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演出，团长让我出个传统的段子，我就报了《卖布头》。第二天，星期六，侯先生看了报纸上的演出广告，问我说：
“你这《卖布头》跟谁学的？”
我说：“跟您学的，您的录音。”
“听听我的录音你就敢上啊，你的胆子怎么这么大呀！这报纸已经登出来了，这怎么弄？明天早上上我家去！”
星期天晚上就要演出了，早上我去找侯先生。
侯先生让我“说说”。
我说完了之后。侯先生满脸愁云地说：“你说我怎么说你？我给你现下挂吧（下挂就是一点一点细说），这样也不行，这样你晚上演出不就更紧张了吗？算了，你就先这么演吧，以后别这么大胆子了！”给我下了一句结论：“你不会走，先学跑，早晚栽跟头”。这天晚上演出他来的很早，站在边幕上听，侥幸的是那天我没出错，效果极好，特别是对我加进去的包袱和情节给与了肯定。
还有他的《戏剧杂谈》是侯先生段子中经典之经典，不论风格、趣味、效果都是代表作品。我特别喜欢，对我来说能演好这个段子，标志着我更上一层楼。我的这个顾虑有一天终于向侯先生吐露了，他的回答是：先把京剧的基本功练会。为此，我每星期到北京戏校找京剧老师学动作，半年后我又提出了排《戏剧杂谈》的申请，侯先生当时只是应付地说，哪天我把本子给你找来。第二天我就把自己平时默写的册子送给他瞧。他看过后发现连每个标点都没错，他惊讶地问，这本子哪来的？我说，我是听您演出时记录下来的。侯先生看出了我的愿望和决心，同意了我的请求，同意我抽时间与郭启儒、郭全宝二老排练。尽管如此，那还是侯先生的看家节目，正式演出还是不允许我说这个段子。
老师侯宝林（2）
侯先生虽然对徒弟要求很严，但也鼓励我们超过他，从我一进团，他就鼓励我业余时间写相声，不能一招一式全照他们学，要青出于蓝胜于蓝。他更支持我们创新，对社会生活更加敏感。老师鼓励我们把见到想到的事物马上写出来。那时都是我们写成坯子，念给侯先生听，他告诉我们这儿怎么改，那儿怎么抖包袱，改完就排练，然后就上电台录音，及时得很。
侯先生不光教我们学艺，还教我们艺德和人品。艺德讲的是要给别人留饭，旧社会的艺人门户之见比较厉害，前面的演员把后面演员节目的笑料给刨了，让你后面没法说。建国后，侯先生在徒弟当中强调要特别讲究艺德，不能光顾自己。关于做人，侯先生有一句名言：“相声演员绝不是生活中的小丑。”他在自己创作的段子里刻画了很多反面人物的形象，如《夜行记》中的小市民，《离婚前奏曲》中玩世不恭的主人公，《戏剧杂谈》中的戏剧博士，《三棒鼓》中的江湖艺人等，都十分可笑和逼真，但这绝不是侯先生生活中的形象。
侯先生非常端庄、严肃。他把相声分为四大块：卖、帅、怪、坏，他把自己归在“帅”这一类。上台对观众要非常热情，有礼貌，使观众看你一眼就有服气的感觉。而小丑则会令人厌烦。侯先生告诫我们：做人不能做生活中的小丑，稀稀拉拉的东西全不能带到台上去。实际上，他就是这样做的，他对于那种台上台下形象不分的相声演员是十分厌恶的。
还有一次，侯先生训斥我的师兄杨子阳，他是西南铁路文工团派到说唱团学习的，与我作临时搭档，我们排练侯先生拿手段子《空城计》，还有新创作的《跟谁结婚》。
老师把我们叫去看看情况。杨子阳那年29岁，学习很刻苦，但灵性不够。
我们刚说了几句，侯先生就喊“停！”对杨子阳说：“你什么时候回去呀？”
“团长说有急事会给我写信，现在让我继续学习。”
“你给你们团长写封信，就说是我说的，你别吃这碗饭了，你吃不饱！连话都不会说！”
