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告诉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我借故走出会场，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紧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只有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①。
这段回忆关键处用了“语气很强硬”、“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等词。这些词既鲜明又模糊，是指武力解决？是指南下开展党内斗争？还是强令南下？都有可能，都没有明说。究竟是哪一种，不好随意揣测和臆断。叶剑英把一个原本可以揭开的疑团又完好地保存了下去。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密电风云（8）
最有资格打开这个疑团的还有两个人：
一个是亲笔起草电报的张国焘。一个是指定电报的签收人陈昌浩。但是，这两个人都奇怪的只字不提密电之事。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用一种惊讶的笔调述及当时发生的事：
就在我们为水所阻的那一天，徐向前、陈昌浩的急电称：“一、三两军团违抗总司令部暂停前进的命令，私自北进。”接着，他们又来了好几个电报，其大意是：毛泽东因徐陈已打开北进通道，左翼又为水所阻，不能再事等待而坐失良机，竟自动直接下令一、三军团以北上先遣队的名义，单独向北挺进。毛等此次行动，完全是秘密的，事先并未通知徐陈等②。
张国焘把中央提前北上的责任全部推到了毛泽东等人的身上。
与张国焘诿过于人相反，陈昌浩在觉悟之后，特别是在西路军兵败之后，坦诚地检讨自己的错误，甚至把一些不该他承担的责任也在负罪心理的驱使下揽到身上。可是他没有提及此事。
在上述三种说法中，比较权威的说法，是毛泽东的“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是因为：一、这是迄今为止，最早谈及密电的档案文献。二、这是主要当事人毛泽东对密电的完整叙述。三、毛泽东的这段话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发言，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张国焘的错误，是在所有当事人，包括张国焘在场的情况下当着他的面讲的。据原始文件记载，张国焘对此没有否认，他还在会议结束时的发言中承认自己对中国革命犯下了罪恶。
当然，最具说服力的文证还是那份电报，所谓铁证如山，事实胜于雄辩。有了电文原件，一切自然尘埃落定，疑惑自消。
其实，即使一时查不出电文原件，也无损于人们了解当时的危急情势。以上三种说法都承认有一个共同前提，那就是：
第一，当时争执的焦点是北上与南下之争。北上是中央两河口、毛儿盖、芦花历次会议反复重申的既定方针，这个方针不仅绝大多数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同意，绝大多数高级将领，包括四方面军的军政首长徐向前、陈昌浩也是完全赞同并努力争取的，持反对意见的只有张国焘一人，他是以一个人的意见对抗着中央的集体决策，并要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中央之上。
第二，当时党内斗争的实质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红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部队。在执行党的任务这一点上，红军没有任何特殊性。但是，从一、四方面军会师以来，张国焘一直把八万人的红四方面军视为自己的政治资本，以之为后盾来干涉党的决策，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用枪杆子审查党的路线。他当上总政委后，反复强调军令的统一性。按照组织原则，所有红军部队隶属于红军总部，红军总部则听命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但是，张国焘只要求各红军听命于他控制的红军总部，却拒绝按照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行事。
第三，当时党内、军内确实存在浓烈的火药味。从陈伯钧的日记可以看出，由于张国焘的纵容和唆使，四方面军为数不少的干部出现随意或者恶意议论中央以及一方面军的现象。对于听从中央命令要求北上的军队，张国焘采取了强硬的军事措施。就在给陈昌浩发密电之前，张国焘还发了一封电报给红三十一军政委：
九十一师两团即经梭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须经之桥则修复之，望梭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蔡树藩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①。
密电风云（9）
军委纵队原属红一方面军，蔡树藩原任红九军团政委。从当时的形势看，敢于将不同意南下的蔡树藩和军委纵队扣留的张国焘，同样敢于采取极端措施处置毛泽东和其他红军部队。
第四，中央提前北上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摆脱已经存在的危险，避免出现严重的冲突事件。
也许清楚了这个事实，究竟是哪种说法也就不重要了。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目昭昭，有迹可循。
张国焘的密电无疑是存在的，其基本内容是要求右路军南下，对于不肯南下的中央领导人和红一方面军队，他也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在这种剑拔弩张、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提前单独北上。
对于这段历史公案，经中央审定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作了如下表述：
