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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可怕的，但我们不敢说出这个真理。闻一多诗曰：“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其实大凡真理，说出来都是祸。卓别林的影片《凡尔杜先生》中有一段对白：
“活着有什么好？”
“太多了，春天的早晨，夏天的夜晚，音乐，艺术，爱情……”
“爱情？就是说，有人被你的肉体所吸引……”
“不完全是这样。”“活着的乐趣还真不少。”……
“我看婴儿如果知道他们会出世，一定也会害怕的”……
用萨特式的存在主义的观点看，活着本身是荒谬的，是没有人跟我们商量过就胡乱将我们抛洒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冷酷的事实。于是我们编造了许多生活如何美好的童话，欺骗自己喝下一杯又一杯浓黑的苦酒。《普拉东诺夫》中的每一个人物，不论卖掉家园的还是谋得财产的，不论失去妻子还是获得爱情的，在契诃夫的眼睛里，都是“苦人儿”。普拉东诺夫之所以把自己打扮成“顽主”，恰恰是为了掩盖自己“苦主”的真实处境。而“以乐景写哀，倍增其哀”，普拉东诺夫越是玩世不恭，就越是从内部看清自己的纯洁，看清自己其实没有勇气做一个坏人。好人是做不成的，坏人又做不到，结局便只能是“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我们不能把《普拉东诺夫》这样的戏剧，仅仅理解为是某种“时代的悲剧”、“时代的痛苦”或者“时代的黑暗”、“时代的罪恶”。成年的作家往往更会关注时代风云，写出“准风月谈”，而年青的作家，往往更容易思考永恒性的问题，穿透性的问题。《普拉东诺夫》虽然故事性很强，但正如曹禺的《雷雨》同样故事性很强一样，时空交待得很清楚的故事探讨的却是一个普遍意义的天问。曹禺说宇宙是一口残酷的井，人在里面无论怎样挣扎都没有出路。《普拉东诺夫》不同样如此吗？我在剧场里看到一半时，脑海里就涌出了“挣扎”一词。19岁的契诃夫，直觉地感受到了生活本质上的痛苦与荒谬。怎样活，都是没有意义的，或许唯有游戏，然而游戏也会弄假成真——轻薄调戏竟会招来真挚的爱恋。鲁迅在《死火》里说，要么冻灭，要么烧完。可普拉东诺夫既不甘心冻灭，又无勇气烧完，于是只能“自食其心，欲知本味”，但本味又何能知？生活，太残酷了。
生活的勇气（2）
普拉东诺夫代表人类，看清了我们自己：“我害怕生活。”我们每天自以为在“生活”着，其实那不是“生活”，而是“躲避生活”。我们天天躲避着，逃窜着，躲到权力中，躲到名利中，躲到法律中，逃到家庭里，逃到流俗里，逃到爱情里……然而我们不躲不逃，又能“怎么办”呢？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问题。后来，奥斯特洛夫斯基给了一个答案：“我不愿意腐朽，我愿意燃烧起来。”我们长期把奥斯特洛夫斯基仅仅当成一个共产党英雄来理解，不能跳出狭隘的阶级热爱和阶级仇恨，承认他也属于探寻人类精神出路的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之一。他所指出的“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不过是燃烧我们生命的理想途径之一，要旨在于避免“虚度年华”和“碌碌无为”。而要做到今人看去似乎很幼稚的这一点，却需要极大的勇气，无数的尝试者都出师未捷或浪子回头了。也许连这些，普拉东诺夫都看到了。所以，他的那句“我害怕生活”，不是鲁迅式的狼在旷野里的惨伤的嚎叫，也不是尼采式的雄狮迎着朝阳的怒吼，而是地地道道的“人”的声音，我们的声音。这里，我们看到了十九岁作者的那颗菩萨的心。或许是怀着同样的心境吧，张爱玲在真真假假挥洒了她的才华和机巧之后，说了一句：“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由于这一句，我谅解了张爱玲所有的刻薄与肤浅。我知道，她努力撑起的骄傲后面，是一颗谦卑的心。
要我们给普拉东诺夫一个安慰或者是出路，我想大多数人不会劝他自杀与堕落。我们不能免俗，大抵还是如鲁迅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一般，劝他振作，激他勇气，励他燃烧。这是我们给自己壮胆的一贯良方，也是躲避生活的最佳迷彩。
只是普拉东诺夫还要问：燃烧了，又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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