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作，类多粗鲁，与一般圆融者相反，即遇交际之时有所陈说，亦悉破除旧习，不作寒温之谈，唯直吐其蕴，语至戆直。克氏随记一事，可以见其一斑：氏尝在伊古支克，屡赴茶会，后以事久不往。有贵妇人询其友，谓氏胡不来，友故虚无论者，应曰：“彼习骑未遑也。”曰：“虽然，彼亦当以时来，即不舞亦共谈耳。”友率然曰：“彼来何为？将听君辈谈新样衣裳耶？彼闻之久矣。”一人曰：“然彼不常见某女士耶？”友曰：“然，以某女士好学，彼方助之肆德文也。”闻者大愧。虚无论者之视妇女，不异男子。妇人入室，不急踊起让位，唯见其人信疲，而室无他坐，斯让之耳。世之妇人，多以弱性（Weaker Sex）自喜，喜言装束。第虚无论者见之，辄莽然曰：“君妄言，胡不自羞？且后髻又用假发何耶？”虽然，虚无论者故无轻人之心，特廉角之露有如此耳。
上不过举其大略，详见《父子》或《何为》（Chto dyelat，契涅舍夫斯奇著小说）二书，兹不赘。由是观之，则虚无主义本不足该俄国革命。谓革命党有虚无论者可，若合二者而一之，惑矣。譬有阳明派士人为官，不可便谓官皆阳明学派；有天台宗释子为行脚僧，不可便谓行脚僧皆天台宗。此理至明显，本不待烦言而解者，然吾国卒比而同之，是有数故，要由素无确闻，而一般小说有以误之也。
吾观克氏著书，虽及近今，犹三致意于此，（《俄国文章论》中亦详辨之，）然则西欧之士，尚未能晓然知二者之分；今从而拾之，传闻益讹，又胡可免。而吾国更有据一二小说所言，为之信史者，夫在作者且未深知其事，更何能传信，（俄国小说不在此例，外国著作中亦有有价值者，特中国所译多非其选，）盖亦唯姑造作之耳。如吾国古籍，记东海之东，有长胫之民，涉海而捕鱼。其说非不新奇，足娱听闻，然此乃搜神集异之流，欲求信史于是中，殆不可得矣。
论成后数日，偶从店头见近人所译《双孝子血酬恩记》一书，事既无稽，而译者林氏一序，语尤荒谬。其言虚无论者，混于无政府党，拟之为侠客，末又深斥之，则殆直以虚无主义为剧盗术矣。己纵不学，姑妄言之则已矣，特贻误后生，安可量者？夫万国礼俗虽殊，而诚妄之理则一，故言异国之事，亦不可作谎语也。且虚无主义纯为求诚之学，根于唯物论宗，为哲学之一支，去伪振敝，其效至溥。近来吾国人心虚伪凉薄极矣，自非进以灵明诚厚，乌能有济？而诸君子独喜妄言，至斥求诚之士子为蠢物，中国流行军歌，又有詈印度波阑马牛奴隶性者，国人若犹可为，不应有此现象。吾闻序言，如遇鸣鸦，恶朕已形，曷胜悯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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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角钱的离婚
1923年3月14日刊《晨报副镌》
署名荆生
未收入自编文集
在三月六日《晨报》的分类广告里，见到一则离婚广告，说黄亚孟与大村竞美两人“天性不合，两愿离婚，业于本年二月解除婚约，诚恐亲友未及周知，特刊声明。”本来离婚也是平常得很的事，不值得特别注意，即使其中有什么曲折，也不是我们局外人所能得知，而且倘若被损害的本人不说话，别人更无从说起。所以我现在并不想去窥探他们结婚的悲剧的内幕，只是就这广告的地位上略为谈谈罢了。
这离婚广告，如上文所说，是登在分类广告栏里的，共计五号字四十九字，即一方寸以内的乙种，每日大洋一毛，一总登了一天，所以广告费是总共一角钱。像离婚这样重大（虽很平常）的事件，要使亲友周知，却只花一角钱，登一天分类广告就了事，我觉得是极可注意的。这虽然是当事人的自由，旁人不能干涉，但在我们看来，这件事至少总是很可注意，因为这个广告实在很明白的表示出现代中国青年对于结婚观念之可叹的堕落了。