我们回到屋里，杨子阳“哇哇”大哭。我只好劝他，“老师这是严格要求……”
虽然当时团里规定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四位都是我的老师，每位老师都给过我指导，但是，我受侯先生的影响是最大的。
1957年，巡回演出中的一天，侯宝林先生突然对我说：“你这个马树槐呀，绕嘴，作为一个相声演员，不仅在台上表演要响，名字叫起来也要响，这样人家容易记住你，你改个名吧，换个艺名。”
我当时想，名字也得有时代色彩呀。叫什么好呢？我想了好几天。当时北京的电影院里正在放映匈牙利影片《牧鹅少年马季》！这是部喜剧片，风靡全国。主人公牧鹅少年“马季”，机智勇敢，非常招人喜欢。于是我决定：借人家点儿仙气儿，就用“马季”当作我的“艺名”。把这个想法跟侯先生一说，侯先生一听说：“好，这个行。”他欣然同意了。就这样，在我艺术生涯的前期，“马季”就成了我的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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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学《卖布头》
六十年代初期，在相声界，对我的作品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些报纸杂志还组织专题辩论。北京市文化局曾召开过一次相声的讨论会。有人说，马季的出现，马季作品的出现，使相声界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虽然现在确立马派为时尚早，但看到了相声的希望，看到了相声新的气象；有人则认为，马季的新相声离经叛道。
那时候，北京相声界高手如林。高德明、高德亮、王世臣、赵玉贵、王长友、谭伯如、罗荣寿、李桂山、佟大方等，演出相当活跃。为了开拓眼界，更多地吸收营养，只要有机会，我就跑去观摩。
久而久之，我对这些艺人的不同风格特点，基本上了如指掌。比如王长友嗓子不太好，但功底深，“柳话”好，还喜欢在段子里穿插新词、新曲，使人耳目一新。他最拿手的段子是《哭的艺术》。我学会了，曾和赵世忠搭档演出，效果挺好。王长友对我也特别关心，我后来创作《画像》，“底”的修改他出了不少好点子。还有王世臣，那时候我觉得他几乎能和侯先生媲美。他的拿手段子是《闹公堂》，属于杂学唱的段子，一会儿学唱京剧、评剧，一会儿又摹拟要饭的、卖药糖的，角色转化特快。我学下来，也在外地演出过。不演不知道，自己上台一试，才觉得人家本事可真大，不得不佩服。
“学然后知不足”，高德明擅长传统相声，他演的《醋点灯》，构思巧妙、情节连贯。我虽然学会了，可是段子太长，加上火候不够，演起来非常吃力。由此，也愈加激发我刻苦学习的精神。
我又把眼光投向了天津。天津号称“曲艺之乡”。当时，除天津电台曲艺团外，还拥有和平区、红桥区曲艺队。马三立、王凤山、郭荣起、朱相臣、苏文茂、赵佩茹、刘文享、魏文华、常宝霆、白全福、阎笑儒、班德贵等相声名家都活跃在舞台上。
下面是闫笑儒先生给我传艺的一件趣事。
闫先生是马三立老先生的徒弟，相声界都称他“闫麻子”。他的《卖布头》，在老辈艺人中公认第一。我专程慕名而去。那天，我买了张票，准备“偷学”。谁知，进场后，就被他发现了。“爷们，来，上后台去！”他笑着向我招手。我有些尴尬，只好随他上了后台。
