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熟知的一次开天窗事件，跟共产党人有关，那是抗战期间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因为皖南事变被迫开的天窗，不过天窗上并非一个字没有，那上面有周恩来手书的一首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的确，由于国民党时期才有新闻检查这回事，所以，报纸通不过检查，才可能开天窗。办报纸，是需要成本的，版面，尤其是有影响的大报，版面就是钱，开天窗空着，意味着钱就没了，如果不是故意表示抗议，断然不会这么干。在国民党当家之前，北洋的武人们，对于报纸大抵管不了，实在被骂得受不了了，就派警察把报馆封了。人家换个地方接着开，骂得更凶，武夫们一点招儿都没有。最蛮横的，像张作霖、张宗昌这样的胡子，就抓记者杀头，好像也不怎样顶事。记者躲到你管不到的地方，大不了进租界，骂街依旧。这是晚清以来的传统，报界有个说法，报馆跟监狱是隔壁。当年沈荩被杖毙，章太炎和邹容进了监狱，清政府声誉大坏，然后清政府改革，制订了报律，但对于报人就也就基本没辙了，不止对躲进租界的报人没辙，对租界外的报人也没辙，顶多封人报纸，人家换个名字，换个地方再开，政府只好一任报人一天天嚣张。
国民党刚上台的时候，报人还是习惯硬顶。蒋介石说，他有一百万军队，《申报》老板史量才说，他有不止一百万的读者。后来，史老板莫名其妙地在沪杭路上遭遇了枪子，被打成了筛子。此后的报人乖了，新闻检查官也上任了，无论书报，检查不通过，就不准出。报人偶尔有点脾气，就开天窗。当年的《大公报》、《文汇报》都开过天窗，共产党人办的《新华日报》，也开过天窗。
不过，开天窗这种事，细究起来，在中国，其实是国民党人开的头。晚清那阵儿，国民党人曾经有过很多别的名字，但人们都叫他们为革命党。当年的革命党人，自打办《苏报》的章太炎和邹容起，就是办报的好手。南方的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詹大悲，还有成了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北方的于右任、景梅九，都是行家里手。随着清政府对报业的管制越来越松，他们办的报纸越来越多，一直把报纸办到了天子脚下。北京城里，一度很有名的《国风日报》，就是革命党人办的。
那个时候办报纸的人，都是从写稿、采新闻、编辑，到印刷、发行一把抓。革命党人尤其穷，雇不起人。就那么几个人，所有的事都包办了。实在采不到新闻，就自己编“独家电讯”，再不就连夜通宵赶一篇稿子填上。最极端的如陈独秀当年…也是革命党＇，办《安徽俗话报》，一个人包揽从写到发行几乎所有事情，忙到虱子多到从脑袋上往下掉。《国风日报》在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份报纸，经常穷得揭不开锅，需要敲朋友的竹杠，才能办下去，可是办着办着，也许是由于原先在日本学军事的革命党人，如吴禄贞、蓝天蔚、阎锡山等人，都在新军里做了高官，革命党人可以去打秋风，也许是报纸的销路有了改进，进账多了。反正办报的人，有钱了，写稿子也好，开编辑会议也好，都进了八大胡同，可以叫局，让美人陪着，一边高谈阔论，一边莺莺燕燕。那个时候，一些革命党人没有禁欲的意思，在日本的时候，就经常在妓寮里。有醇酒妇人，一些人革命才更有劲。在上海办报的部分革命党人，只要口袋里有钱，个个都有相好的校书、长三、幺二…妓女等级＇，在北京，则换成了苏妓…当年北京最好的妓女是苏州来＇。写稿也好，编辑也罢，泡在“苏乡”里不肯出来。
辛亥年广州起义失败，革命党人都觉得很灰，几个月报纸都没有生气，可是冷不丁武昌起义爆发，大家一下子跟打了吗啡似的，陡然兴奋起来。《国风日报》马上把这消息用二号字排出来，用号外推出。逼得大清国北京的警察，不得不出来干涉，不准报纸刊登跟武昌有关的消息。第二天，《国风日报》开了头版一整版的天窗，只印了一行字：“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这一下，京城更乱，人心惶惶。都以为肯定革命党人大胜，清军完了，否则怎么可能空了一整版？警察没办法，只好央求报馆，该登什么登什么吧，只要不是明显的谣言就行。于是办报的革命党人左一封前线快电，右一个武昌消息，字里行间，总是在张扬革命党的胜利，京城依旧人心惶惶。
笔杆子和枪杆子 第29节：有枪没子弹的新军（1）
《国风日报》的天窗开得太大，开得好玩，北京有份画报，为此特意画了张漫画，上面四人搓麻，一个人打出一张白板，明晃晃的，下面一行字：你怎么打出一张白板呢？天窗，开成了白板。不过，谁也没有想到，过了十几二十年，当年的白板，居然轮到人家给国民党人出了。
有枪没子弹的新军
由于南方的新军，投军者文化素质较高，的确有革命党人渗入，但是，仅仅因为这一点，就整体上对新军不信任，实在不该。