星里来的人
1923年4月1日刊《晨报副镌》
署名槐寿
未收入自编文集
他是个疯子。
他原来是不疯的。他跟着他的父亲在海甸做泥水匠，直至二十岁为止。二十岁的那一年，——据一个星士说正是交着什么华盖运，他同了村里的人进京城来，有一天去游天坛，走到皇穹宇的上面，忽然觉得非常的想做皇帝，这一件事似乎略略有点疯意；但是他终于没有做，而且在中国，想做皇帝本来不算什么奇怪的事，大抵只如想每清早坐在床上吃一碗白木耳之类，不能说是发疯，所以他的变成疯子，决不是从那时起的。以后不久他从京城跑到塘沽，混了几年，听说上了一只轮船，当水手去了。
如是者许多年，杳无信息，大约有二十年罢？
有一天，他忽然的跑回故乡去，却是完全一个疯子了。他自称是从星里来的人。他本名叫什么贵，但现在他坚不承认，自称是阿勃图耳，（还是阿布耳呢？）也不明白是名是姓。他的父母早已死去，他独自住在破屋里；他怎样的度日，讲这故事的人不曾说及，所以我也不曾知道。
每天早晨他起来后，必定站在门外怪声怪气的吆喝一回。村里的人虽然听惯了，但是因为听他吆喝得很好玩，而且他们自己本来本闲着无聊，所以总有十个八个跑去围着他看。他独自指手画脚，唠唠叨叨的说过一阵，再对他们发问道：
“喂喂，这是那里，老板？”
这老板的称呼，是他从不知那里学来的；据海甸的人说，这也是他发疯的一个证据，因为海甸人决不这样称呼的。大家听他这样的问，照例答他一句：
“这是海甸。”
“这不是星里么！唉唉！……”他这样叹息着，两条眼泪直挤出来，从颊上滚过流落地下。大家看到这里，都知道把戏已了，各自散去，他也就坐在地上，两手抱头，支在膝盖上，不再作声，只是默默的在那里思索回到星里去的方法。
中午一过，他的默想也已完结，不知道他想出了回到星里去的方法，还是已经断念了呢，但他总是元气旺盛似的踱到邻近茶社里喝茶，同人家谈星里的事情。他有一种特别的癖气，便是说星里的好处多用反面的说法，譬如看见桌上的一把茶壶，他便咕噜说：
“吓，这样的茶壶，星里没有这样的茶壶！”对于房屋衣服等东西，他也是这种说法。倘若有人反抗他，说我们只要这样的生活就够了，他便一定提起那贤人的故事来。有些人因为要他讲贤人的故事，有时特地的去激动他。于是他突然的开讲道：
“有一个贤人，住在猪圈里。……”众人不等他说了，都笑着鼓噪道：
“后来他终于被猪拱出猪圈外去了，是不是？”他听了毫不在意，仍旧从从容容的讲下去，直到拱出猪圈外为止。他说：
“老拱说，去你的罢！——一拱，……”说到这里，他举起右手向外一挥，就不则声了。但是过了几时，他的讲法也略有变更，不知是因为大家在鼓噪呢，还是为别的缘故。他把故事的后半改过，不说拱出猪圈外了，据他所说，那个贤人临了也变成一只猪完结。
我这所记的还是去年的话，据新得的消息说他现今虽然还自称是从星里来的人，但是早晨的吆喝与默想已经废止，似乎他已断念，不想再回到星里去了。至于贤人变猪的故事，却没有提及，想来他还是在那里讲着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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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与结婚
1923年4月25日刊《晨报副镌》
