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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 胡吗个：每部电影都有一部传奇（3）
胡吗个：你说你是超级影迷，也是电影专家，好像有时候你还是电影批评的角色？
崔永元：电影批评或者电影批判，但这一两年，我越来越慎重。
胡吗个：为什么？
崔永元：我觉得在长征路上（注：2006年，小崔带领一百二十多号人，包括二十六名队员和近一百名工作人员重走长征路去了，他们于5月1日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出发，途经九省，历时九个月，在2007年1月5日抵达甘肃会宁，这一次大型纪念活动以电视纪录片的形式，每周一次呈现给观众），我在拚命地想这件事，有很多事情给我们启发，我们先不说长征，只说长征中放电影，我们放了很多有意思的电影，比如说有一类电影在我们心目中认为是不怎么样的电影，但是其实很受长征沿线老百姓的欢迎，有一类被我们认为无论是艺术价值还是商业价值都非常高的电影，老百姓根本就不买账，你怎么来看这件事呢？你说是老百姓层次低，我觉得只能说不同的人群接受不同的文化产品，对吧，就像我们到饭馆吃饭，你肯定不能说啃玉米的人比吃鱼翅的人素质低，没道理！不是因为饭菜多值钱，就能看出吃者的品位，我觉得可能那样的电影更适合那个地方的观念。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觉得我一贯的对电影的评价体系有点动摇了，我想可能我们过去对电影的判断一个是有个人主观的色彩，一个是来自媒体造成的氛围，比如大家公认它好，那么这个公认是怎么公认的呢？是你所能听到和见到的电影理论家、电影批评家、媒体从业人员、网络平面媒体以及一些电视广播媒体的力量，加上它在城市里的票房种种原因，形成了对一个电影的评价，它有多公道？没有多公道！我相信像《偷自行车的人》，像黑泽明、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不一定多火，在它刚出现的时候可能也是受到过冷遇，那么从这个角度我就想，无论是张艺谋还是陈凯歌，从我的评价体系里来看，我觉得他们现在拍的大片远不如他们的小片，比如说《十面埋伏》远不如《秋菊打官司》，《无极》远不如《霸王别姬》，这一点我坚定不移，但是我认为他们在做一件什么事呢，他们在做一件让中国电影进入工业化生产、进入工业化流程、完全进入市场化的尝试，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后来的电影是从零开始的，也许你原有的口碑、原有的影响力对这个市场就会构不成太大的影响。同时存在的情况是，即便是我们认知当中的好电影，也不一定能进院线。
胡吗个：从这个角度说，《无极》和《十面埋伏》它们对于中国电影工业化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崔永元：当然了，也许非常了不起。
胡吗个：你是以前就这么宽容，还是后来才这样？
崔永元：我觉得是我在长征的时候，有大量的空余时间，因为是在走路嘛，扛着自己的脑袋走路，那时候我在不停地想，我忽然想明白了这件事。
中国电影如何面对好莱坞
胡吗个：刚才说到我们认知的好电影进不了院线，那这些电影怎么存活？
崔永元：它没法存活。
胡吗个：那未来这种片子就消亡了？就没有了？
崔永元：对，现在看来是这样，为什么？它是因为电影市场畸形造成的，似乎跟制造者和消费者都没有关系。
胡吗个：你是说在中国消亡了还是全世界范围内都会这样？
崔永元：全世界范围内不会这样，比如在美国，它的电影的市场化机制是健全的，现在全世界想走市场化电影的、想走工业化电影的都在研究好莱坞的方式，它的市场是健全的，我们不健全，我们在1949年以后就没有过工业化的电影，什么叫工业化电影，就是市场上的产品，就这么简单。
胡吗个：那你说怎么办，比如说像我这一批人，算电影爱好者吧，我们更喜欢看的一些片子可能不太符合大众口味，在中国以后就没这块了？
崔永元：话题到这儿我觉得就有意思了，这就是我不断在深入思考的事，这个事我觉得要从两个层面上来看，第一个层面，我们要想工业化或者商业化，一定要健全的商业运行体制，这跟你卖东西是一模一样的，要有执照，要有质量监督，还要有售后服务，要一条龙，要配套。而我们目前的电影体制从剧本审查，到拍摄流程，到完成片的审查，到进入市场以后和发行商、发行环节的谈判或者共同经营，是不是符合商业规律，这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只说一点，比如剧本审查签字制度是不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如果我通过了你的剧本，而你拍出来的跟剧本不大一样，那我就有权力不让你上映，这个就不是艺术生产的管理模式。你写歌肯定有这样的感觉，会有灵感凸现的时候，对吧，我在拍摄现场也会有突如其来的变化，这种变化有时候不是细枝末节，是大的命运、大的结局的变化，对吧，而你一个艺术产品的验收者不接受这个，就让艺术的康庄大道变得蜿蜒细长，就是说我们目前的审查制度不是为电影商业化、为电影工业化设计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崔永元 胡吗个：每部电影都有一部传奇（4）
第二，现在的情况是，拍什么样的电影不是电影人说了算，而是院线说了算。院线是不讲艺术气质的，换句话说，院线不为中国电影多样化负责。院线是什么？院线就是个卖商品的地方，电影不好卖就卖别的。你别笑，你忘了咱们的体育馆和博物馆疯狂卖家具的年代了。为了讨院线老板的欢喜，拍电影的偷偷拍了一部艺术片也得高喊是商业片。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很简单，让院线和拍电影的是一个经营者，这又是体制问题。
