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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问医官岐伯：“我希望听你讲一下十二脏腑在人体内的相互作用，有无主从的区别？”
岐伯为了既清楚又形象地说明，决定以国家官制来比喻各个脏腑。他解释说：“在人体内，心的重要性就好比君主，人们的聪明智慧都是从心生出来的。肺好像是宰相，主一身之气，人体内外上下的活动，都需要它来调节。肝譬如将军，谋虑是从它那儿来的。胆是清虚的脏腑，具有决断的能力。膻中像个内臣，君主的喜乐，都由它透露。脾胃受纳水谷，好像仓库，五味化作人体的营养，是由它那儿产生的。大肠主管输送，食物的消化、吸收、排泄过程是在它那儿最后完成的。小肠的功能，是接受脾胃已消化的食物后，进一步起到分化作用。肾是精力的源泉，能产生出智慧和技巧来。三焦主疏通水液，周身行水的道路，是由它管理。膀胱是水液聚会的地方，经过气化作用，才能把尿排出体外。以上十二脏腑的作用，不能失去协调。当然，君是最主要的。它如果得力，下边就能相安。这是根本的道理。如果依据这个道理来养生，就能长寿，终身不致有严重的疾病。如果根据这个道理来治理天下，国家就会非常昌盛。反之，如果君主不得力，那么，十二官就成问题了。而各个脏腑的活动一旦失去联系，形体就会受到伤害。对于养生来说，这样是很不好的。对于治国来说，这样做，国家就会有败亡的危险，实在值得警惕呀！”
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医学家能对人体内部各个器官的机能作出这样具体的分析和描绘，今天读来令人慨叹不已。岐伯的解释清楚地说明，十二脏腑不仅各有其职，而且彼此相连，互相影响。倘若其中某一脏腑产生病变，则必然产生向其他脏腑辐射的趋势；相反，如果及时增强其他脏腑的抗病能力，也必然有利于遏制病邪的发展和蔓延。
由于人体组织器官具有这种特点，历代良医无不重视《黄帝内经》中“治未病”的观点。“治未病”包含两层意思，既指防治肌体未受病邪之前，又指在病邪侵入之后及时保护未受侵袭的脏腑，因此它是预防和治疗通用的原则。
托名扁鹊的《难经》从治疗学上阐发了这一原则，提出：“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者，何谓也？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当传之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则知肝当传于之于脾，故曰治未病焉。中工者，见病，不晓相传，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这是一个相当精辟的见解，鲜明地阐述了既病防变的观点。从他所举的这个治肝实脾的病例可以看出，医生高明不高明，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一个分水岭。高明者，便能在治疗病变脏腑的同时，及时采用具有健运滋补性质的药物增强相关脏腑的抗病能力，遏制病邪的进一步传递与变化。
清代医学家叶天士，根据温热病伤及胃阴之后，病势常进一步发展，往往耗及肾阴的特点，主张在甘寒养胃的方药中，加入一些咸寒滋肾的药物，并提出了“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的防治原则。
清代医学家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中提出：“横暴之疾而急保其未病，则所以守我之岩疆也。”“岩疆”者，即专指那些地势险要，地位重要之地。那么“守我岩疆”，就是要严密防守那些很可能遭受病敌侵袭的部位。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3．守我岩疆，先安未病（2）
徐大椿将这一法则引入治病领域，确实独具慧眼。其意在指导人们，对于传变性较强的疾病，要像军事上固守要塞以拦截来犯之敌那样，在积极治疗的同时，迅速保护与病变部位密切相关的脏腑，从而扶持正气，驱逐邪气。
◎在未病时防病的养生思想
《内经》以“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整体思想为指导，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科学的养生学体系，顺应自然界四时气候及地理环境的变化，主动地调养饮食与情志，全面地调摄形与神，防止“亚健康”状态的产生和发展。
中医养生学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与中医预防学有共同的理论基础，许多养生的方法也是中医预防的常用方法。“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病后防复”被称为“三级分层预防法”，此法将预防思想及养生思想贯穿于疾病的整个阶段。
首先我们应该顺应四时气候变化。风寒暑湿燥火是自然界六种不同的气候变化，同时又是导致多种外感病发生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顺应四时气候的变化，顺应自然，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性，取得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机体脏腑器官组织的统一，提高生存质量。故《千金方》指出：“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
再者，万一病了，就要预防病变，主要通过调节阴阳，采取措施防止病情在各器官之间传递，防止病情进一步发生变异的方法。疾病发生后，要及早诊治，防止表病传里，轻病转重。此正所谓“上工救其萌芽”。一般而言，疾病的发生发展有一定的规律。初期病在皮毛，渐次入肌肉、筋脉、骨髓。伤寒有六经辨证，从太阳传变至厥阴；温病则有卫气营血辨证，由卫分至血分而逐步深入。有些疾病，由于其邪势鸱张，内犯脏腑或经络。或遭遇创伤，均可致机体伤残，《素问？玉机真藏论》曰：“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揭示了防止疾病的传变在预防学上的重要意义。当病邪初犯，机体正气尚盛，此时治疗，不仅易于祛除病邪，而且也有利于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内经》养生思想就十分重视正气的盛衰与疾病发生与否的关系，指出“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脏腑阴阳气血协调，人体才会健康。正气不足，正不胜邪，则导致疾病的产生。而气血逆乱、阴阳偏颇及脏腑经络功能失调等皆为主要的病理环节。因此，强身健体、固守正气、调节阴阳平衡即是防止传变的主要途径。
