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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真的有着同一位天父的话，那他也必定偏心，因为他只照看着他那白皮肤的儿子，我们却从来见不到他；他教给你们律法，对他红皮肤的儿子却无话要说，尽管他们曾经如繁星占满苍穹般遍布着整个大陆。不，我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种族，起源不同，命运也各异。我们之间几乎毫无共同点。
在我们看来，祖先的骨灰是神圣的，他们的安息之所也是圣地；而你们却似乎可以毫无哀痛感地远离祖先墓地。
你们的宗教，是你们的神恐怕你们遗忘，以铁指书写在石板之上的。红种人对此既不能领会也难以记住；我们的宗教传自我们的祖先——伟大的神灵于夜晚的神圣时刻，以梦的方式赐予我们族中长者，经过酋长们的洞察，铭刻在我们族人的心底。
你们的亡者一旦踏上墓地的大门，便不再爱护你们，也不再爱护曾经的故国家园。从此飘忽于群星之外，很快就被生者遗忘，也永不再回来。我们的逝者却永远不会遗忘这个曾赐予他生命的美丽世界。他们依然爱恋着青翠的峡谷，潺潺的河流，雄伟的大山，以及幽静的溪谷和碧绿的湖泊海湾；并且以最温柔体贴的情感牵挂着内心孤寂的生者，一次次地从他们极乐的狩猎之地回来，探望他们，指引他们，安抚他们。
白日与黑夜无法共存。白人所至之处，红人都会退避三舍，一如晨雾在太阳升起之前就早早消散一样。然而，你们这次的提议看上去很公道，我想我的族人会同意退居到你们所承诺的保留区去。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和睦地分居两处，因为白人大酋长的话对我的同胞们来说，就好像大自然从如磐的黑暗中发出来的声音。
至于我们度过余生的地点，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已经去日无多了。印第安人的夜晚只有一片漆黑，在他的地平线上不会再有希望的星星闪烁。忧伤的风在远处呜咽，残酷的命运尾随在红种人的身后，不论身在何方，都听得见无情的毁灭者靠近的脚步。他只能麻木地等待末日的到来，如同受伤的母鹿无奈地听着猎人靠近的声声脚步。
几经月圆月亏，几次寒来暑往，这个由伟大的神灵所护佑、曾经遍布广袤的大地、在自己堪比乐园的家园幸福生活的民族，将不会再有一名幸存的子孙，为一个曾经比你们更强大，更生机勃勃，如今却只剩下墓碑的部族哀哀哭泣。但我又何须为我族的夭亡而悲叹呢？一个部落没落，另一个部落兴起，一个民族灭亡，另一个民族崛起，如同潮起潮落；自然的法则如此，哀叹痛惜又有何益呢？你们没落的一天固然遥远，但终究还是会有那么一天的；就算白人能和上帝有如密友至交般亲密无间，也同样劫数难逃。我们终究是会成为同命相怜的兄弟的，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我们会仔细权衡你们的提议，一作出决议就会告诉你们。但是要接受的话，我们还得先提一个条件：你们不能剥夺我们随时回去探望祖先、朋友和儿子坟墓的权利，也不可干扰刁难；对我们的族人而言，那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神圣的。每一片山坡，每一处河谷，每一块平原，每一丛树林，都因我们族人早已远去的喜怒哀乐而变得圣洁无比；甚至那些静静躺在寂静的海边、被烈日暴晒的顽石，也因见证过族人们曾有的生气勃勃的生活而变得激动人心；甚至你们脚底的尘土也不会给予你们那种它曾给予我们的深情回应，因为它被我们祖先的鲜血所浸透，只有我们的赤足才更能感受到它那充满怜惜的触摸。
我们已逝的勇士，多情的母亲，欢欣的少女，甚至还有仅仅在这里生长嬉戏过一段短短的美好岁月的孩子们，都热恋着这一片黯淡荒寂的土地，并在夜幕降临之时，迎接那些蒙蒙的族人之魂飘然而归。
当最后一个红种人逝去，我们部落的回忆在白人心中已经成为神话之时，这里的海岸仍将聚集着我们族人无形的灵魂；当你们的后代以为他们是独自在田野、库房、商店、公路或者寂静的树林之中流连时，他们也绝非孤身一人。大地之上没有任何地方是真正孤寂的；夜深人静，当你们城镇或村庄的街道悄然入梦，也许你会以为此刻它们都是荒芜无生命的。其实不然，街上将挤满了回归故园的亡魂。他们曾生活在这里，至今仍然热爱这片美丽的故土。有他们相伴，白人永远不会感到孤单。
愿他公正友善地对待我的族人，因为死者并不是无能为力的。我说他们是死者吗？不，世上并没有“死亡”一说——他们只是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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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学的概念（一）
＇英国＇约翰·亨利
约翰·亨利（1801—1890年），就学于牛津大学，1846年成为红衣主教。1854年都柏林成立天主教大学，约翰·亨利任校长。为准备该校成立，约翰·亨利发表了一系列演说。
……
先生们，如果我必须在两种大学中选择——一种是所谓的大学，它不提供住宿和学习指导，每个学生只要通过一场包括各方面知识的综合考试，就可以获得学位；另一种学校根本就没有教授和考试，只是让一群年轻人共同生活三四年，然后把他们送走。据说牛津大学已经这样做60年了。如果要我说出哪种方法更利于智力的培养，那么，我要向你们声明：如果指的是哪种方法能够更成功地训练、塑造和拓宽一个人的思维，哪种方法更能够培养出适合担当世俗责任的人员、好的公职人员、世事通达的人以及流芳百世的人，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那种看来无所作为的大学，它好过那种要求学生通晓世上所有学科的大学。我这样说，并不是指从道德方面考虑，因为很明显，强制性的学习必定有益，而懒散的习惯必有大害……
