凇８丶氖牵�17万平方米已经超过了故宫全部建筑面积的总和，画在图纸上容易，我们真的能把它变成现实吗？
1958年10月14日，规划局忽然接到国务院的通知，刚从外地返京的周恩来将连夜召开会议，审查大会堂设计方案。经过刘仁的筛选，当晚10时，共有3份设计方案被送到了中南海西花厅，除了规划局之外，还有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两份方案——最终，规划局方案“雀屏中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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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拆我的楼，我有意见（3）
据说，总理之所以没有计较10万平方米的超标面积而选中了规划局方案，主要是看中了两点：一是规划局设计的大会堂全部采取了一般建筑的比例，而在尺度上大胆地放大了一倍，显得气势非凡；二是在大会堂的中心安排了宽敞的中央大厅，既可作为休息大厅使用，还能举行纪念活动。而且，当时中央是打算在这里安放一尊毛主席雕像的。
偏偏就是这两大“亮点”，随即在中国建筑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而周恩来似乎预料到了这点，从选定规划局方案的那一刻起，他就反复叮嘱参与下一步施工设计的建筑师们：
“大会堂的设计不要一次把文章做绝，要留有余地。可以一年建成，五年修嘛。”
总理选定规划局方案的时间是1958年10月15日的凌晨1点钟。果然，仅仅数小时后，设计方案就进行了第一次修改——图纸上大会堂北端宴会厅的宽度是108米，而大会堂北墙与中山公园间的距离足足有180米，刘仁认为两者不成比例，就在不影响整体结构的前提下，给大会堂又加了四条“腿”，使整个建筑由“凸”字型变为了“出”字型。
大会堂“体型”的确定也使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得以顺利完成：广场北部东西两侧分别安排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万人大会堂，两座建筑均采用柱廊结构，形成“廊”一实一虚，“柱”一圆一方的对比关系。它们连同后来建造的毛主席纪念堂，共同烘托起了天安门广场壮丽威严的宏大气势。在1997年4月的中日设计师北京交流会上，日本著名建筑大师矶崎新由衷地赞叹：“天安门广场真伟大，在高楼林立的日本，尚找不到如此气魄的国家广场。”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则给了天安门广场更高的评价，他认为，天安门广场的改扩建工程，可以视为继紫禁城建成后，北京城市规划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
侯仁之说：“大会堂下面压着的，是永定河。”
1958年10月28日，距离新中国成立１０周年大庆还有11个月的时候，万人大会堂终于破土动工了。
负责大会堂技术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的，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即今天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此前参与了大会堂全部7轮设计的著名建筑师张鎛，随即被市建院任命为万人大会堂的总建筑师。
张鎛的家世颇为不凡，他的父亲就是清末两广总督张鸣岐。广州起义的起义军攻破总督府之时，张鎛刚刚出生半月，多亏革命党不伤妇孺才逃过一劫。长大后的张鎛并没有如父亲一样从政，而是拜在了建筑大师杨廷宝、梁思成等人门下。我们今天说的“十大建筑”中有三座都是张鎛的作品，除了人民大会堂之外，还有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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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大会堂的总建筑师，自然代表着荣誉，却更意味着艰难。总理审定的方案其实只是个“轮廓”，此时，17万平方米大会堂的内部结构还几乎是一片空白。为赶在１０周年大庆前完工，大会堂是“边设计、边供料、边施工”的——张鎛落在图纸上的每一笔都将立即被付诸实践，每个小小的疏忽都可能是致命的隐患。
可是，大会堂不是一般的建筑，很多特殊的设计要求，是身为建筑师的赵冬日、张鎛们之前不可能去考虑的。
大会堂刚一动工，当时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彭真就派助手找到张鎛，对大礼堂的设计提出了具体要求——全国人大的正式代表在3500人左右，他们必须全部坐在大礼堂的一层，且每个座位都要配备桌子或者放文件的设施。
张鎛打开总理审定的那张设计图，马上发现彭真的要求不可能实现——图纸上，万人大礼堂被设计成了圆形，按每个座位最少占平方米计算，大礼堂的第一层最多能容下2750个座位，与彭真要求的3500个相差甚远。
张鎛立刻拿起图纸找到赵冬日，想商量着在大礼堂的形状上做些修改。赵冬日的回答却给了张鎛当头一棒——“圆形是周总理亲自定下来的，轻易不好变动。”的确，在大会堂设计的前几轮，“总理要求做成圆形”是建筑师们中间流行的说法，也不光是市规划局，几乎所有方案都把大礼堂设计成了圆形。赵冬日给张鎛出了个主意：一层观众席压缩每座平方米的硬指标，再把其余的6000多个座位安排在三层挑台上。
凭着多年的经验，不用画图，张鎛也知道赵冬日的建议不可行：大礼堂是圆形，挑台自然是月牙形，这种形状越往后座位越难排列，挑台的层数不能多，否则就太高太陡了。张鎛一直拖到10月31日，才把“三层挑台四层座位”的大礼堂平面施工图勉强做了出来，在这张图纸上，大礼堂第四层座位的俯角已经达到了“危险”的30度。
时间转眼就进入了1958年的11月，大会堂的施工速度十分惊人，马上就要推进到万人大礼堂的部分了——再不更改设计，观众席很可能成为大礼堂最大的一个安全隐患。张鎛心急如焚，却无计可施。
