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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蒋的提议只是一个政治上的花招，而胡适却书生气十足，还以为“蒋公是很诚恳的”，被蒋玩弄于股掌之上却不自知。最后，胡适还是高高兴兴帮着蒋介石登上了“总统”的宝座，并以大会主席团主席和民意代表的身份，向蒋致送当选证书。
在追随蒋的道路上，胡适已经无法回头。离开北平之前，胡适只拣了他父亲的遗稿和他自己的著作手稿，及一部甲戌本《石头记》。17日，自身也难保的蒋介石，特邀胡适夫妇晚餐，在惶恐中为胡适做58岁生日。
乘坐南京政府第二次派来的飞机，和胡适一样选择离开北平的，还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平师范大学校长袁敦礼、北平研究院院长李书华。
毛泽东：让胡适做北平图书馆馆长（2）
1949年4月，胡适登船逃亡美国。1958年，胡适应蒋介石之邀回台居住，并担任了“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1960年9月，胡适的好友、《自由中国》杂志发行人雷震突遭逮捕，并以“为匪宣传”、“知匪不报”等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杂志也随即被查封。《自由中国》系胡适手创，此事对本来就有严重心脏病的胡适刺激很大，连呼“大失望！大失望！”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上，胡适突发心脏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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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托我来看您（1）
围城之内，时任北平艺专校长的徐悲鸿留下的态度是坚决的。
朱薇说，北平围城前夕，冀热察平北分区行署主任蓝公武从解放区托人带口信给地下党员宋步云，请他向徐悲鸿转达党挽留徐悲鸿的诚意。徐悲鸿听了以后，笑着说：“我原来就不打算南迁，我要留在北平，迎接北平解放。请你转告蓝公武先生，解放北平时，一定要保护好北平的文物、古迹。”
1948年底，南京国民党政府###急电北平各大专院校南迁。北平艺专也毫不例外地接到了这样的电报，但却遭到了徐悲鸿的抵制。他与北平艺专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吴作人、王临乙等人商定，他们本人决不离开北平，北平艺专也决不南迁。
国民党###汇来一笔应变费，电文说明是作为学校南迁之用。徐提议将这笔应变费分发给全体教师、职工和学生会，作购买粮食之用。
北平解放前夕，田汉秘密进入北平，前去探望了多年老友徐悲鸿，并和吴作人等一起畅谈了一个晚上。田汉说：“我来北平之前，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他们希望悲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北平，并尽可能在文化界多为党做些工作。”徐悲鸿欣然答应了老友所嘱。
在南京政府第二次派来接学者名流南下的专机中，徐悲鸿也在名单之列，但是，他坚决拒绝去南京。国民党不断派人前来劝说，并制造了许多谣言，进行种种恫吓。恫吓无效时，又加以利诱，说如果徐去南京，政府可以拨一笔外汇，作为其去印度举办作品展览会之用，也被徐断然拒绝。
1949年1月16日，傅作义发请帖，请北平当时的学者名流在中南海聚餐，一起讨论北平的时局。许德珩、徐悲鸿、周炳琳、马衡、朱光潜、叶浅予等20多位知名人士的共同意见就是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徐悲鸿慨然陈词：“北平市200万市民的生命财产，系于将军一身，当前的形势，战则败，和则安，这已是目前的常识问题。”
当天夜里，徐悲鸿家中就接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恐吓电话，一个陌生男子威胁徐夫人廖静文：“你告诉徐悲鸿，叫他小心脑袋！”
徐悲鸿不为所动。他不但自己不走，还成功劝说齐白石老人留下。当时国民党当局造谣恫吓说，共产党那里有一个黑名单，进北平城后要杀一批有钱的人，名单中就有齐白石的名字。齐白石为谣言所惑，打算迁居香港。就在此时，徐悲鸿前去探望白石老人，慢慢地对老人说：“您老不用着急，我有个好消息告诉您。早几天我接到周恩来先生捎给我的一封信，里面特意提到您老，并托我前来看看您，要您好好保重身体，争取做个百岁老人，还说毛主席也嘱他代问您老好。”正是一向为白石老人所信任的徐悲鸿的一番话，让齐白石打消了去香港的想法。
周恩来托我来看您（2）
徐悲鸿如己所愿，在北平迎来了解放。解放后，徐悲鸿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1953年9月26日，徐悲鸿因劳累过度，脑溢血复发逝世，就在这一年上半年他画了两幅极有历史意义的《奔马》，一幅是献给毛泽东主席的，题“百载沉疴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表达了他对共产党的热爱之情。另一幅题有“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这是画家对新中国的正确理解，也是他毕生追求的理想。
像徐悲鸿一样思想倾向进步，积极迎接解放的学者教授，在北平还有张奚若、许德珩、吴晗、屠守锷、费孝通、雷洁琼等很多人。
周恩来对刘仁说：“你把教授们都留下来了，难怪叫‘留人’呀！”
没有登上国民党的飞机，而选择留在北平的，还有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等。
朱薇分析说：“更多的北平教授之所以选择留下来，他们或是深深眷恋着古都的文化氛围，或是对国民党的统治由不满到彻底绝望，或是所接触到的共产党人曾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或是对他们心中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一种托付。他们的等待中有茫然，有不安，但更多的还是希望。”
北平的地下党也做了很多积极的工作。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已购买了机票即将南飞，刘仁指示地下党派人与其面谈后，陈垣退掉机票，决心留下，后来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也被他拒绝了。陈垣曾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自前月十七八，政府来电并派飞机来接，都未成行，后又敦促数次，均婉谢，因无走之必要也。”
