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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联大的教授待沈从文不错，不少教授和他成为朋友。比如，与刘文典关系不错的吴宓没有这么偏激，从金介甫的《沈从文传》和《吴宓日记》中，可以得知，吴宓和沈从文在昆明结下友情，两人颇谈得来。
当沈从文晋职时，这个闻名遐迩的小说家被许多人贬为学术上的无名之徒，吴宓却挺身而出，为他辩护：“以不懂西方语言之沈氏，其白话文竟能具西方情调，实属难能。”别忘了吴宓在白话文兴起的运动中，是竭力反对者，为此，他和梅光迪组织《学衡》，与《新青年》抗衡。吴宓能为以白话文写小说的沈从文说这么一番话，真是难得。
沈从文如何教书
沈从文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他上课“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他不善于讲课，而善于谈天。汪曾祺对此印象非常深刻。在他记忆里，沈从文教联大学生写作，非常敬业，这源自一颗诚挚地爱学生的心灵。
每次上课，沈从文总是夹着一大摞书走进教室，学生们从他手中接过仔细批改后的习作和特意为他们找的书，他们的心中就只能充满了感动。为让学生省点事，沈先生总是不怕自己多费神，多麻烦。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完全可以让学生自己去找，作为老师，指明方向也就算尽职了。沈先生不，他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成了，卷成卷，上课时发给学生。他上创作课是夹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学生们接过沈先生费心找来、精心抄写的资料，内心感动之余，又平添了几分震动。
沈从文不善辞令，他的课，学生多因其浓重的湘西口音听不懂，兴趣渐无。倒也有个补救法，就是任由学生去写，爱写什么就写什么。然后，他逐一认真阅读同学们的作文，并在后面附上大段的读后感。很多读后感，甚至比学生的原作还要长。
日寇轰炸昆明时，沈从文全家疏散到呈贡桃园新村，每星期上课，进城两天，文林街二十号联大教职员宿舍有他的一间屋子。访客来，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沈从文收藏的宝贝，谈天。进进出出向他请教的学生非常多，有的学生向他借书，他总是慷慨应允。据汪曾祺的记忆，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碧”的名字（上官碧是沈从文的笔名）。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校，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漂流到四面八方了。汪曾祺还发现，沈先生的书多而杂，除了一般的四部之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髹饰录》、《糖霜谱》……兼收并蓄，五花八门。
沈从文提携培养了不少作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汪曾祺。沈从文在教学中，发现学生好的文章，就推荐给报刊发表。据他当年的学生回忆：“沈从文的路子是寂寞的！他是默默地固执地走着他的寂寞的路子……只要你愿意学习写作，无时无刻不可以和沈先生接近。我当时在国内发表的文章，十之###，都经过沈先生润色，全篇发回来重写也是常有的事情。”［1］［1］林蒲《沈从文先生散记》
1944年，沈从文致信还在美国的胡适，报告自己的工作、生活情况，还写到在昆明的文学界、教育界朋友的近况，以及他们的创作成果。在信中，可以看出沈从文对国内腐败政治的不满和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向望。
信中写到沈从文的小说英文译本，即将在英美出版：“最近联大一个英籍教授白英先生，与同学金堤先生，同译了我二十个短篇作英文，内中计有《习作选》中一部分短篇，加上那个《边城》，预备在英美分别出版，今年或者即可付印。”沈从文“希望先生能高兴为写个短短英文序言放在书上”。当时联大和美国的各大学，有学术交流，沈从文的好友杨振声已经到美国讲《中国美术史》，这也激起沈从文到美国看看的想法：“我希望因此有机会到美国看看，住二三年，或自费，或在需要教‘现代中国文学’的什么学校，担任这个部门的课。”
沈从文去美国讲学的这个想法在当时没有实现，联大和美国各大学的学术交流，金岳霖、罗常培、冯友兰等联大学者都应邀去了美国，当时的名单还轮不到沈从文。他的这个愿望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实现，这时沈从文已经不是小说家的身份了，而是不折不扣的研究中国文物的学者，《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其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1944年，沈从文给胡适的信在末尾写到：“我们在这里过的是挖土种菜，磨刀生火，生活虽琐碎，并不痛苦，但想起与生活离得相当远的国家社会种种，却不免难过。”想起沈从文坎坷曲折的一生，想起他的命运浮沉，“不免难过”！
1944年，联大财政困难，被迫将校舍铁皮屋顶卖掉，换成茅草顶。
叶公超太懒？
