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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六感学校后，信件的事不会使我那么神经脆弱了，它变了一副面孔。我也每天等信，但等不到也能泰然。这时候我的信越来越多了，我结识了更多可以通信的朋友，其中包括韩北方，他一个人就顶十个，这不是夸张的修辞，是真的，给吕觉悟雷红的信，寄去要一个星期，她们当晚回复，要等一两天或者两三天，有人到公社才捎到邮局，再走邮路，也要一周才能到我手上。不像韩北方，他不需要收到我的信就可以写，两三天就写上一封，再加上我有时给县文播站、省报寄一点通讯报道，可以经常收到上面寄来的学习资料，这比报纸上的文章长，也更好看，它们总是装在一只大牛皮信封里，下款是气派的单位名称。这使我凭空生出良好的感觉，我不再伤感绝望了，我感到自己走在一条明亮的路上，这路铺在空中，是由无数信件铺成的，信越多，路越结实，它是通向县城南流的，也通向N城，那个我从未去过的省会城市，我没去过不要紧，那里站着韩北方呢。
一生中最热衷写信的年头（2）
上午九点多钟，报纸就该到了，第二节课下课的钟声一响，我心情立即变得很好，脚步也随即轻盈起来。我真喜欢我们六感学校的钟，那一块铁片，离真正的钟相去甚远，一■长，有点厚，不知原来是做什么的，有点像锄头，但并不是。用麻吊在槐树的树杈上，谁值班，谁就用另一根铁敲几下，声音也响亮，也悠长，震荡在学校四面的平房里，一圈一圈的。还能传到田垌，水尾队的人听了说，是学校的钟呢！原以为只有钟才能敲出像样的钟声，原来铁片也能，废铁片里隐藏着钟的灵魂，我觉得自己提炼出了诗意，可以写一首诗寄去给韩北方看。我三步两步走到教师办公室，一到门口就看到自己桌子上躺着信，一封，或者两封，有时甚至是三封，如果有大信封，那就越发喜庆了。总而言之，桌上摆着信，我微微悬着的心就落到了实处，犹如往深潭投下的石子，发出了“咚”的一声响，它溅起的水花开在我的脸上，我抿着嘴，收敛起内心的欢喜，拿了信件回宿舍。我要躲在宿舍里看信，私人的空间，安静、放松、私密，正好用来拆开韩北方那些粉色玫瑰的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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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才意识到
我手捧着韩北方的信回宿舍，一路上我觉得自己爱上了他，在办公室里一看见有他的信的时候我就爱上了他，每个星期，那些粉色的玫瑰都会出现一到两次，暧昧、频繁、如期而至，让人心跳和怀着期待。于是回到房间我就关上门，仿佛他的信是一件不能见人的东西，然后我在矮凳上坐下，背靠着用门板和砖头搭成的“书桌”，小心翼翼地拆信。但什么都没有，假大空，青春、理想、奋斗、努力，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跟报纸上的文章简直没有两样，读完信之后我就不爱韩北方了，爱不起来，他的信像一些虚假的面孔，隔着他的真人，一封接着一封的信，就像一张接一张的假面具，越积越厚地贴在他的脸上，真是无趣极了。
我想不理韩北方，但我已经写信上瘾，而且，我接他的信也已经上瘾，如果没有他岔三隔四寄来的粉色玫瑰信封，我的办公桌就经常会是空的，我下了第二节课回来，一眼看到空荡荡的桌面，我会感到空虚，为了填补我的空虚，我会到处找当天的新报纸，找了《人民日报》又找省报和《光明日报》，试图从报纸里找到夹在里面的我的信件。但是都没有。如果没有人和我抢报纸，我就会埋头读《光明日报》，这是当时除了《参考消息》之外最好看的报纸，《参考消息》我家里订有，但学校没有，《光明日报》学校有，但生产队没有。我让《光明日报》暂时代替我的信件，我开始读它的文艺副刊，那上面的文章真好啊，比韩北方的信好多了！但我还是希望收到信，信件是我一人独有，在空茫的青春期，我需要一条通向外界的隐蔽的私人通道，它向我提供一种有关未来的朦胧的希望，同时又是一处精神的藏身之地。
在我见到韩北方之前，他只是一个名字，从雷朵的嘴里出来，没有形状，没有高矮胖瘦，没有说话的声音和骑车的姿势，他是空的。他的信件往这个名字的空壳里填东西，也是越填越模糊。奇怪的是，他频繁的，越来越厚的信不但没有使他实感一点，反而更空了。
韩北方，我对他的才学曾经那么失望，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一个人的才学并不能温暖我，而一个人的深情可以。但一切都晚了。
早已不知他身在何处，我早早就把他丢失了。我最后看到他就是在那个秋天，在六感大队水冲生产队的知青点，天是蓝色的，日头已经斜了，他推着自行车，一跨腿骑在了车鞍上。一群麻雀飞起来，他挥了挥手。队里的姑娘齐声问道：这是你的什么人呀？
我愿意回到那一年的十一月，两个人走在收割过的稻田上，念诵那首叫做《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诗词。我愿意再给你煮一次发黑的面条，再一次领你到到学校坐在我的宿舍里。我更愿意经常收到你的信，我将把那些粉色玫瑰的信封，小心摆在我的桌前。韩北方。
难道我是一个不热爱和平的人么？
要实弹射击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比兴奋。实弹射击，这个消息如同炮仗的引信，它呼啸着，闪电一样把我们的血液送上天，在天上爆响。