最后，病好了之后要防止复发，要巩固治疗成果。这时依靠的是调理情志、脾胃。疾病经治疗后，病邪基本消除，正气尚未复原，处于初愈的康复阶段，此时应谨防疾病反复。对此，中医预防学提出了祛邪务尽、防劳复、防食复、防房复等有益措施。《素问？热论》说：“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此期调养情志、调理脾胃就显得尤其重要。
平缓情绪，调节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中医称为七情。七情六欲为正常的精神活动，但突然强烈或长期持久的情志刺激，则会超出人体的适应能力和耐受程度即成为致病因素。故应保持心情舒畅，精神愉快，让消极的心理因素，转变为积极的心理因素。
调理脾胃。“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素问？痹论》说：“饮食自倍，肠胃乃伤。”要求饮食定时，不可贪味多餐，食物冷热要适宜。做到“谨和五味”，不可偏食。《脏气法时论》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李东垣在《灵兰秘典论》中说：“善治斯病者，惟在调和脾胃……则慧然如无病矣。胃中元气得舒伸也。”可见脾胃调和，正气充旺则体质强健，抗邪抗病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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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兵家尚武德，修身重养性
中华民族从来就重视道德教化，积极的入世精神，优良的道德品格，几千年来如薪传火，连绵不绝，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毫无例外，道德素养在军事领域中，长期以来同样被置于首要地位，成为兵家思想的一种精神力量。《孙子兵法》关于将帅修养提出了“智信仁勇严”五条标准，又从反面提出了“将有五危”，即：“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虑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意思是说，将帅有五种致命的弱点：只知死拼可能被诱杀，贪生怕死可能被俘虏，急躁易怒可能中敌人轻侮的奸计，廉洁好名可能入敌人污辱的圈套，一味“爱民”可能导致烦扰而不得安宁。《孙膑兵法？将义》又进一步发挥说：“将者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力，无力则三军之利不得。故德者，兵之手也。”《吴子》则把将帅的“五德”概括为“理、备、果、戒、约”。总之，优良的品德是为将的首要标准。
养生必须修德养性，医学家们从对社会生活的考察中发现了修德养性对增进健康的重要作用。早在《黄帝内经》的首篇《上古天真论》中就指出了养性乃是养生长寿之道。
在中医看来，“性”是一个人品德的深层表现。只有修养心性才能驾驭情感，培养出一种心平气和、谦虚谨慎、顺其自然、清静寡欲的道德情操，这样就能增强人体对外界刺激的适应范围和强度，具有抵抗疾病的能力。相反，必然使人的精神气血衰败，容易产生各种严重的疾病。
正如《黄帝内经？素问？汤液醪醴论》所说：“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气弛坏，荣涩卫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若酒色财气追求无度，患得患失终日不宁，必将损害健康，既病之后若仍不知节制，其病将难痊愈。
唐朝医学家孙思邈《千金要方？养性论》指出：“夫养性者，所以习以成性，性自为善，”“性既自善，内外百病皆不恶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生之大经也。”
要做到既不招灾又不惹祸，关键是要做到与世无争，豁达大度。反对争名夺利，蝇营狗盗，所谓“名利杀人，甚于戈矛”（《无字真经养真篇》）。
对于世事，明朝王象晋说得好：“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见识。”（《清寤斋心编》）王象晋这四“看”，核心是只有看破名利。同为明朝人的胡文焕，他有几句诗真可谓金石之言：“何必炼丹学驻颜，闹非朝市静非山。时人欲觅长生药，对境无心是大还。”（《类修要诀》）所谓“大还”，乃是气功修炼术语，指达到一种恬淡虚无，返璞归真的境界。
吕岩《吕帝文集》记述了一个神仙吕洞宾的“三剑”故事，可以作为此种修养心性的注脚。这个故事说，吕洞宾听了人们误传他用飞剑杀人的传闻后，笑道：“慈悲者，佛也。仙犹佛耳，安有取人命乎？吾固有剑，盖异于彼：一断贪嗔，二断爱欲，三断烦恼。此其三剑耳。”
在这里，吕洞宾告诉人们，佛也好，仙也好，都是慈悲为怀，哪会去杀人呢？他说他确实有三把剑，但同人们传说的不同，一把用来斩断贪婪之心，一把用来斩断爱欲之心，一把用来斩断烦恼之心。当然，无论军事学还是中医学，其所强调的养性都不是单纯的“恬淡虚无”而心无所想和无所事事，而是要求首先做到“形劳而不倦”（《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即劳逸适度，亦弛亦张；其次是要求精神专一、正直，排除各种杂念的干扰。这样，即使工作、学习比较紧张，仍然可以使身体的各种生理功能保持正常，而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正如《黄帝内经？灵柩？本藏》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