“喜画兰，怒画竹。”他精通英国语言文学，也有深厚的国学根底，擅长书法和绘画。这就是西南联大外文系叶公超（1904~1981）教授。1961年，叶公超在台湾被蒋介石软禁，连在大学授课都不得，只好以书法绘画消遣度日。我们不难想见，晚年叶公超画竹多一些吧。不知此时，这个高傲的学者是否后悔从政。
在联大外文系学生赵瑞蕻的印象中：“叶先生在外表有副西方绅士的派头，仿佛很神气，如果跟他接触多了，便会发现他是一个真诚、极有人情味儿的人，一个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他并没有什么架子，相反的跟年轻同事相处得挺好，乐于助人，而且十分重视人才，爱护人才。”
在西南联大外文系，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叶公超是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不少当年联大的学生认为这是钱钟书的言论，尽管杨绛撰文否认。许渊冲认为：“这句话看起来像是钱先生说的，因为它是一个警句。”与其探讨这话是不是钱钟书说的，不如看一看这话说得是否准确。叶公超是不是太懒？许渊冲在《钱钟书先生和我》一文中，列举了很多证据：
他的学生季羡林说：“他几乎从不讲解”；另一个学生赵萝蕤说：“我猜他不怎么备课”；他的同事柳无忌说：“这时的西南联大尚在草创阶段，三校合并，人事方面不免错综复杂，但我们的外文系却相安无事，那是由于公超（系主任）的让教授各自为学，无为而治的政策——我甚至不能记忆我们是否开过系务会议。”我（许渊冲）还记得1939年10月2日我去外文系选课时，系主任叶先生坐在那里，吴宓先生站在他旁边，替他审查学生的选课单，他却动也不动，看也不看一眼，字也不签一个，只是盖个图章而已，真是够懒的了。
1938~1939年，杨振宁和许渊冲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一年级，两人都上过叶公超教授的英文课。他们都认为联大绝对是一流的大学，“我们两个后来的工作都要感谢联大给我的教育”。据杨振宁回忆，叶公超教授的英文极枯燥，他对学生不感兴趣，有时甚至要作弄我们。“我不记得从他那里学到什么。”
当然，对一位教授的评价和印象，因人而异。李赋宁总结叶公超先生授课的特点是：“先在黑板上用英文写下简明扼要的讲课要点，然后提纲挈领地加以解释说明。接着就是自由发挥和当机立断的评论。这种教学法既保证了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传授，又能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探索，并能培养学生高雅的趣味和准确可靠的鉴赏力。叶公超语言纯正、典雅，遣词造句幽默、秀逸，讲授生动。”
1925年，叶公超来到英国，幸运地认识了艾略特，后成为我国第一位介绍艾略特诗与诗论的人。早在1934年叶公超就写过一篇相当深入的评论，题为《艾略特的诗》，发表于当年四月出版的《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二期。1936年底，赵萝蕤在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读研究生的最后一年，戴望舒听说她曾试译过《荒原》的第一节，就约她把全诗译出，由上海新诗社出版。在此之前，她已经听过美籍教授温德详细地讲解过这首诗，所以她的译者注基本就采用了温德的讲解。她还请其师叶公超教授写了一篇序，序言显示出叶公超对其作品及作品的影响有着超出一般水平的理解，其中还说了这样一句话：“他的影响之大竟令人感觉，也许将来他的诗本身的价值还不及他的影响的价值呢。”
赵萝蕤在《怀念叶公超老师》一文中描写叶公超的家庭说：“一所开间宽阔的平房，那摆设说明两位主人是深具中西两种文化素养的。书，还是书是最显著的装饰品，浅浅的牛奶调在咖啡里的颜色，几个朴素舒适的沙发、桌椅、台灯、窗帘，令人觉得无比和谐。吃起饭来，不多不少，两个三个菜，一碗汤，精致，可又不像有些地道的苏州人那样考究，而是色味齐备，却又普普通通，说明两位主人追求的不是‘享受’，而是‘文化’，当然‘文化’也是一种享受。”赵萝蕤所写的情形，大概是战前的北平生活。在昆明，优雅、舒适的生活不再有。在赵瑞蕻的记忆中，叶公超穷得还向学生借五十元钱呢。
在此一提，叶公超和他的夫人袁永熹。上世纪30年代初，叶公超和毕业于燕京大学的袁永熹喜结良缘。在西南联合大学时期，一直单身的吴宓教授常在叶公超家中吃饭，并和叶家的孩子嬉戏。感受到家庭生活之乐趣，多少对吴宓的生活是一种补偿。关于袁永熹，《吴宓日记》中有多次记录，1940年10月19日有评论：“叶（叶公超）宅晚饭。近一年来，与熹（袁永熹）恒接近，深佩熹为一出众超俗之女子。……设想超（叶公超）昔年竟娶贤（陈仰贤，南洋华侨，燕京大学女生，叶公超的追求者———引者注），则宓在超家其情况又自不同。……又觉熹之性行颇似彦（毛彦文）。使宓以昔待彦者对熹，必立即径庭。”吴宓不但爱慕陈仰贤，而且也欣赏袁永熹。许渊冲曾在叶公超先生家见过叶夫人，他在《一代人的爱情》文中写道：“知道她（叶夫人）是我同班同学袁永熙（后来成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姐姐，那时已有一女一子，她叫女儿给我们唱英文歌，可见她是一位贤妻良母。”
许渊冲提到的袁永熙，就读联大经济系，是地下中###员。1939年春任西南联大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袁永熙读联大时，和就读于联大地质系的陈琏（陈布雷之女）恋爱。皖南事变后，这对恋人曾到个旧隐蔽。1947年8月10日，陈琏和袁永熙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