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我这番闲言碎语颇有废话的嫌疑，因为如今的牛郎据说已经等不得每年一次的鹊桥相会，组织了“二十八宿一夜情”俱乐部，与河外星系接轨了。牛总玩腻了的时候，偶尔一低头，发现如今老家已经是“瘟公随心翻作浪，河水枯干只剩桥”了。瘟公给我们带来了GDP的高速增长，带来了数不清的新药猛药蒙汗药，带来了做不完的屁超假超天下文章一大抄，带来了大量的科研论文和成千上万的职称学位，所有著名演员都在做瘟神广告，所有医院里都供着瘟君的牌位。看来主席摸索出的科学规律还真管用，世界每过十来年就要倒转横转自由转一回，让你摸着石头也过不了河，捐了门槛也拜不上佛，风马牛整到一块也整不出骡，在外累死累活奔忙一天回家也看不见老婆。如今那首《送瘟神》，也应该倒过来念啦，最后一句是：“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张国焘的悲凉结局（1）
近日天寒地雾，电脑也跟着扮酷，不是来信乱码，就是刚一开机，马上谢幕。
过两天要去香港吃点水煎包，今天没啥写的就说说也曾住过香港的张国焘吧。2006年37期《北大信息周刊》转载《张国焘晚年贫病交加客死他乡》，引起我对张国焘传奇命运的思考。
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共产党一度的三号人物，红四方面军老大，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大好优势之下，连走了几步错棋，断送了自己和四方面军的锦绣前程。这跟他单纯的学生出身和愤青心态，是有一定关系的。
张国焘跟衣衫褴褛人困马乏的中央红军会师后，一不该仗势争地位，二不该打毛主席的坏主意，三不该瞎逞能另立中央，四不该逃出边区投奔国民党。哪怕回家种地或者去当民办教师，也不该背叛。张国焘当了几年国民党特务（不过没有出卖同志），虎落平阳不说，国民党很快就大势已去。结果1948年底，他只好逃到台湾。到了那儿，没人答理他这个国民党中央委员，连房子也被豪强征收。国民党对待投奔者的态度，跟共产党真是天壤之别。张国焘看透了这一点，1949年迁居香港，趁朝鲜战争之机炒卖黄金，结果赔得吐血，家产荡尽。旋即夫人又摔成骨折，真是祸不单行。
生活窘迫中，张国焘想起了共产党的温暖怀抱，1953年托人致信毛刘周，想回来给党干点零活，正局副部的都不在乎。刘少奇答复他，必须先写个检讨。张国焘不大乐意，刘少奇的地位本来远不如张国焘的。这时美国中情局“拜访”张国焘20多次，买走一些他掌握的中共情报，张国焘顺便赚点小钱。
1956年，张国焘看国内建设越来越好——那时香港比上海穷，比广州也没有多大优势——就又表达回来的要求，中央答复还是要他先认个错。毛泽东的共产党无论对敌人还是对叛徒，首先不抓不杀，而是要求认错，“过则勿惮改”，真正的儒家风范。张国焘还是不乐意，真是不懂事理。中共中央没有面子和台阶，怎能随便说他想回来就让回来？梁山泊好汉也不能这么没规矩啊。如果什么条件也没有，就让张国焘回来工作，那怎么向广大党员和老百姓交待呢？
张国焘磨蹭到1958年，受“大跃进”运动的热潮鼓舞，又表示要为政府做事，希望给点生活补助。这回毛泽东没有让他再检讨，只要求他断绝跟美国特务的联系，就可以给他生活补助。天下还有比这更大度的胸怀吗？但张国焘舍不得美国人的“采访费”，又错失良机，真是连经济账也不会算。从张国焘如此颠三倒四的做法就可看出，他根本不是个胳膊上跑马拳头上站人的男子汉，大丈夫岂能一再吃回头之食！他的性格是不配做革命领袖的。
张国焘同志首鼠两端到1961年，开始给美国人写《我的回忆》，呕心沥血四载，写了100万字。美国人特抠门，每月就给他2000港币。如此有辱人格的条件都答应，亏他曾经三过草地，共产党人的气节荡然无存。用自己的生命写完了书，钱也花完了。后来还是金庸的《明报》月刊买下他的中文版权，张国焘才得了一笔大钱。金庸跟中共的来往，其实是从第一代领导人就开始了。
1968年张国焘移居加拿大，但三个儿子都养不起他，只好住进养老院。资本主义并不怜悯革命的叛徒，没有人给他退休金，只有福利养老金，相当于中国的“低保”。1976年周毛相继去世，张国焘则仿佛心灵感应，突然中风，右身瘫痪。1979年12月2日夜，大雪奇寒。张国焘叫人无应，被子都翻到了地上。在痛苦中折腾到3日凌晨，三魂缈缈归地府，七魄悠悠到神州。
临终时刻，张国焘可曾想起五四狂飚、南湖风暴？可曾想起鄂豫皖大肃反和红四方面军的八万健儿？可曾想起毛泽东笑他“吃不得辣椒，干不得革命”，可曾想起另立中央，三过草地，大军半损，西路军全军覆没，毛泽东仍然让他当边区主席，结果他只身出逃……一直逃了整个后半生，最后逃到大洋彼岸，度过孤寂的残生。
张国焘的悲凉结局（2）
我收藏有一套张国焘《我的回忆》，虽然是为美国人写的稻粱之作，但仍有一点革命情怀流淌其间。倘若有高手写一部《张国焘传奇》或者拍成影视，一定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恰如老夫诗中所云：“风吹万树暮云低，人海孤行影自迷。”
张春桥的少年诗作（1）
