亩街腔邸＃�9＇它更多的是立足于有差异、有不同的情况下，求同存异的思维方式。
中国人常讲“家和万事兴”、“以和为贵”、“和气生财”、“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等。这些都是注重协调、求同存异而不强调对立的和合思维的体现，这种思维源自“天人合一”，为儒、道、佛通用。
一般说来，“和”是指异质因素的共处，而“合”是指异质因素的融会贯通。两意联用，突出了事物是不同因素的相异相成和紧密凝聚，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辩证思想和系统观念。和合不是某家某派的文化精神，而是儒、道、墨、法、阴阳、释、兵、农诸子百家的普遍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便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合、人与社会的和合、人与人的和合、人自身心灵的和合，以及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和合。＇10＇
对立统一变化观
对立统一变化观或以《周易》为代表的变化观，是中国古代系统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周易》为代表的很多经典，如《老子》、《庄子》、《论语》、《吕氏春秋》等，都有这一思想的论述。《周易》是中国周代的典籍，被尊为“群经之首，诸子百家之源”，讲究阴阳五行、相生相克。《易传》讲“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两仪”为阴、阳，“四象”为春、夏、秋、冬，除了强调生生不息、万物变易外，有较明显的对立统一变化色彩。
一切事物都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地运动的，自然、社会、人生都是如此。事物的发展都有自己的周期性，从起点开始，经过一段变易又在更高层次上回到起点，形成螺旋式的循环。《周易》中的八卦和六十四卦是两个大循环圈，每一个卦又是一个小循环圈。古代的天文学、农学、医学，在论述各自的理论时，也都用对立统一—循环变化这一思维方式。
与中国人不同，直线进步的进化论思维在西方人的精神传统中久已有之，上帝缔造了人类和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历史是改恶从善的历史，因此人类的历史绝不仅仅是重复，更重要的是前进，是进化。
对立统一、循环思维的产生，缘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不断循环变化的自然环境，春暖、夏热、秋凉、冬寒，一个循环接着一个循环，终而复始，循环往复；其次是人对自身的生命感悟，生命也是有周期的，生老病死是不可违抗的自然规律；再次是社会的变迁，历朝历代都是由弱至强，盛极而衰。＇11＇
带有循环论色彩的变化观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它对开发中华民族的智力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现代科学也从中受到启示，科学史、思想史都有循环的现象。事情总是这样，在小范围内可能不是循环，但是它是一个大范围内的循环圈的环节；从一种关系看不是循环，从另一种关系看却是循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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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人生观（1）
人生观是指对人生的看法，也就是对于人类生存的目的、价值和意义的看法。人生观是由世界观决定的。
入世精神
入世，就是投入到尘世的活动中，积极进取，有所作为。中国人讲究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集中体现了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
在中国，无论哪一家思想，都直接或间接地讲政治、说道德、宣扬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关注的更多是社会，不是宇宙；是人伦日用，不是地狱天堂；是人的现世今生，不是人的来生来世。理想的人格是入世的。中国的圣人不是不问世务的人，他的人格是所谓“内圣外王”的人格。内圣，是就其修养的成就说；外王，是就其社会上的功用说。＇13＇儒家强调入世精神，充分肯定现实世界，肯定现世人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切，故而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通过对现实世界的积极投入、适应和改造，以实现现世人的生存和幸福，同时，它主张人们寡欲而非禁欲。
出世精神视人生为苦海，视尘世为罪孽，主张人们通过忍耐、顺从、禁欲等方式赎罪而至舍离和超越现实世界之境界，进而祈佑来世能进入与现实世界并存但高于现实世界的彼岸世界。要得到最高的成就，必须脱离尘罗世网，必须脱离社会，甚至脱离“生”。只有这样，才可以得到最后的解脱。印度教、佛教、犹太教等几大宗教文明是出世精神的典范。＇14＇
“天人合一”的观念中包含了这样的含义，虽然人生的局限性已成定局，仍然要积极地去面对，去度过。在有限中追求和实现无限。有面对困难百折不挠的勇气，坚持心中的理想，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充分实现自己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即自然）的运动刚强劲健，相应于此，君子应刚毅坚卓，发愤图强；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
祖先崇拜
在中庸、和合观念和入世精神的影响下，中国人对待宗教信仰缺乏西方意义上的超越精神和终极关怀，也缺少类似西方那种固执一端的宗派意识。中国民间对待不同宗教的态度较为宽容。在民间的信仰习俗中，道教、佛教及儒家传统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来自不同宗教的各路神仙被广大民众同时膜拜。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祖先崇拜。
