有学生必须住校，而且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