张国焘无视中央的劝告，于9月9日致电中革军委，坚持“趁势南下”的主张，同时，他又背着中央密电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立刻报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经紧急磋商，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中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并发出《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①。
最后的争取。叶参座每遇大事有静气，金蝉脱壳之计运用得无迹可寻。毛泽东临行前，孤身一人来找徐向前，做最后一次争取。他舍不得这位孵化了红四方面军的英雄“母鸡”。“等等看”的念头使徐帅终生后悔。张国焘再发通电，想不战而屈人之兵。（略）
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星夜北上，使红四方面军指挥部一片茫然。莽将许世友请示：“要不要派兵拦截？”陈昌浩拿着话筒征求徐向前的意见：“怎么办？”徐向前回答斩钉截铁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9月10日清晨，淡雾中几声鸟鸣更衬出军营的宁静。徐向前、陈昌浩刚刚起床，还未漱洗，就有作战参谋跑来报告：“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
话音未落，前面部队又打来电话：“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
刚接完电话，何畏大汗淋漓地闯进喇嘛庙：“是不是有命令让他们走？”
接二连三的意外事件，把徐向前、陈昌浩砸懵了。
徐向前跌坐床上，整整半个小时说不出话，脑子闪忽着无数的疑问：“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
陈昌浩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大声吼道：“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
前敌指挥部乱成一团，各路人马纷纷出动去传达命令。这些信使不明真相，有的惊愕，有的气愤。空气之中飘浮着火药味。
叶剑英离开博古一刻钟左右，追上来4个带驳壳枪的人，点名要找叶参谋长。
“你们找他干什么？”博古问。
4个人怒气冲天地回答：“把他打死了再说！”
*、吕黎平等人带着地图离开营地约七八里，即有十几个全副武装的骑兵冲过，见他们没有马匹和警卫员，估计不是什么大人物，放过他们继续往前追。
特科团摸黑走了二十多里，即有飞马从后面传来呐喊：“部队原地停下！部队原地停下！”传令兵送来张国焘、陈昌浩不准北上的命令。特科团对这个命令很不满，议论纷纷，但还是遵守纪律停止了脚步。这时，他们看见毛泽东、王稼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站在前面不远的半山坡一块平地上，于是围拢过去。
过了不一会，红军学校教育长李特持枪带着几个人从后面追了上来。据宋任穷回忆：“跟随李特的几个警卫员，手提驳壳枪，指头按着扳机，气势汹汹，气氛紧张。”
李特大声地喝斥：“为什么开小差？”持枪走向毛泽东。站在一旁的李德见形势危险，二话没说，双手抱住李特，把他拖到十几米以外。
李德高约二米，虎背熊腰，身材魁梧，随身佩带着特大号的手枪。李特论体魄、力气和胆量，都不是他的对手。两人用俄语激烈地争辩起来。
毛泽东镇定自若，缓步走到李特等人面前，说：“听我说几句话。你们的张总政委要南下，到成都坝子去吃大米，我们要北上。你们要不跟着我们走的，可以回去。我告诉你们，四川坝子敌人有重兵，你们冲不出去；我们现在就向北，给你们开路。我估计不出一年，你们也会跟着我们北上。”
李特还不罢休，大声嚷道：“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跟着机会主义走，大家都回去！”
毛泽东说：“让他们走，捆绑成不了夫妻。”
红三军团、军委纵队和红军学校特科团前行十余里，翻过一个山头，天已大亮。他们必须经过一个崖口，从崖下深沟里通过。这时崖上两旁和山头都站着四方面军的哨兵。只要一声令下，他们可以居高临下，将中央红军抑留在沟里。
指挥这支部队的四方面军指挥官正是勇冠三军的红四军军长许世友，直接在崖口坐镇的是第十师二十八团团长、人称“王疯子”的虎将王近山。
王近山报告许世友：“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对我们放警戒，正在北进。”
许世友亲自打电话给前敌指挥部：“一方面军连夜出走，是不是前总有命令叫他们走的？要不要带部队拦阻？”
在前总，陈昌浩拿着话筒，问徐向前：“怎么办？”
徐向前虽然头疼得厉害，但脑子很清醒，斩钉截铁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陈昌浩虽然心中恼怒，对中央怨气很大，但在红军不能打红军这一点与徐向前看法一致。
就这样，两支剑拔弩张的红军队伍，在静静地对视中脱离接触，分道扬镳。
事后，当许世友到达延安时，毛泽东问他：“如果有命令你会怎么办？”许世友坦率地告诉他：“我会毫不犹豫地把你们截下来！”
历史得感谢徐向前，是他在关键时刻制止了火并。人们给予他高度的评价。而厚道的徐向前反复提到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陈昌浩：“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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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入绝境（1）
毛泽东预言：南下是绝路。张国焘断言：北上不拖死也会被冻死。分手后，双方展开了新一轮宣传战，都把争取的目光投向对方的军事将领。
军中弥漫着愤怒的情绪。
一样的激愤，不同的内容。
党中央为张国焘顽固坚持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