或许是家本位的组织原型所致，人们深信祖先的灵魂死后仍然存在，并能以不同的方式对后代的生活产生影响。他们认为，只有祖宗神才和自己最亲近，才会全心全意保佑自己的子孙后代。人生有限，生而有涯而死也无涯。对无限的追求只能寄托在子孙万代兴旺传承的家国情怀中。这种信仰依托和情感皈依，一方面是对祖宗的顶礼膜拜，一方面是承继家族传承的使命感，同时也有望子成龙的殷切期待。所以，中国人心目中的真正的神是自己的祖宗，精神寄托和情感皈依是自己的家。正如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指出的那样，“祖先崇拜事实上才是中国的真正的宗教。”＇15＇
祖先崇拜是从“人道”和宗法人伦秩序中派生出来的社会心理，是古代中国影响至深的民间信仰。虽然“天人合一”的观念为中国人提供了精神与道德的终极关怀，但在人生现世即“人生之道”层面，精神寄托和情感皈依集中于血缘关系上一代传给一代、光宗耀祖、福荫子孙的家。家的创始者是祖宗，祖宗虽然故去，然而灵魂永在。崇拜祖先，敬重长辈，造福子孙，不仅是精神和情感的需要，而且是符合人生之道的“孝道”。传统的中国乡镇多建祠堂、修族谱，家庭也供奉祖先牌位、修家谱，意在告慰祖先，祈求祖宗保佑后代兴旺发达。在“天地君亲师”中，“亲”是格外受到重视的。尊祖敬祖是中国人“家庭精神”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6＇
1。2人生观（2）
祖先崇拜使人们有一种发扬光大祖先业绩的义务感，同时注意把自己放在潜在的预定位置，作为后人的榜样，从而提醒自己奋发进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家族组织的基础作用。
祖先崇拜有利于维持等级制度和社会稳定。变革者假托古人或先例就容易被人接受。中国古代思想家言必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标榜自己是先圣理论的嫡系正宗真传。＇17＇同时，废除祖宗传下来的制度注定要遭受磨难，历代变法者几乎都没有好下场，例如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等，就连至高无上的皇帝也难以摆脱祖宗制定的国法。＇18＇
重生重情
中国人认为天地之间“人命最重”、“寿最为善”。虽然中西方文化都将生命看做是一种自然的运作过程，但在如何完善人生、如何把握生命本真的问题上，中西方文化有明显差异。其主要表现，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观是建立在“死生命定论”基础之上，将人的生活限定在今生今世的范畴之内。而西方则将人的现世生命延续至来世，延续至“天国”。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体的生命价值建构在建功立业的现实生活之中。而西方通过人的原罪、天国的观照来反省个体的行为责任，从而使世界、人生具有了某种道德秩序和意义，因而也就满足了人对意义的基本需要。＇19＇
中国人重情感，一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以家族血缘为基础的，家庭是传统中国社会内部最基本的组织元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是建立在契约制度上，而是建立在血缘关系或者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之上。＇20＇中国人自然而然地把周围的人分为自己人和外人。家族成员彼此之间自然产生出一种信赖，相信自己的家长或同族等关系密切的人，认为“自己人”之间的相互帮助是应该的，否则就会被认为“见外”，而对其他人形成了一种先天的隔阂。＇21＇
二是人们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经过长期的生活接触产生了情感化思维。血缘、亲缘、地缘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十分重要，而法理性、规范性、差别性则相对较弱。＇22＇“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国人的情感化思维具体表现为注重“礼尚往来”，注重同乡、同事、同学、邻里故旧，饮食文化、酒文化发达，看重各种暗示的心理作用，等等。
在这样一个情感化思维发达的社会里，人情和面子极为重要，用人过程中也常表现为任人唯亲。在管理过程中，缺乏数字管理、精确管理，情感因素在管理中的作用尤其重要。
执经达权
“经”指基本的管理规则，“权”指随机应变的管理技巧。中国人首先强调“执经达权”，要求管理者一方面要把握永恒不变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要因应瞬息万变的内外环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彼一时，此一时也”，强调以时间地点为转移；“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强调一切以条件为转移；“嫂溺，援之以手，权也”、“舜不告而娶”则强调特殊情况下的特事特办。＇23＇
其次要求“通权达变”，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来调整已有的手段和方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中国人的经权观与西方权变观有所不同。西方权变观点试图了解“各子系统内部和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组织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得出各种相互关系的模式或者各种可变因素的结构”，强调组织的可变因素，并试图了解在变化的条件下和特殊的情境中如何进行经营管理，它体现的是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24＇
1。2人生观（3）
尽管儒家理论上强调“权”要从属和服从于“经”，但由于儒家强调的“经”并不是“制度”、“法”的理性形式，而是“礼”的原则，是情感性极重的“经”。这使得“执经达权”流变为“礼”高于“法”、“人情”胜过“制度”，形成“人治”的传统，形式化、制度化管理体系框架始终未能真正建立起来。
以义取利
“义”通常指社会伦理道德，“利”指人们的经济利益。人们对“义”和“利”的追求都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关于如何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学派持不同的观点。
儒学的义利观是义为利先，儒家并不反对“利”，主要的是考虑所得之利是否合乎“义”，即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