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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日知识分子的不同人格结构
§人格缺陷成了失败的导火索
光绪身边的变法集团在政治上的幼稚，集中体现在康有为身上。而康有为的不成熟，则体现在他的“狂”之一字上。极端固执是康有为最显著的性格特征，这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则是致命的缺陷。这导致康有为目光狭隘、行事偏激，也注定了他不能从善如流，把握时机，领导维新变法绕过重重暗礁走向胜利。他既敢于挺身而出又难以驾驭大局、既自命孤高又幼稚天真。在风起云涌的大变革中，他做事过于理想，不善权变通融，不是勉为其难，就是自不量力。 。。
笔杆子的大对决：康有为和福泽谕吉（4）
对于光绪这样百年不遇的“圣君”，康有为顶礼膜拜，万般信赖。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他焉能不放手一搏？他再不屑于像洋务那样搞点滴改良，更不屑于投靠地方督抚以幕僚终老。蛟龙出海，猛虎下山，他一出手就是大手笔大气魄，难怪乎见过他的人说他“慑力胜人”。
然而 ，他不是法国的拿破仑，手中无一兵一卒，却幻想走极端路线“诛禄围园”，发动宫廷政变，废除太后，捕杀大臣，效仿二十四史中“扶皇帝登午门”，“于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那一套程式。殊不知这在精明干练、深谙宫廷阴谋的慈禧眼中，他无异于是一个舞台戏文看得太多的土乡绅；他不是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却在初得光绪的一点赏识之后便踌躇满志，不广结盟友，却打草惊蛇，四面树敌，杀气腾腾地直接向反对变法的军机大臣荣禄公开挑畔：“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试想荣禄何许人也？他是慈禧最依重的心腹重臣，官场老手，手握雄兵，且能容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这般威胁，矛盾焉有不激化之理？北宋王安石以其尊崇无比的宰相地位，和无懈可击的道德声望，敢于石破天惊地喊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最终仍然归于惨败，遑论康有为一个工程部科长（工部主事）？康有为摆出你死我活的架势，也许是为了震慑顽固派的嚣张气焰。但这种情绪化的言论固然非常痛快，却缺乏改革家应有的冷静和理性，无可避免地引出政坛动荡的负面影响。
先秦时韩非子早有预言：“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则术不行矣。”堂弟康广仁对康有为的缺陷看得十分清楚：
伯兄（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渠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
梁启超则直接评价其尊师：“吾以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而同为变法领袖的梁启超虽然才华横溢，胆力和韧力还不如其师。戊戌维新的领导人物大都是一批知识界精英，作为学者和思想家、宣传家，他们才华横溢，几乎每人都有极深的学术造诣，有的人还是学界泰斗。不幸的是，他们中没有产生一位真正的政治家、军事家、实干家。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悲剧宿命。他们虽有献身精神，但疏于政务，黯于世事，对*的残酷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必要准备。在一个古老腐朽的国度里，仅仅是搬搬椅子挪个座位，都要流血死人，而要靠文人的一纸改革理想，想实现什么大同世界，实在是痴人说梦。但这就是一伙天真和真诚得同时让人不忍批评的人。他们手里只有一支笔，但老是觉得可以“一支笔横扫千军”。他们只有一颗心，却老是拍着胸膛，说“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炕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样血与火的历史一次次重演，从来也没把他们教育得聪明一些。“杀几个一品大员”等于“变法”——真的，康有为怎么会以这样的姿态在森森紫禁城中第一次亮相呢？他根本没有刀，却在刀枪丛林中操“刀”上场。而且这么快就把自己心里的“刀”亮给了敌手，他究竟所恃何物？
笔杆子的大对决：康有为和福泽谕吉（5）
改革本身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会遇到旧势力千万百计的反对和阻挠。因此，改革者不仅需要有理想热情、有献身精神，更需要智慧谋略、洞察能力，最大限度地争取同盟者，减小改革阻力。政坛没有给谁设立道德法庭，政治家只讲共同利益，不能过多地拘泥于个人道德。在封闭保守泥沙俱下的晚清帝国进行这样一场千年未有的大变革，幻想改革阵营里只能是心心相映的同志好友，是天真幼稚而且十分有害的想法。维新派的政治选择固然需要考虑道德因素，人心向背，但更重要的是看力量对比，是把握权力的杠杆，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站到自己一边。只要是对变法的事业有利，可以与魔鬼打交道，同曾经是敌人的一方结成联盟。
可惜，康有为们没有积极争取各种可能争取的力量，哪怕是暂时的同盟者。他们的本钱和实力，与日本的维新派们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他们缺乏强大的政治后盾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但当强学会成立，像李鸿章这样在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的人主动示好，提出捐银三千两时，却被维新派以其签订《马关条约》声名不佳为由断然拒绝，扬言绝不要汉奸卖国贼的钱。这不仅打了李鸿章的脸，也使李鸿章属下的淮系军人也拂手而去（聂士成在强学会成立之初也曾捐银相助，后来却与康梁形同水火，政变后即卖力地追捕梁启超）。待到康梁与张之洞闹翻，地方督抚大员可依靠者已屈指可数，实际已成孤家寡人，形影相吊。其实，在维新派同顽固派的斗争中，李鸿章和洋务派分至少可以起到缓冲矛盾、甚至牵制削弱顽固派作用的，如果拉住了他们，就会使大多数袖手旁观的官僚群体保持中立，使维新运动具有更大的声势和群众基础。反之，就会使大多数官僚跟在顽固派后边少见多怪，蜀犬吠日。可是维新派没有看到这一点。与日本明治维新强大而庞杂的同盟军相反，中国的维新队伍随着变法的深入而七零八落，四处走散。
