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歪嘴的和尚会把经念歪。因此，三百六十行都应警惕庸医式的人物。
4．官兵一体，医患同心
将士一体，官兵团结，同心同德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要想做到将士一体，除了“铁的纪律”之外，最重要的则是将领应在士兵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威信。而威信的树立，关键在于将领的战绩与行为，凡深谋远虑、指挥得当、百战百胜的将领，必然有极高的威信；善于严格训练又能爱护士兵，并以身作则的将领，更能使他的军队团结一心，士兵乐意服从指挥甚至为之效命。
医患关系虽然与官兵关系不同，但是作为真正高明的医生，要想提高治疗效果，要想使医学知识得到传播和推广，同样必须具备关心爱护病人，严格要求病人，并且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品格。孙思邈在其所著《备急千金要方》的一开头便提出：医生必须爱护病人，急病人之所急，待患者如亲人。为人治病应该不避艰辛，不计报酬，全力以赴。他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嶮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视一切病人“皆如至亲”，不带一丝私欲杂念，不避艰险，不惜自家身命，一心救护病人，是对医生的基本要求之一，也是医生在技术上精益求精、不断提高疗效的前提条件。
除了关心、体贴病人之外，医生还应从治疗疾病的需要出发，给病人以一定的约束，如饮食忌口、劳逸的度与量、情志的喜怒等，均应提出明确而严格的要求，否则也不能收到满意的治疗效果，或者使已经取得的效果前功尽弃。《黄帝内经》即曾指出医生必须避免“五过”，其中第四种过错就是“医不能严，不能动神，外为柔弱，乱至失常，病不能移，则医事不行，此治之四过”。指出医生不敢于严格要求病人，表现出软弱无能，以致病人不遵医嘱，而导致气血紊乱，疾病不能痊愈。医生虽然不能像将军那样订立若干惩罚条款，但也必须有使病人“动神”的措施，以保证“医事”活动正常进行。
宣传、教育，指导民众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注意锻炼身体和精神修养，以预防疾病发生，同样是医生的一个重要职责。但是，医生不仅是一个教育者，而且更应该是民众的典范。医生只有自己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才能够使其教育活动具有说服力。否则，再高明的医学理论、正确的养生防病技术，也难免被视为空洞的说教而失去意义。《黄帝内经》记载推广养生保健知识时提到：“上古圣人之教也，下皆为之。”唐代初年医学家杨上善对这句话做了正确的解释，他说：“上古圣人使人行者，身先行之，为不言之教。不言之教胜有言之教，故下百姓仿行者众，故日下皆为之。”圣人，指道德高尚的人。下，指民众。身教胜于言教，圣人的行为是民众的楷模，所以百姓自然听从其言而仿效其所作所为。
在医疗工作中，经常遇到患者不遵“医嘱”而使疾病加重或复发的事。例如服中药时常有“忌口”的要求，也就是医生根据病情和所用药物的特点，对病人的饮食加以限制，否则会影响治疗效果。一位患“精神分裂症”的青年男子，服中药后痊愈，不仅能参加正常工作和学习，而且结婚得子。医生曾告诉该男子“病愈后也要忌酒”，但时过几年，却因耐不过亲朋劝让，多饮几杯别人的“喜酒”，次日疾病复发，重新住进医院。又经过较长时间治疗，虽病愈出院，却未能避免妻离子散的悲剧。又如一少年癫痫病患者，服中药大有好转，但因到亲戚家误犯“忌狗肉”的医嘱，以致食后一小时便癫痫大发作，使身体遭受不应有的损伤。
◎医患同心，其利断金
大多数人都认为，在整个医疗保健的过程中，医生是最重要的角色。其实，一台戏总有多个角色，生、旦、净、末、丑缺了一个都不行；各个角色默契配合，互相补台，这台戏才会精彩。反之，若是互相猜疑，攻讦不断，这台戏非砸不可，大家都只有喝西北风去。
那么病人是个什么角色呢？病人亦承担着配合医生治疗的义务。
医护人员是什么角色呢？医护人员协助病人积极治疗。
这样，以病人为一方，医方为一方的医患关系正式成立；这种关系又以病人的康复而解除。
从社会期望的“偏离”和“控制”的关系上讲，主导方是医生。但其实，医患双方是平等的，无所谓高低之分。但试想，离开了医患之间的信任，支持和配合，能把病治好吗？
医患同心，其利断金。治好病、保健康，是医患双方共同目标和心愿；医患是同一战壕的战友，而不是PK的对象。医患双方的共同敌人是病魔，只要双方和谐合作，互相信任，才能构建和谐社会，健康社会。
1．防于未乱，治于未病（1）
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的医学家就告诫人们，预防疾病如同预防战争一样，要居安思危。成书于西汉时期的《黄帝内经》明确写道：“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它生动地把战备国防与疾病预防联系起来加以论述，清楚地说明了防重于治的重要性和以预防为主的保健思想。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战争历史。成书于三千多年前的《易经》就曾写道：“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这是若干历史经验的总结。当时有一个“卫公好鹤”的故事，就是说的忘战亡国这件事。
卫懿公是卫国的国君，平时喜欢养鹤，让鹤享有官位爵禄，乘华车，吃玉食，对国防战备的事却不放在心上。不久，狄国进攻卫国，卫国官兵不愿为昏君卫公卖命，卫国便被灭亡了。