各省编练新军，是晚清新政军事改革的一部分。但是，各省的新军刚编练出个模样，朝廷就发现新军中有革命党渗入。但是，各地大员防范的方法之一，就是限制新军的子弹，让新军有枪没子弹。更过分的，连枪栓都给卸了去，实行枪、栓、弹三分离。新军的炮队，也把炮栓卸掉。这样的军队，如果真的有什么突发事件，根本就没有任何用处，手里的家伙，就是烧火棍。但是，为了安全，各地清朝大员们的逻辑是，宁可让军队没用，也不能让它有害。千万不能出事，出了事，首先自己的乌纱帽不保。
所以，后来的新军起义，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奔军械库去，但打开军械库的子弹，则是自己设法弄来的。比如辛亥武昌起义，放第一枪的工程营士兵，子弹是从外面弄来的。而云南起义的新军，子弹是平时打靶的时候藏起来的。显然，这种方式，并未有效地阻止新军造反，还刺激了新军的反心。说起来，革命党人较早一点的新军起义，较大规模的两次，都跟新军的这种弹药管理方式有关。一次是1908年的安庆起义，一次是1909年的广州起义。
1908年时，安徽新军仅有一协…旅＇。是年秋天，该协一部在协统带领下，跟着安徽巡抚朱家宝，去参加太湖秋操，省内空虚。革命党人熊成基当时在新军做炮兵队官…连长＇，虽然仅仅是个连长，但安徽革命党的组织岳王会在新军里很有根基，倾向革命的人相当多。秋操的时候，正好赶上西太后和光绪在一天之隔死去，举国震动。熊成基后来说，当时他的打算就是，趁人心不稳、省内空虚之际发动起义。太湖秋操的兵虽然多，但都是空枪，闻警现配备武器也需要时间，趁这个空挡，安庆就拿下了。城里武器很多，拿下安庆可以扩军，大事可成。于是，熊成基断然发动起义，炮营和骑兵营几乎全数响应，两个管带…营长＇不肯从命，一死一伤。其他部队的人也多有加入的，起义军总计千余人，差不多有半个旅。先在内应配合下占了城外的军火库，获得了弹药。然后，全军直扑安庆城。
可是，巡抚朱家宝这个时候，已经被两江总督端方遣回安庆，城里不再是群龙无首，原来准备内应的人，不敢动了。安庆城自古易守难攻，当年湘军攻安庆，先后打了十几年。起义军区区千把人，没有内应，无论如何攻不下来。起义军虽有大炮，但威力不够，轰不开城墙。久攻不下，清军援军四集，海军也来了，隶属湖北新军的楚材号兵舰，开炮击中义军的炮兵阵地。起义军大炮被毁，内外受敌，只好撤退。起义造反，原本就是一鼓作气的事，胜则人越聚越多，一拖久了，迟迟不能取胜，人心就散了，一路撤退，最后只剩下几十人，熊成基遣散了余部，自己逃走。后来，在哈尔滨被人告密，被捕就义。
笔杆子和枪杆子 第30节：有枪没子弹的新军（2）
如果说安庆起义是利用了新军没子弹，那广州新军的起义，失败就失败在子弹的缺乏。广州新军起义，起因是一次警察和新军的殴斗。军警不和，是老问题了。这种事情，在任何国家，任何时间段上，都有可能发生。但是，殴斗发生后，清政府的广州当局，却处置不当，使得殴斗变成群殴，群殴变成起义——被一个革命党人，即来自安徽的倪映典给用着了。倪映典在安徽的时候，做过新军营长，革命迹象暴露，被革斥，化名来到广州，又混成了排长。但是这个排长，却在群情激愤之际，带领新军起义了，广州新军三个标…团＇的士兵，跟着倪映典走的大概有千把人。但是，由于事先没有抢下军火库，只得到了每营留给长官的少量子弹，共计七千余发，每人不到七粒。这点子弹，如果放在后来的抗日军身上，也许够打一仗的了，但是，对于习惯乱放枪的新军士兵而言，实在是太少了。缺乏弹药，而且没有大炮…炮栓已经事先被取下＇起义军，却敢进攻广州，在牛王庙跟事先埋伏好的巡防营两千余人相遇。不多时，义军子弹告罄，对方居然还有大炮，在枪炮轰击下，义军死伤惨重，倪映典也牺牲。起义就这样失败。
清朝实行军事改革，编练新军，当然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至于保大清还是保中国，还不好说，但多半可能是两者都保。由于南方的新军，投军者文化素质较高，的确有革命党人渗入，但是，仅仅因为这一点，就整体上对新军不信任，实在不该。即使在当时，也不是所有大部分有文化的新军官兵都倾向革命。武汉新军里各种社团，数以十计，具有革命性的就那么几个。也就是说，革命党在新军里还没有成气候。但是，清朝地方政府却在这个时候，甚至这些新军还参与了镇压革命党和会党组织的萍浏醴起义之后，依然用不给子弹甚至卸下枪栓等侮辱性的方式，对新军加以防范，显然很荒唐。这是明显的歧视，歧视刺激出反心。巡防营原本是将要淘汰的旧军，向为新军所看不起。但是，各地大员对旧军往往格外优待，对新军却大不放心，甚至不惜依靠旧军打压新军…比如在广州＇。结果，歧视在新旧对比中加剧了。事实上，这种做法，只是将更多的新军官兵，推到了革命阵营。安庆和广州起义，两个下级军官，就可以掀起大浪，策动当地驻军大部起义，可见歧视政策的不当。可是，自从两次新军起义之后，清朝各地大员对新军更加不信任，防范更严。连训练演习，都限制子弹的使用。本来就是喝盐水导致口渴，为了解渴却加倍地喝。最后，我们发现，最终还是有枪没子弹的新军，推翻了清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