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封信本身难道不可以说已经构成现行犯罪的一种因素吗？而且，如果你有疑点，鉴于你和检察长办公室保持着颇为良好的关系，难道你不能促使他们提出起诉，从而使你能够开始行动起来吗？”
“当然可以，先生，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今天是礼拜天。正巧是我同系的同学拉乌尔？梅泰耶值班，他代理检察长。”
“贝阿特里斯，”索西埃先生说，“你把克莱尔带去和客人一起入席吧。我陪克里斯蒂昂去打个电话，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克里斯蒂昂很快就找到了他的朋友。
“我念得够慢吗？你把信件完全记录下来了吗？拉乌尔？对外就说我把这封信转交给你了，你又退还给了我，而实际上，我保存着这封信。我马上派人去取你的公诉书。我们办事是合乎手续的。再说，警察分局局长古萨尔正在参加我的宴会，我用不着等待委托法院去调查，就可以直接交给他办，让他明天一早就到开往维希的火车上拘捕那个德莱尔。我再次感谢你，拉乌尔。今天算你倒楣，轮上你值班，使你无法和我们一起欢聚，我为此感到遗憾。”
“原谅我再一次介入与我无关的事情，”索西埃先生又插嘴说，他显得比心往任何时候都谦虚，“我不象你一样是法律程序的专家，但是，既然你已经有了那个人的名字，为什么还要等待明天呢？谁知道从现在到明天，他会不会发现自己已被告发，或者改变他的计划呢。人们一般总是想象星期天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因此他不会有什么戒备的。我向你发誓，今天下午你可以顺利地在他家抓到他。”
“您说得对，”克里斯蒂昂回答说，他再一次为自己未婚妻的教父判断的正确性而感到吃惊。
“一旦你得知那位高级官员的姓名以后，千万别忘记告诉我，”索西埃先生最后说，“我去陪那些女士了，你一旦跟警察安排好，立刻就来入席吧。”
对于预审法官来说，警察分局局长古萨尔幸好首先是警察，而不是官僚。他一得到警报，就马上派了两名便衣警察办理此案。
“在我们追捕您的嫌疑犯的时候，法官先生，您可以安心就餐。喝完咖啡，如果您愿意的话，我自己开车送您去法院。我们顺便带上您的书记员、委托书、传票和搜捕证。剩下就该去抓那个家伙了。”古萨尔说。
随后，当克里斯蒂昂去和克莱尔团聚的时候，他发现她几乎什么也没有吃下去。
“没有胃口吗？”他以诙谐的语气问克莱尔，“现在天气还晴朗，我们又在一起了，而且……”
“克里斯蒂昂，你别开玩笑，的确，这封信弄得我心神不定，一封匿名信，这是多么卑鄙！我理解你是不能不理睬的，但是，我却禁不住想到这是恶人先告状。”
“要是他预先揭发了一次犯罪活动，你也这样想吗？”
“我还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他掩盖了自己的面目。因为他肯定是被告的朋友或熟人。还有，我请求你至少答应我一伯事，克里斯蒂昂，假若被告是一个‘抵抗运动者’，不要忘记他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不论我们是不是同意他们，许多善良的男男女女，如同他一样，相信自己的斗争是正义的。这也许是一些迷失方向的人，但不是罪犯。为了我，请你首先尽力弄清楚这个人是不是诚实的。”
“我不会忘记的，克莱尔，我会给他提供一切机会去证实他是诚实的。”
克莱尔的面部表情恢复了平静。
“谢谢，克里斯蒂昂，我知道你不会干那些亏心事的。”
上部
印刷厂
莫兰印刷厂设在一座十七世纪的古老建筑里，位于马赛的主教府大街。沿着该印刷厂北边的阳台有一排大的门窗，门窗朝后院开着，闪着蓝光，显示出排笔涂抹的痕迹。这是1939年的初秋，战争刚刚爆发以后不久涂上去的掩护色所遗留下来的痕迹。为了预防德国空军的袭击，尤其是意大利空军的袭击，居民防空部还让工人们在玻璃窗上贴上了十字纸条，并给他们发放了防毒面具。
那些防毒面具从未使用过，连同一些破铜烂铁和一批报废的油墨刮刀以及排字钳子统统堆放在一间小屋里。不过，1940年6月，德国空军和意大利空军中队轰炸期间，这些十字纸条似乎保住了窗玻璃，否则要是坏了，到现在，即1944年的夏天，玻璃是多么难以更换啊。
自从盟军夺取北非和轴心国军队完全占领了法国南部以后，防空掩护又重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由于盟军在诺曼底岛沿岸登陆，当局对此又三令五申。从那以后，人们得在窗前垂下黑纸帘，然而，应排字工人的要求，贴十字用的牛皮纸换成了一种透明纸，以免减弱排字车间的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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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期待（1）
第一部
第一章
生物学副博士叶甫盖尼·米哈依洛维奇·特里丰诺夫，或者简称热尼亚，年方二十八岁，虽说学位不低并且对大千世界持有十足唯物主义的观点，然而却相信人生可为分为若干走运时期和倒运时期。要是有人——当然是开玩笑地——责备他迷信，叶甫盖尼·米哈依洛维奇就会谈谈一笑，引证世代相传的民间谚语：“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降”，说什么远在我们出世以前，人们早就认识了诸如此类的规律。个人的生活实践使特里诺夫领悟到，这倒运时期多半开始得异常突兀，似乎就在百事顺心、万事如意的当口突然降临。而且倒运之前总会先遇上一些令人懊恼的琐事、遭到一些小小的麻烦，它们是面临倒运时期的第一批征兆，是倒霉的先声，恰似暴风雨之前出现在地平线上的那一小片乌云。