署名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离婚与结婚都是当事人自己的事情，局外人不能加以干涉。但是看了他们所公表的文章，引起一种感想，却也不妨发表出去，不过这并非对于那事件的批评，实在只是文章思想方面的几句批语罢了。
阮真君的文章，我已经说过了。郑振壎君的那一篇，我也是用心的读过的。负担经济的离婚与放弃遗产的离婚，我以为都可以行，不必勉强希望他们形式的复和。我对于郑君的景况是很同情的，——那更不幸的夫人方面自不消说，——但在那篇文章里他所给我的却不是一个很好的印象。我觉得著者是一个琐碎，严厉，自以为是，偏于理而薄于情的男子，（或者事实并不如此）在我的想像中，正是我所怕与为友的一种人。即使这是错的，但我所得的印象总是这样。异性的心理或者难以推测，倘若也同我的印象仿佛，那么恐怕读了那篇文章愿意去做他的“女友”的就不很多罢。郑君不知道，世间万事都不得不迁就一点；如其不愿迁就，那只好预备牺牲，不过所牺牲者要是自己而不是别人：这是预先应该有的决心。倘或对于妻儿不肯迁就，牺牲了别人，对于社会却大迁就而特迁就，那又不免是笑话了。——郑君的文章一面又很诚实的，肯老实的露出他的缺点，不加掩饰，这是可以佩服的地方。
本月的《晨报》上登过两个奇妙的论前广告，都是关于离婚的。其一是“武止戈启事”，文曰：
我不愿再忍受旧婚姻制度的束缚了！我对于旧社会制度没有维持的任务；对于不合理的什么礼教和习惯，我只知道去破坏。所以我决定于今日起与王梦真女士解除婚姻关系！
（案 此文见四月五日报上）
其二题曰《离婚》，原文如下：
因一时之气忿贻终身之后悔可惜可惜夫妻反目儿女遭殃朋友操心家庭倒运背驰道德违迕法律各走极端是谓自误
曹娥陈礼育决与沈慕周脱离关系此启一月十七号
（见四月十六日报上）
这两件离婚的内容，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不能发表意见，只就广告看来，觉得理由说得很是离奇。武君的志向在于破坏不合理的什么礼教和习惯，原是极好而且正当的，但在他看来，仿佛什么礼教和习惯的巢穴只在他和王女士的婚姻关系上，只要一离婚，那目的便达到了。离婚是男女关系上一种不幸而又不得已的分裂，不能象征礼教和习惯的破坏。我想两性关系是世间最私的事情，自有其绝大的理由，无须再有堂皇的口实，正如结婚者不必借口于“为天地育英才，为祖宗延血脉”一般，离婚者也不必比附于革命的事业。至于陈君的广告尤为奇妙，正与武君的口气相反而同样的离奇。这种石氏“传家宝”式的格言，一眼看去必定以为是劝止离婚的话，末尾忽然那样的结煞，在文章上的确还欠通顺，更不必说内容了。我决不像一般遗老，听见许多离婚事件，便叹息世道衰微，人心不古，但是见了这些文章也不免有点失望，因为我想“新文化运动”闹了这几年，新的青年至少应该能够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文章了，岂知还是这样，——此外只有几篇《驱鳄鱼文》式的布告。
但是这类文章之中，最妙的还要算那“甘肃省长委赴各省学务调查员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杨汉公”给张东荪君的一封信。杨君因为高文蔚君续娶先妻之妹，旧有师弟关系，便借了纲常名教的话，极力排挤他。这封信里充满着真正老牌的“什么话”（原文登在四月十五日《学灯》上），便是平常最有学者态度，深以骂人为非的张君，也直斥之为“此真狗屁不通之论”，可以知道那文章的奇妙的程度了。信中佳句叠出，真是美不胜收，现在只引用一句，以供未见原文者之欣赏。杨君以为师弟本是一体，所以不能“结牝牡关系”，而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