北平地下党学工委负责人崔月犁曾亲自上门面晤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请求他们留下，参加解放后新中国的建设。一贯具有民主思想的陆志韦，关键时刻表现了良好的气度和对共产党人的信任，根据资料记载，“据说燕京的学生们，特别推崇陆志韦先生的镇定，由于他在最紧急的时期，坐镇贝公楼，使全校师生打成一片，渡过了难关”。
冯友兰后来回忆，认为自己当时不走的理由有三：其一，“我是中国人，不管哪一个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我都拥护”；其二，“中国好比有两个儿子，大的是国民党，二的是共产党，大的把中国搞糟了，应该让二的试一试”；其三，“我想，我是专家、学者，在旧社会中，在政治上，专家、学者是附属于帝王、资本家的。到‘社会主义’社会中，他们就更升一级，岂不也好。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并不是由于对共产党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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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托我来看您（3）
冯友兰的思想在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中很有代表性，绝大多数北平的专家学者选择留在了新中国。1949年初夏，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托，举行了一次招待会，邀请各高校的教授和民主人士参加。会前，周恩来听了刘仁关于高校人才情况的汇报。周恩来十分高兴，对刘仁说：“你把教授们都留下来了，一个也不肯给蒋介石，难怪有人说你叫‘留人’（刘仁谐音）呀！”
北平和平解放了。旧的时代即将结束，新的时代行将开始。此后的历史发展仍然不是直线的，而是仍会有很多曲折。但是，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只有一个。历史已经证明了，而且还将继续证明，58年前，谁的选择更正确一些。
（本文写作参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走出硝烟》、《见证北京（1919—2004）》、《梁思成的山河岁月》、《傅作义传》、《胡适传》等书籍，特此致谢）
北京地铁诞生记（1）
黄加佳
2007年10月初，北京地铁5号线通车。这条地铁，南起丰台宋家庄，北至昌平太平庄北，纵贯京城南北。
对于这一天，无数生活在地铁沿线新小区里的上班族们翘首以盼。这条地铁将使他们摆脱堵车之苦，而享受到准时、高效的地下交通之便。
与此同时，地铁机场线、１０号线、奥运支线、４号线，也正以每天十几米的速度在北京地下掘进着。2009年，北京将编织出一张四通八达的地下交通网。
在北京日益成为一座“地铁上的城市”的今天，大概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北京的第一条地铁，也是新中国第一条地铁，最初是如何诞生的……
“如果为了交通，只要买200辆公共汽车”
1953年9月，一份名为《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的报告，摆在中央决策层的面前。这份具有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意味的《草案要点》，是在北京市委领导下，由国内和苏联著名城市规划建设专家共同完成的。
它不但对北京城市的规模、政治经济定位和今后的发展走向做了规划，而且明确提出“为了提供城市居民以最便利、最经济的交通工具，特别是为了适应国防的需要，必须及早筹划地下铁道的建设”。
从当时的交通状况看，筹建地铁是一个相当奢侈的决定。建国初，北京常住人口还不到300万人，机动车也仅有5000多辆。大街上人多车少，人们出行多是步行或乘人力车，连乘公共汽车的人都是少数。而且，修地铁投资大、技术要求高，对于新生的共和国来说，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这些现实问题，中央当然清楚。那么，为什么还要在这时筹建地铁呢？据当年的地铁筹备处总工程师谢仁德回忆，周恩来总理曾一语道破：“北京修建地铁，完全是为了备战。如果为了交通，只要买200辆公共汽车，就能解决。”
1950年6月，建国刚刚半年的新中国，被迫卷入朝鲜战争。与此同时，美国第七舰队开入了台湾海峡。浓烈的火药味，包围着新生的红色政权。
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战备理所应当地成为北京城市规划中，首先考虑的因素。
一直被我们尊为“老大哥”的苏联，对地铁的战备功用深有体会。1941年德军大举进犯莫斯科，刚刚建成6年的莫斯科地铁，不但成了莫斯科市民的避弹掩体，更成为了苏军的战时指挥部。
开战不久，苏军总参谋部就迁入地铁“白俄罗斯”车站，并在那里建立了指挥所和通信枢纽部。最危急的时刻，以斯大林为首的最高指挥部也迁入“基洛夫地铁站”。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市民，涌入地铁，无论有无警报，他们每晚都到那里过夜。地铁的战备功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莫斯科可谓发挥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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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铁诞生记（2）
这无疑给了新中国领导人们很大启发。
然而对于地铁，当时不但中国老百姓一无所知；就连国内的工程技术人员也知之甚少。这一年，原本研究桥梁隧道专业的工程师谢仁德；正准备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可出乎意料的是；组织上却把他调到了北京参与地铁筹建。这位曾经与茅以升共事过的老工程师十分诧异；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