特里丰诺夫自己也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倒霉的事儿之所以会象山间石崩那样，一发即不可收拾，并接二连三地落到特里丰诺夫的头上，其中他个人的性格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是个善于责己的人，还不至于隐瞒自身的弱点。任何一桩令人沮丧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信箱里丢了一份报纸、事先没料着会碰上图书馆“整理内部”的日子、实验紧张时炸了一个烧瓶——都会使他大动肝火。一光火，就容易沉不住气，变得百事无心，举止失常。他预感到这件不痛快的小事一定会引起一连串令人更为不快的麻烦，因此心情格外郁闷。一旦入陷入了这种心境，他几乎完全丧失了抵御种种挫折的能力，于是一错再错——开始了连锁反应。可是待到倒运时期临近高峰、达到顶点，情况岌岌可危的时候，特里丰诺夫突然又会心平气和起来：他深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坐等转机。只消等下去，那些倒霉和麻烦就会自行消退。
尽管特里丰诺夫对自我反省和自我剖析并不特别偏爱，确切点说，打从少年时代发现自己有这种气质以后，他就一直竭力加以克制，不让它发展，但往往仍能几乎是正确无误地推测出：什么样的心境意绪将预示着又一个倒运时期的到来。
今天，他就感觉到了这种预兆。心绪不安，缺乏信心，对自己不满。当天平还可以向两边摆动的时候，这时的平衡是不可靠的、晃动的平衡。
最最耐人寻味的是，产生这种感觉的时候，他还没跨进实验室，还没有在示波器前就座，妻子嘉莉娅还没有悄声告诉他：“听说了吗？……”——就是说，当时根本不存在一丁点儿可以引起心绪不安的缘由。
那么，出了什么事？没有，完全没有！到底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这天早晨他精神抖擞，快快活活，容光焕发。轻松的早操、刮脸后的热敷、刚磨好的咖啡的芳香……百事顺心，万事如意，毫无干扰。
上午他没有按例去研究所——电视台在等他。叶甫盖尼·米哈依洛维奇·特里丰诺夫不仅是堂堂的生物学副博士，同时也是智力竞赛评判委员会的主任。也许，他最好还是不兼这个职？所里的同事们一向对这种事情嗤之以鼻，想方设法避免在类似场合露面。可是他，却并嫌弃。他昔日毕竟也当过中学生，也参加过智力竞赛，而且还清楚地记得，从老人嘴里听到的第一声夸奖对他具有何等重大的影响！不，列旺多夫斯基当时五十还未出头，根本算不上老人！那时，这位教授，科学博士，这位科学院的通讯院士还同他这个乳臭未干的九年级中学生握了手。啊，那次握手时至今日还记忆犹新，恰似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样！他怯生生地触碰教授那只宽大有力的手，自己的指头感觉到他那光滑的皮肤，上面稀稀落落长着几根硬毛……想当初列旺多夫斯基正红得紫，却不耻于参加竞赛评判委员会的工作……为什么他，特里丰诺夫，现在就该羞于干这种事呢？
再说，他也不善于推辞。他这种来者不拒的态度有时深得人们的敬重，有时又给他惹来不少麻烦，但毫无办法——生就的这副脾性！
何况他喜欢自己是个忙人，觉得谁也替代不了自己，这会使他非常欣慰。妻子不理解他这种个欲望，不理解他力求要让自己一天的负荷达到极限，夫妇之间为此短不了常常闹些误会和口角。
我在期待（2）
怎样才能给他讲清，他在大学生时代有一次体验到的那种感情？这段往事也同列旺多夫斯基教授有关。记得那一天，特里丰诺夫去列旺多夫斯基家提前接受考试。使他震惊的既不是那些几乎遮满房间四壁、甚至伸延到走廊里的书架，也不是那古色古香的家具，甚至也不是一位赫赫有名的英国科学家亲笔签名的肖像——不，当时使他震惊的是那些用图钉马马虎虎钉在书桌上方的纸条。纸条上用红铅笔密密麻麻写满了记事，那内容勉强才能辩认：“17点——学术委员会。14点15分——出版社。12点30分——亚历山、电话。15点——叶甫拉霍夫！！！10点45分——系科。”这些纸条钉得匆忙，歪歪斜斜，似乎十分随便，但很明显，它们是按照只有教授一人才明白的顺序排列的。特里丰诺夫那时还是个十足的少年，他羡慕教授这种忙碌碌的生涯，羡慕那分分秒秒都作了安排的时刻表。教授工作繁重，就在进行考试的过程中，因急事来电话找他的就有三次，人们时时刻刻需要他、须臾离不开他——这一切使特里诺夫悟出了衡量一个人的作用及其价值的真正尺度。他依稀感到，也许唯有浓缩的时间才能给人以生活的充实感。当天回到家后，他立即就在日记本上记下了自认为极其重要、极其非凡的思想：一个人生命的长短是相对的，人们可以延长或缩短自己的生命。
特里丰诺夫在中学念书时一直是个高材生。成年以后，他还时而讥笑说，当个高材生远比当及格生来得自在和安稳，只有笨蛋才压根儿弄不清这个道理，不过也正因为是笨蛋，所以只能当个及格生——这叫恶性循环。
今天，当他坐在评判桌后，面对电视摄影机镜头的时候，本打算把这个想法发挥一下，可是此刻他的目光恰好落到了一个男孩的身上，只见那男孩眉心打结，正在一张练习本的纸上记着什么。他的两条细瘦的腿从低矮的课桌下伸出来，短短的裤子与身材极不相配。这位肩膀瘦削、十分文静的男孩异常腼腆，动不动就会脸红，肯定是个听话的儿子、高材生、生物女教师的宠儿……
十二年挂零的岁月此刻正把这个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