一天，在大会堂西南角施工的工人挖出了几块鹅卵石。最初谁也没在意，不料挖出的石头却越来越多——渐渐地，一条古老的河道竟显现在大家面前。有见多识广的工人说，这条河道在广场东边公安部大楼施工的时候也出现过，怕引起地面沉降，公安部还特别做了两层钢筋混凝土的地下室——这个方法在大会堂却行不通，由于面积太大，工期又太紧，大会堂根本没有地坪下的深地下室，只做了井字形的刚性基础钢筋混凝土墙来支撑整个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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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侯仁之先生考证，这条两度“神秘”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古老河道，就是辽、金时期的永定河故道。谁能想到将近1000年后，摇摆不定的“无定河”又给施工中的大会堂带来了一系列的“不确定”——由于一时找不出防沉降的有效方法，大会堂工程被迫暂停了。
施工的停滞倒为张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就在大家着手制定防沉降措施的这几天里，市建院院长沈勃陪同彭真从外地回到了北京。张鎛向自己的领导诉说苦恼时，身为国庆工程负责人之一的沈勃告诉他，所谓“圆形大礼堂”的指示，竟然是误传。
总理做指示的时候沈勃就在当场，其实，周恩来的原话是“后墙两侧用圆角向前围合”，并没有具体要求做成某种形状，“圆形”不过是以讹传讹罢了。至于张鎛硬着头皮做出来的方案，更被沈勃断然否决：“体育场把看台做成27度的俯角就已经很陡了，30度的角，肯定不行！”
沈勃随即叫上赵冬日和张鎛，重新商议大礼堂的观众席设计。最终，大家决定挑台控制在两层比较合适，不够的座位，则用取消一层部分过道的方法“找”回来。从最终的施工图上看，观众席的平面形状也发生了改变，成了接近扇形的样子。
此时，永定河故道上的防沉降措施已经做好，大会堂的施工摆脱“出师不利”的阴影，继续以惊人的高速推进了下去。
刚松了一口气的张鎛不会想到，此刻，一封来自他的恩师梁思成的“抗议信”，已经悄然摆在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
梁思成提出质疑：“把一个孩子按原比例放大，就是个大人了？”
大会堂的面积从7万平方米扩大到17万平方米，几乎是一夜之间的事。因为时间仓促，最终确定的17万平方米方案从来没有交给专家论证过，一时间，京沪两地建筑界的专家学者对此议论纷纷，书面意见雪片一般飞到了总理的面前，几乎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大会堂的这个“大”字。
为了向大家解释清楚，平息这场争论，1958年11月初，周恩来在御河桥交际处——也就是当年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的地点，召开了扩大的专家会议。
“放大一倍”和“中央大厅”本是周恩来选中规划局方案的两大关键，却成了会上专家们抨击的中心。梁思成首先拿起笔，在总理面前画了个大头小身子的小孩儿形象，“把一个孩子按比例放大一倍，他也不是个大人，大会堂就犯了‘小孩儿放大’的毛病。”梁思成说，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也用了“尺度放大”法，人一进去立刻觉得自己微不足道，仿佛到了“巨人国”。这样的方法用来表现神权无可非议，用在“人民性”第一的大会堂上就很不适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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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中央大厅，用北京工业设计院总建筑师王华彬教授的话说就是“大而无当”，“从大门走到大礼堂一共要经过五道门，有多少亮光都被挡在外面了，中央大厅竟然有180根柱子，既无用又挡光。光线不足就要依靠人工采光，又是一笔浪费”。
面对专家们连珠炮似的质疑，周恩来没有从正面回应。“圣彼得教堂是神权社会的产物，有意识使教徒进入之后感觉天主伟大、自身渺小。我们不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大会堂空间、体型、面积扩大一倍之后同样要注意由内而外体现‘平易近人’四字，不要故弄玄虚，让人成了物的奴隶”。
实际上，对于大会堂的“大”，张鎛从纯建筑学的角度做出过很有说服力的解释。他说，大会堂的庞大体型是由广场的超大面积决定的，因为从来没有在如此巨大的空间中安排建筑的先例，大会堂的“放大一倍”也只是种大胆的尝试。唯一能确定的是，在特大空间运用“正常尺度”的建筑物是有失败先例的——伪满洲国曾经在长春郊外建了自己的首脑机关，一个又深又宽的广场，却在两厢排列了一串普通大小的西洋古典柱式石建筑。不但衬得广场空旷荒芜，更显得房子“小鼻子小眼”十分寒酸。“其实每栋建筑单看都不错，放在广场上整体考量就显得很难看了”。
关于“大”的争论刚刚告一段落，梁思成又对大会堂的整体风格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批评。他说，建筑分为四种——中而新、中而古、西而新、西而古，对于中国的现代建筑来说，最不可取的就是“西而古”。可大会堂几乎是个文艺复兴建筑的“复刻版”，“不要以为在细部加上几个斗拱、琉璃、彩画，它的风格就成了中国的”。
这一次，周恩来的回答更为巧妙，他举的还是个建筑学的例子：“塔就是印度传来的，经过几千年本土化的发展，反而成了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建筑之一。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善于吸收他人经验，活学活用。在大会堂的建筑风格上，我们不能被狭隘的民族情结限制住，应该提倡‘中外古今，一切精华，含包并蓄，皆为我用’。”
紧接着，周恩来给在座的专家讲了个“画菩萨”的故事：早年间的菩萨是印度人的形象，还有两撇胡子，老百姓都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