近日洗手间加放了叶永烈的《张春桥传》，每天读上若干页，前几天读完了。叶永烈下了很大功夫，查找了很多资料，采访了很多知情者，有一股北大人做学问的傻劲儿，令人钦佩。不过叶永烈写的传记，多数感情色彩太重，立场受时代局限太深，经常用他所反对的“文革”思维来思维“文革”，所以把“四人帮”都当成天经地义的坏蛋来写，跟我们小时候写蒋介石和孔老二差不多，这就阻碍了客观地去体会人物的真正精神世界，这又颇令人惋惜。倒是书中提供的一些资料很有价值。
1934年7月6日《新诗歌》二卷二期上，有一首张春桥的新诗，题为《失业的人》，全诗如下：
“娘，娘，别哭啦，
你还能哭回爹爹吗？”
“那么以后怎么过：
一家几口喊着饿！”
“我的年纪虽然小：
还混不够吃的：
就凭我这条硬胳膊！”
“多少出去的男子汉，
怎么都是饿回来？”
“哭也哭不饱呵，还是
叫妹妹去拾麦，
弟弟叫他去做活，
我到外面补个名，
怎不撑上几个月？”
“说得都比办的好，
你爹死后你怎这：
到这家来不收留，
到那家来嫌人稠，
张家小五也回来啦，
你再出去谁肯收？
再说南北成天开战争，
老娘怎肯放你走？”
“娘，娘，不要紧，
我能找到些金银，
家里不是还有枪？
今天晚上就入伙：
杀的杀，砍的砍，
到处都是咱的饭！”
叶永烈想当然地认为这不是诗，对张春桥进行了讽刺挖苦。北大化学系出身的叶永烈虽然知识渊博，文笔生动，但毕竟缺乏系统的文学史素养，他或许以为必须像郭沫若的高歌或者徐志摩的长吟才是好诗。其实，张春桥的这首诗恰好是20世纪30年代的“先锋艺术”，当时的新诗正要摆脱郭沫若的单纯抒情和早期新月派象征派的纤弱柔靡，在诗体和语言上正进行着一轮崭新的探索。闻一多、徐志摩、臧克家等都在尝试着“对话体”和“方言土语入诗”，关于新诗向何处去的讨论也相当热烈。许多著名诗人都在经受着自我的拷问和他人的批评，张春桥也是在这个时候对戴望舒、臧克家和郭沫若发出少年气盛的一点责备之声的。这在当时的文坛，是极其正常和普通的现象，并不像今日文坛这样有成批的青少年写手用恶毒的骂人和频繁的“暴隐”来成名。张春桥只是说了郭沫若“并不能使人多么感动”，希望臧克家“对于自己看重些”，严肃而客气，并未攻击谩骂，对戴望舒则根本没有直接的批评。我们可以不同意张春桥的见解，怎么能够因此就宣判张春桥为“眼高手低”和“文坛恶少”呢？
张春桥的这首《失业的人》，从技术上说确实不够优秀，我们跟闻一多著名的写人力车夫的《飞毛腿》比一比，看看如何？
我说飞毛腿那小子也真够蹩扭，
管包是拉了半天车得半天歇着，
一天少了说也得二三两白干儿，
醉醺醺的一死儿拉着人聊天儿。
他妈的谁能陪着那个小子混呢？
“天为啥是蓝的？”没事他该问你。
还吹他妈什么箫，你瞧那副神儿，
窝着件破棉袄，老婆的，也没准儿，
再瞧他擦着那车上的两大灯吧，
擦着擦着问你曹操有多少人马。
成天儿车灯车把且擦不完啦，
我说“飞毛腿你怎不擦擦脸啦？”
可是飞毛腿的车擦得真够亮的，
许是得擦到和他那心地一样的！
瞎！那天河里飘着飞毛腿的尸首，……
飞毛腿那老婆死得太不是时候。
可以看出，张春桥确实比闻一多要差一大截，提炼不够，剪辑不够。但闻一多的这首，也不能说就有多么好，只不过比胡适的《人力车夫》前进了一大步。胡适是这么写的：
张春桥的少年诗作（2）
“车子！车子！”
车来如飞。
客看车夫，忽然中心酸悲。
客问车夫：“今年你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时？”
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
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坐你车。我坐你车，心中惨凄。”
车夫告客：“我半日没有生意，又寒又饥。你老的好心肠，饱 不了我的饿肚皮。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 老又是谁？”
客人点头上车，说：“拉到内务部西！”
我上世纪90年代初在北京二中当老师时，就住在内务部街。每次想起胡适这首虚伪的同情之作，就笑都笑不出来。读了闻一多的《飞毛腿》呢，则虽有酸楚，但总觉少点诗意。而张春桥的《失业的人》，努力使用山东方言，尽管提炼得有几分生硬，显得有些自然主义，但真实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我相信不仅当年具有相当的感染力，就是在今天的下岗失业大潮中，也依然会打动不少读者吧。
传记写作无法完全排除情感，但总要冷静地回到历史现场，将心比心地去体会人物，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昨天的人事。写作者应努力消解自身对人物的义愤或者痴恋。假如历史不曾发生“打倒四人帮”事件，写作者会这样否定张春桥的一生么？即使张春桥后来做了什么坏事，也应就事论事，不能说他从娘肚子里出来就是坏种，不能把他做的什么事都说成坏事。把他的水平说得那么低，把他的人说得那么坏，那不但是对文化史文学史的不尊重，恐怕也是对党史革命史的不尊重，难道几十年前的共产党会让那么多的人品恶劣水平低下的人都当了政治局委员吗？那共产党的辉煌胜利和卓越成就莫非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成？
平心而论，张春桥的形象虽然有点阴不阴阳不阳的不大受人喜欢，但他的才学还是自有过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