第三，就是电影从业者对社会有没有责任和良心，这个东西也特别简单，比如你胡吗个是一个卖音乐碟片的，对你道德和责任良心的考验就是你是卖正版还是卖盗版？你是原创还是抄袭别人？那么在原创和抄袭、正版和盗版之间，它最重要的话题是什么呢，是迎合市场、迎合消费者，盗版就是应和消费者，又便宜又能看到好东西，抄袭也是，那个东西你熟悉，再给你来一遍，对不对？就是这样，我觉得这是对艺术家的考验，对电影人而言，这个要求很高，既要求他是一个艺术家，还要求他会经营，同时要求他有良心有道德有责任感，这是一个高不可攀的要求，那么他们可以把这些东西统统地扔掉，他可以说我不负担这些，太累，我就是拍电影挣钱，拍电影活命，他愿意扔掉你就没有办法。现在的这个势头是他们没有扔掉，所以大家对他们要求都很高，好像他们肩头承担中国电影市场化进程的重担。当良心道德责任都存在的时候，电影的多样化，丰富性，文化含量，就有可能得到保证，而只迎合市场的前提下，就无法保证。比如说《千里走单骑》也许有一些口碑，但它市场上完全不如同时期的《十面埋伏》，这时候就给你出一道难题，你是要这个，还是要那个，要这个可能就得维系中国的艺术电影，维系中国电影的文化、格调和品位，要那个可能就是票房，就是挣钱，对他们来说太难了，在中国做一个电影艺术家太难了，但是这几个字从来就是难的，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度，做电影艺术家从来都难，做电影人很容易。
胡吗个：刚才你说三个层面上，第一个你说的制度，在中国的现阶段有办法解决吗？
崔永元：咱们谈下一个问题吧。
胡吗个：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崔永元：我在长春的时候了解到，吉林省在1985年左右，每年的票房是五千万人民币，那个时候的电影票是几毛钱，五千万，你换算一下，加上通货膨胀的因素，也就是现在在吉林省一个地方就有五亿的票房，就是这个概念。再说说那个时候电影票房是怎么形成的，一个是文化生活单调，看电影是个很重要的事，第二是票价低，第三是有系统有组织的观看，比如工会组织观看，白送你电影票，这是你的福利，而当时的观众乐于享受这种福利，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原始股，这种福利显得很好。当然，这种很好不值得怀念，因为他不是市场经济。
胡吗个：那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层面就是科技的作用，现在家里的影碟机，互联网，让电影能走进千家万户？
崔永元：我从来不认为这些东西对电影有影响，这是两回事，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太少进电影院了，统计数字是每个人每五年进一次电影院，这是官方给的。所以，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看电影。
胡吗个：那你理解的“看电影”是什么？
崔永元：就是一大堆人，在一个大黑屋子里，四面全黑，盯着银幕，这才叫看电影。看电影它有个互相感染的状态，就是观影者观影期间产生的冲动，或者厌恶，然后互相带来的心理感应，这是很奇妙的。为什么电影和电视有那么大的差别，就在于这一点，因为电影是在黑暗中享受，而电视是在光明中享受，你在家里可以把灯开得通亮一样可以看电视，而这个电视的特点是形散神也散，你可以抽烟，可以喝茶、可以聊天、可以上厕所、可以打电话、可以发短信，你什么事都可以干，你一个电视还能看完。
而电影是要求你全神贯注，你想想，当一堆人在一个黑屋里全神贯注看电影的时候，他怎么会不挑剔呢，那么大的银幕藏不了拙，每一个细节都会让他玩味和挑剔，而电视就很难了，电视我穿帮那块你没看到，我人物性格不衔接你也没发现，所以电视的验收是非常宽泛的，所以电视的观众骂都骂不到点上，我们自己是做节目的，我们知道我们的软肋在哪儿，而观众根本看不准，他们骂街也是以泄私愤图报复为主；而电影观众、进电影院的观众，通常能骂到点上，原因就在于这儿，大银幕给了他细致观察的机会，一个人眼神不对都能看出来，两种东西验收方式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电影人难当，电视人容易做的原因。同样的电影导演拍的电视连续剧就被捧到天上去，一拍电影又原形毕露、又露马脚，也是这个原因。
崔永元 胡吗个：每部电影都有一部传奇（5）
胡吗个：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大多数电影爱好者不进电影院，是不是电影院不放映他们所认知的好电影？
崔永元：这种问题，特像鸡和蛋，到底是电影院不放还是你不看，比如我有一个例证，我是先看的DVD《放牛班的春天》，无比的喜欢，我觉得这个电影应该引进到中国来，肯定会轰动，后来就引进到了中国，只在影院放了一轮，没有什么人看，你说是这电影不好？我感情上不太能接受，起码中国的电影市场现在是不接受这样的电影，我举同样的例子，比如像什么《克莱默夫妇》、《美国美人》，包括《辛德勒名单》这样的电影到中国来，我相信它在票房上也会一塌糊涂，它肯定不如《蜘蛛侠II》更夺观众眼球，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到底是拍电影的人出了问题，还是看电影的人出了问题，我觉得是要打个问号，而无论谁出了问题都是事出有因。
胡吗个：在国外也是这个情况吗？
崔永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