……当一大群具有年轻人特有的敏锐、直率、同情、观察细微等品质的青年来到一起，自由到相互交往，即使没人教导他们，他们也必定能够彼此学习；他们的谈话对个人来讲，就是一系列的讲课。一天天地，他们从中学习到新的思想和观点、新的思维方式以及判断和行动的原则。婴儿必须弄明白他感觉到的信息的意思，这似乎是他的本能。他以为眼睛所见到的东西都离自己很近，直到他真正明白其中是有对比的。这样，他就通过实践懂得了他最初学到、生存所必需的基本知识的联系和用处。我们在社会的生存也需要类似的教育，这些教育就由大学校或者大学提供。它的作用在自己的范围内可以称之为拓宽思维。……不管这种教育的标准和原则是什么，也不管它是对是错，这都是一种真正的教育；最起码它有意于智力的开拓；最起码它认识到了知识并不只是一种被动接受的片段和细节；它是有意义的事情，而且能够产生一些有意义的影响。那些相互没有交流和情感的老师们产生不了这种影响，那些不敢于发表意见、没有共同原则的考官们也产生不了这种影响，因为他们所教或所考的年轻人互不相识，也不认识他们。他们只是每周三次或每年三次或三年一次地在冰冷的教室里或大型的纪念日中，向学生们讲授或测试一大堆种类繁多且互不相干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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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基本教育后，愿意独立思考的人在图书馆信步流连，随手取阅一些自己真心愿意深入学习的书籍，这该是多么有益的一件事啊！在原野上徜徉，与被流放的王子一起欣赏“树儿的低语，奔流的溪水中的美文”，又该是一种多么健康的学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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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学的概念（二）
＇英国＇约翰·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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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从这些例子以及更多这样的例子可以明显看出的是：首先知识的交流必然是以知识的扩充和启发为条件或手段。关于这一点现在一些地方有许多的讨论，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其次，同样明显的是：这样的交流并不是知识的扩充和启发的全过程。知识的扩充不仅指被动地接受一些以往不知道的观念，更是指在这些新观念涌入头脑的同时，对其进行积极的思考。这样的思考具有创造力，能够将获得的知识变得条理清楚、意义鲜明；这是使客观事物转变成我们的主观认识，用一个通俗的词来形容，就是“消化”，使新接收的知识能够与我们原有的思想融合在一起；没有这一环节，就不可能完成知识的扩充过程。当新的知识进入大脑，我们必须使它系统化，并将其与别的知识互相对比，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知识有所扩充。当我们不仅学习，而且知道把正在学习的知识与已经掌握的知识进行比较，这时，我们才会感觉到思想在成长并扩展。启发并不只是单纯地表示增加知识，而是指将我们学过的和正在学的知识在脑子里集中起来，并使它们不断向前发展进步。因此，被人类公认为真正伟大的一些智者，比如亚里士多德、圣托马斯、牛顿或歌德（我谈到这些智者时，特意在天主教内外都举出一些例子），他们都能够把新的和老的、以前的和现在的、远的和近的等等不同的观念联系起来看待，他们能够看到这些观念相互之间的影响。没有这种能力，人们就看不到事物的整体，看不到事物的核心。拥有这种能力，所看到的就不仅仅是事物本身，还能看到它们之间相互的本质的联系；知识在他们眼里，就不仅仅是一种学识，更是一种哲理了。
由此可知，如果剔除了这种分析、分类和协调的程序，那么不管头脑里灌进了多少知识，思想都得不到扩展、启发，都不能获得综合性的理解能力。举个例子，就像我说过的，一个记性好的人不能称之为哲学家，一本大字典也不能称作语法书。有些人脑子里有许许多多的知识，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些知识之间有何联系。这些人可能是古玩收藏家、编年史编者或博物学家；他们可能精于法律，也可能通晓统计学；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内十分有价值；我不敢对他们说什么不敬的话，然而，即使有这样的成绩也不能保证他们不思想狭隘。如果他们只是一些多读了一些书，或者多掌握了一些资料的人，那他们就称不上造诣颇深，也算不上受到了开明的教育。
同样，有时我们也会遇上一些这样的人，他们见多识广，也见到过一些显赫一时的大人物；但是他们对这些见识既无归纳能力，也不懂得观察世界。他们掌握的是关于人和事物大量细节性的、娱乐性的、稀奇古怪的资料；而且，由于没有明确或者确定的政治宗教原则来指导生活，他们不会讨论，只能就事论事地说及一些现象，而不能产生任何新的东西，也不会给听众带来任何教益——他们只是单纯地说话而已。没有人会认为这些见多识广的人学识深厚或者精通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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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就职演说
＇美国＇亚伯拉罕· 林肯
亚伯拉罕·林肯（1809—1865年），美国总统，共和党人。生于农民家庭，青年时代当过工人、石匠和店员，先后任过州议员、律师、众议员。主张维护联邦统一，废除农奴制。任内发表了《解放宣言》，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的口号，并领导人民投入南北战争，重新统一了美国。1864年连任总统。1865年4月14日被南方奴隶主反对派指使的暴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