这种对枪和子弹的热情从何而来？多年之后想到枪，我还会想起“九二九”指示，九二九，一条跟民兵，跟枪有关的最高指示，它使我们上高二的时候就全体当上了基干民兵。高中二年级，那年的九月十月，我们每天下午都在学校操场上练习瞄准，像猫头鹰一样把一只眼闭得紧紧的，三点成一线。枪这种东西使人无端兴奋，我们是那么喜欢不同凡俗的事物，枪这种东西原本是电影里才有的，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神话，但现在，它来到了我们的手里，沉甸甸的，闪着铁质的光泽，散发着铁的气味，手上接过来，心中一凛。它真是不同凡响的。我们趴在草地上，草地有点湿，但我们是不怕，我们已被教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脏和湿就更不怕了。实弹射击，令人兴奋，我马上想起高二的那次，在陆地坡，我趴在草地上，闭上一只眼，三点成一线，屏住呼吸，右手一扣扳机，耳边一声巨大的闷响。
生产队长从大队开会回来，直接来到我们的灶间，他站在门口，问我们晚上吃什么菜，罗东抢先说，吃猪肉炒咸萝卜，这是少有的好菜，这天正好赵战略出墟，顺便割了肉。由于刚刚吃到了猪肉，所以每个人脸上都喜洋洋的。队长就说好，你们明早不用出工，到大队集中，基干民兵，实弹射击，算一天的工分。
简直就是双喜临门！才吃炒猪肉，又打实弹枪，百里六感横渡，极目什么天舒呢？（毛泽东原词为：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我马上听到了想象中的各种枪声，重机枪的声音比较厚重，有点像沉闷的鼓声，咚咚咚的；嘎嘎嘎的是轻机枪；嗒嗒嗒是冲锋枪；砰砰砰的是手枪。“枪声响，军情急”这两句词以京剧《杜鹃山》柯湘的唱腔出现在混杂的枪声中，这时我觉得自己似乎回到了革命时代，在《英雄儿女》的召唤下，日夜想象自己置身于烽火连天的战场。
难道我是一个不热爱和平的人么？难道我天生热爱战争，是个嗜血之徒么？千真万确不是。完全是因为我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立下了雄心壮志，一要解放台湾，二要解救天下三分之二受压迫的劳苦大众。
第二天上午，社员们都在坡地上种红薯，他们看到机耕路上陆续走出了各生产队的知青，赵战略理着平头，面色严峻，目不斜视，罗东嬉皮笑脸，走路晃里晃荡的，边走边远远地跟放牛的三公打招呼。有人看到水尾队的安凤美也出来了，她穿着一身蓝衣服，挺胸收腹，走得一弹一弹的。地里的人叹说，这南流街上的妹娘走路就是好看些，她们走得像根丝瓜，我们走得像只南瓜。
这次实弹射击很平淡，每人打三枪，赵战略失手打飞了一枪，只有二十环，我和高红燕都打了二十六环，罗东是二十三环，安凤美也都打了二十二环，丁服打了二十九环，公社人武部对她很满意。她很谦虚，浅浅笑着，说她还要努力。她比在高中的时候又成熟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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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降特务使我热血沸腾（1）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这样好玩的事情竟然让我们撞上了。有一晚，公社武装部突然命令全体基干民兵紧急集合，之后到毛窝山和牛角山抓空降特务。特务这个词我们从小就熟，他们在电影、戏剧、广播、课堂的故事中鬼鬼祟祟（这是男特务）或者妖里妖气（这是女特务）地出现。可惜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见到过，这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个大大的悬念。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我们不由得把周围的人想象成特务，一个灰头灰脑的男教师或者一个花枝招展的归侨女教师，他（她）真是太像特务啦！有一年的暑假特别漫长，我在无聊中走火入魔，认为我最亲爱的外婆是潜伏的特务，并相信总有一天她会毒死我。
一九七六年的秋天，空降特务使我热血沸腾，毛主席刚刚逝世，大家觉得世界末日到了，空气沉重，前途渺茫。男生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他们说打仗好，他们做梦都想打仗。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我们都是一些没有思想、不懂政治的傻瓜，在偏远的小地方长大，从来没有听说过灰皮书，也缺乏觉悟，如果我们生长在北京，就会有所不同，我们将会意识到，毛泽东逝世，不但世界末日不会到来，我们还将迎来命运的巨大转机，我们将不再依靠基层的推荐，凭自己的能力就能考上大学，我们不必再争当先进知青，也不必再搞那些稀里古怪的一技之长了。
但我们生长在南流小镇，从小被教育要做毛主席的好孩子，所以一听说毛主席死了，就觉得天已经塌下了一半。这样的想法比较正常。特务这个时候来空降，很像是要打仗的样子。当我在夜里跟全公社的基干民兵爬毛窝山的时候，我感到世界大战已经打响，而我则置身于一支游击队之中。
我往山上走，毛窝山很近，就在知青点的对面，我们天天看着，还曾经上山打过几次柴，向来觉得它比较平庸，一览无余。现在天上降下来的特务居然要落到它头上，这使它平添了一层神奇。看到黑暗中各种树木深浅不一的轮廓，一支熟悉的歌子就从我的脚下升起：“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这支名为《游击队员之歌》的革命歌曲，它给我火上浇油，我们都是神枪手这样的句式使我融入了战争年代那个在芦苇荡里的“我们”，我身穿大襟衫，腰扎牛皮带，皮带里别着驳壳枪，短发齐耳，英姿飒爽。不过我很快又明白，这其实是《渡江侦察记》里张金玲的打扮，我把人家抄袭了。但除此之外，我实在想不出来一个女游击队员是否还有别的打扮。
想到驳壳枪我如梦初醒，发现了自己手里拿的是扁担，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