由于历史上这种例子屡见不鲜，所以孙子明确指出：“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告诫人们，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而要依靠自己做好充分准备；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发动攻击，而要依靠自己已具备强大实力，使敌人不敢发动进攻。
好鹤亡国与小病丧生虽不是同一范畴的问题，但其中的教训无疑是相通的。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轻到重的渐进过程。因此，高度重视预防，重视防微杜渐，重视消除病患于未萌或初萌阶段，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防病真如防敌。防敌要依靠实力强大，防病要依靠身心健康；防敌要居安思危，防病要惜身养生。慎终如始，坚持不懈。有一本叫《嵩山太无先生气经》的书，讲过一段话，至今读来仍觉得清新可喜，哲理隽永。该书从“惜未危之命，惧未祸之祸，治未病之病”的观点出发，极力倡导“爱精重气”，增强体质，预防疾病。
预防战争强调知彼知己，预防疾病也讲究预知致病原因。导致人体产生疾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中医认为主要有三大类：
一是外感六淫。自然界因气候变化而产生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气是万物及人类生长的条件，但是六气变化过于急骤突然，在人体正气不足、抵抗力下降时就会成为致病因素，侵入人体使之得病，这时的六气称为“六淫”。
二是内伤七情。通常人体的精神情绪可概括为七种状态，即喜、怒、忧、思、悲、恐、惊。一般的精神状态变化不会使人得病，而突然的、强烈的、长期的情绪刺激，超过了人体正常的承受能力，会使人体气机紊乱，脏腑的阴阳气血失调，从而导致疾病发生。
三是内外杂合。诸如饮食失调、*失节、劳逸失度、外伤失防等因素都能够影响人体的生理功能，使正气受伤，脏腑失调，以致引发疾病。
虽然致病因素有三大类，但从总体上说，疾病的预防不外乎两个方面：从自身方面预防；借助医疗手段预防。
（1）从自身方面预防
从自身方面预防又可以分为从体外预防和从体内预防。正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说：“虚邪贼风，避之有时，……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从体外预防：回避外界一切容易致病的邪气。
所谓“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是强调对外界一切容易致病的邪气，要注意适时回避，以防体外致病因素的侵袭。基本途径是，效法天地变化的规律，注意根据四季气候变化的特点，适时调养精气，防止“六淫”侵袭。人们常说的“秋冻春捂”、“冬要温床暖室，夏要净几明窗”、“凡人卧，春夏向东，秋冬向西”等民谚，都是防止外邪侵入的有效方法。
1．防于未乱，治于未病（2）
从体内预防：真气和顺，精神内守。
所谓“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要求保持体内的真气和顺，精神内守而不耗散，增强人体内在的防病机制。基本的途径是，思想上保持清静，无欲无求，饮食有一定节制，既不妄事操劳，又避免过多*，防止七情失调和外伤失防。古人实行的精神养生、房室养生、气功养生、运动养生都是切实可行的防病途径。
（2）借助医疗手段预防
内防也好，外防也罢，都是就人们自身如何防病而言的。有的时候，疾病如同狡猾的敌人，让人防不胜防。此时，我们就应该利用现代医疗手段预防疾病的发生或蔓延。
◎善用药物预防
很多疾病都可以提前用药物来预防，就拿天花来说。我国古代药物防病的方法林林总总，不可胜数，其中预防天花病的方法效果颇为明显，堪称中国人对人类预防保健的一项卓越贡献。早在公元8世纪时，就有医家采用天花病人的痂皮，以“吹鼻”或种“人痘”的方法，使人感染上轻度天花而获得免疫来预防天花，取得良好效果。自公元17世纪起，这种接种人痘的方法开始向国外传播。公元1796年英国一位名叫琴那的医学家受接种人痘的启发，创造了接种牛痘的方法，并迅速得到推广。1979年10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肯尼亚内罗毕宣布全球消灭了天花病。这光辉的一页既应归功于英国的琴那，更应归功于中国人发明的人痘接种术。既然天花可以通过医疗手段预防，其他传染性疾病也可以采取相应的医疗措施来预防。近几十年来的事实证明，斑疹伤寒、回归热、黑热病、麻疹、百喉、脊髓灰质炎及血吸虫病等一度死亡率很高的传染病，通过药物预防也已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
◎善用中医预防保健方法
除了传染病，中医对危害人类生命和健康的癌症、心脑血管病、高血压病，也已研制出一系列中药和医疗器械，如新发明的磁疗中药鞋，对部分高血压患者，具有一定的降压和镇静的作用。在《黄帝内经》中曾提到“重履而步”，唐代初年医学家杨上善便认为“重履”即是将磁石置于鞋中，具有防治疾病的作用。
除此之外，中医药预防保健方法还有很多，而且多有简便易行的特点。如用艾灸足三里穴（膝下外侧三寸处）可以改善肠胃功能，增强体质，所谓“要想身体安，三里永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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