光绪推进变法的心情实在是太迫切了，连老谋深算谨言慎行的袁世凯看也对他所用非人的缺点洞若观火，苦心劝谏道：
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变，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
可惜，“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当年血气方刚的康梁一派对此置若罔闻。好冲动的书生康有为与好冲动的光绪皇帝结合在一起，结果可想而知。
§大清知识分子少了些什么
学者雷海宗曾说过：
一般说来，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坦白光明的社会。这是武德的特征。中国二千年来社上下各方面的卑鄙黑暗恐怕都是畸形发展的文德的产物。偏重文德使人弱，文弱的个人与文弱的社会难以有坦白光明的风度，只知使用心计；伪，欺诈，不彻底的空气支配一切，使一切都无办法。中国兵制的破坏整个文化的不健全其实是同一件事。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是否文武兼备的人就一定具有“坦白光明的人格”，我们姑且置而不论。但文弱使人习惯利用心计，而不能恃武力使自身摆脱困境并最终解决问题当是无可怀疑的。而其深层的根源仍在于儒家文化和科举制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局限和影响。坐井观天似的文化优越感使“入仕”之前的士人、儒生读书兴趣单一，科举考试更严重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维发展，使其创造力低下。久而久之，代代相因，不断扼杀知识分子的多向思维与创造性，使他们难以因应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更难以发挥自我创新意识，主导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戊戌变法后流行民间流行的这首打油诗，就生动地讽刺了康梁在政治思维上的幼稚。
笔杆子的大对决：康有为和福泽谕吉（6）
到了晚清，中国的官场已集体堕落到无话可说的地步。“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作为任何一个有思想但无背景的知识分子，在帝王时代惟一的出路，就是通过寒窗苦读、研究章句小楷，以科举考试改变身份地位，然后像蜗牛一样通过官场的阶梯慢慢攀援到一定位置，再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然而待到位极人臣，他们早已被志趣渐颓，精力渐老，年光过尽，锐气尽失，再也没有办事的魄力心情了。
而有没有创新意识，敢不敢创新实践，常常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前途和一个国家的命运。大清僵化的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士大夫们，从不习惯用自己的脑袋思想，对社会每前进一步，朝廷中都曾招来詈责，引起“群相哗骇”，被视为“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也”。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那些冒巨大风险主张变法自强者，反被说成是数典忘祖，置“鬼子”于“祖先”之上的无耻之辈，而那些握有重权的顽固派却以“祖先”的捍卫者自居，不但毫无风险，而且在道德上居于正人君子的优势地位。比如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的变法斥责为“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顽固派主张“治国之道以正人心，厚风俗为先”。美国人对此感到不可思议：“我们从清国人那麻木、呆板的面孔上看不到任何想象力，他的面容没有闪现出丝毫幻想的灵光。他并非弱智，也不乏理性但就是没有创造性。”
康有为的性格使变法成功的希望更加渺茫。不过我们可以反问一个问题，假如康有为不那样感情用事，不那样超凡自信，他能够发动这一场变法运动吗？
在大清王朝如此保守、僵固的文化氛围中，正是康有为那种“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我仆从”的自信，和他那“如大海潮，如狮子吼”的声音，才能给这个“士风极坏，惟利禄是慕”的社会以当头棒喝，才能冲破这个民族长期闭塞专制形成的精神萎缩与文化惰性。然而，这种宗教家似的救世情怀，却在现世中具有“两面刃”的特点，以致于他不能以世俗的理性与求实的态度，冷静面对维新变革如此复杂庞大的现实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梁启超说康有为“出世太早”。他超越时人，而不适宜于现时。他的理想是如此高远，以致“动辄得咎，举国皆敌”，这也是梁启超说他“大刀阔斧，开辟事业”而又“自今未有一成者”的原因。
日本知识分子的自由人格和独立思考传统由来已久。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知识分子开始享有很高的自由度，政党政治开始建立，言论自由得到基本保障，报刊空前繁荣，他们可以自由地批判政府，思想交锋更是盛极一时，既有呼吁征服*的国家主义呐喊，也有重视民生的平*义的呼唤。对于日本的知识分子来说，风起云涌的时代浪潮锻炼出他们敏捷灵活的处世手段，激烈自由的思想交锋也有利于他们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