他问：“干嘛来的？”
我说：“听相声。”
“想听嘛（什么）？”
“人家都说您《卖布头》第一……”我实心实意地说。
“别听那个话，演的次数多一点，”他打断我的话，接着说，“今日想听？”
“想听！”
“行，今天我给你破格，一会我就开这个话！”
我非常高兴地回到坐位上。待到闫先生上场，一段《卖布头》他竟然说了四十多分钟。平时垫话只说一段就可以，这次他把几种不同的垫话全都使了出来，精彩极了。我又兴奋又感动。
“行吗，爷们？”演完，他把我叫到后台，还客气地问呢。
“行，行！侯先生都说您唱得最好！”我连忙说。
闫笑儒先生已经作古。厚道、无私，多么令人可爱又可敬的一位老前辈啊！他留给我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眼前。以后的几十年中，当我也为人之师时，之所以对徒弟们传艺不存私心，倾囊相授，这是与闫先生及像闫先生一样具有高尚艺德的前辈们的熏陶、感染分不开的。为人师表要德艺双馨才行。
在工作和事业上，向来自以为孜孜以求，奋发向上。我敢这样说，在我一生中，从未有过志得意满、沾沾自喜的时候。
古怪性格的领导陶钝（1）
1958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发布了炮击金门的命令，福建前线战事紧张。中央派出以文艺界人士为主的慰问团赴福建前线慰问，田汉先生任团长，梅兰芳、马铁丁、田间任副团长，成员有电影演员陈哲、秦怡，舞蹈家戴爱莲，歌唱家马玉涛，音乐家马思聪、瞿郗贤，漫画家米谷，京剧名角李和增等，曲艺界由陶钝任组长，同去的曲艺演员有李润杰、赵世忠和我。在慰问演出中我接触了许多日夜战斗在东海前线的英雄战士和民兵英雄，深受感动。有一次我分到梅先生所在的小组，刚下车就遇到敌情，炮弹轰轰地向我们打来，大家都非常紧张，迎接我们的军官和战士们更紧张，生怕我们出事。几位解放军迅速把梅先生拉到墙边，用身体围成一圈保护梅先生。我和赵世忠也赶快跑过去，一看几位全是校级军官，我非常敬佩他们。
我还遇到了一些活跃在前线、协助解放军守卫海防的勇敢伶俐的少年，他们都是何缰行男⊙У难〉氖辏蟮牟还奈逅辏浅闪⒘恕坝⑿坌“寺妨保槭舻钡孛癖斓迹５角跋呶绞糠瘢匆路⒉僚诘⑸湛裁炊几伞Ｆ渲杏幸桓錾倌晷“寺罚呛浪赂业男愿袷刮乙患拖不渡狭怂Ｓ幸淮卧谇跋哒蟮丶搅怂诼÷〉呐谏校业男钠送ā⑵送ㄖ碧飧錾倌昃挂坏愣疾缓ε隆４铀砩希椅×瞬簧倭α浚脖欧⒘舜醋鞯牧楦小Ｒ惶欤兔癖叮晁堑氖录＝樯芎螅一氐阶さ兀庑┖⒆用堑男蜗罄显谖夷宰永镒啤Ｎ胰檬乐蚁人约喝セ嵋槭亿に伎嘞肓艘灰梗焯炝潦蔽倚闯隽恕队⑿坌“寺贰烦醺濉Ｎ一氐剿奚岚咽乐医行眩罡衔〔淮恚ㄒ槲腋斩劾舷壬纯础Ｎ颐院厮艘换岫榔鹄戳骋裁幌矗腿嘧叛劬θフ姨绽舷壬Ｋ宜坌殊欤绶挂裁怀裕涣车牟桓咝恕Ｋ迅遄涌戳艘槐椋砬槊挥腥魏胃谋洌盟桥ㄖ氐慕憾谝羲担骸敖裢硌莩鍪允裕 蔽乙惶闪耍伊垢闲吹母遄樱旨ＤＤ：约憾既喜磺澹趺囱荩课伊ο蛩馐停静惶谄浅Ｉ玻骸叭媚阊菽憔脱荨！�
我一向知道老先生脾气倔，没想到这回让我碰上了。我很焦急，只好去找世忠商量。碰巧遇到梅先生，梅先生是副团长，我就向他反映了我的困难，梅先生非常理解，立即同意我们演原来的节目，并答应去做陶老先生的工作。我如释重负。谁知吃过晚饭，离演出不到两小时了，陶老先生来了，阴沉着脸，就跟我说了一句：“今晚还是演‘那个’”，说完就走了。我哭笑不得，这老头连梅先生说情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