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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按照国际公约与惯例，在战争中应尽量避免或减少平民百姓与爱好和平人士的伤亡。否则，应受战争罪的惩罚……可事实却是：远离战争目标的中国使馆，被美其名曰为——“误炸”。其实，是一次蓄谋已久的偷袭。既悲惨又滑稽可笑，使馆里三位爱好和平的记者，在夜里成了永远的烈士。战争的罪犯，却以“误炸”两字搪塞了事，至今逍遥法外。
对此，我们不得不怀疑：国际公约与惯例，在蛮横的强盗匪类面前，是否有点苍白无力和懦弱无能？
二十一世纪的钟声已经敲响了，噩梦般的一九九九年，也终于成了二十世纪的最后历史，永远定格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世界各地都沉浸在欢乐的庆典之中——放千年礼花，照千年像，种千年树，甚至结千年婚，生千年龙子诸如此类，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曙光。但是，我的耳边总是回响起，历史巨人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简单朴素但又铿锵有力的一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又再有哪一位历史的巨人向世界说一句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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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从鹿说起
一说起鹿，人们就会很容易想起：聊斋中的梅花鹿，化成仙子，有情有义；圣诞节里与圣诞老人一起飘然而至的驯鹿，温顺祥和；广袤的非洲大草原之上的长颈鹿，机警但又憨态可掬……然而，在和平的年代里，有一只鹿人们常常想不起来，它产于华夏中原——几千年来仅此一只，既尊贵又娇气，只能圈养于都城皇宫——那就是象征皇权的中原之鹿，在每一朝代帝国即将瓦解的时候，它就甩掉金贵的衣着，撒野于城镇村舍，荒郊野岭……人人争而逐之。于是，一时之间，狼烟四起，豪雄并争，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流离失所——其苦状﹑痛状﹑哭状﹑惨状甚至悲壮，状状目不忍睹。
因此，在这只鹿惹祸的背后，不能不引人们严肃而又深刻的思考。
众观中国历史，每一朝代文明似乎都要遵循着一条定律：从咿呀学语的诞生到蒸蒸日上的壮大，再从辉煌的巅峰跌落到覆灭的谷底。然后在历史的尘烟中，或留下残垣断壁在诉说着尘埃落定之后的荒凉与孤寂；或在岁月的涤荡中烟消云散淡然无存——当然，面对这种朝代文明的劫难，有人会说——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无需痛心疾首，也无需沉思默想。是的，历史犹如大浪淘沙，后浪推前浪，谁也无法把历史定格在自己的模式之内，指手划脚，说三道四。但是，在历史的进程中，这种劫难所带来的灾难，是任何一种文明群体所不愿看到的——因为伴随着朝代文明所创造的众多物质财富，也眼睁睁看着随之灰飞湮灭。对此，历史上即使是空门佛主或玄道天尊也会黯然伤神，悲痛欲绝，号召自己的弟子还俗入尘，加入到拯救财物与苍生的行列。
这一条怪圈似的动荡轮回定律（暂且称之），在中国的历史上，上演了无数次。可是，没有一次有谁能把它放在心上——即使有人提起，旋即被人忘却。于是，便有中国历史上跌宕起伏的朝代更替：由秦至汉，再有汉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接踵而来的是隋唐五代十国，随后从宋元明清至民国。同时，我们也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现象：几乎每一个朝代都在*人怨之中，顷刻分崩离析，从而历史步入战乱纷起，群雄争霸的时期。对此，历史学家称之“中原逐鹿”。可怕的是：人们曰之“鹿”，仅仅醉心于它能给予捕获者及其子孙后代，至高无上的权力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而往往忽略了它凶险的另一面——不管你得到还是没有得到，都意味着巨大的灾难。
不是么？得到者满心欢喜，大摆庆功宴，犒劳三军将帅及功臣谋士。然后把它圈养起来，供一己或一家之人，先后轮流把玩观赏。问题就出在：一己之人或许有经国济事之雄才伟略；一家之人里面就难免有个把蹩脚的孬种，也有主宰赏鹿的机会，让鹿逃出皇宫大内，流落于天下——或许并不是孬种惹的祸，而是这鹿娇贵，在皇宫呆腻了，也想到村镇乡野，舒筋活骨，换换口味。于是，祸及孬种一族，也殃及黎民百姓。因为在原来的土地上又重新开始与前几轮没有多大区别的新一轮的逐鹿游戏——极其残酷又十分悲哀。其残酷在于：这种逐鹿游戏是在集团与集团之间展开的斩草除根式的兵戎相见，非要把敌对的集团从自己的视野内永远抹去不可。于是，处在集团与集团夹缝之间的黎民百姓，生灵涂炭在所难免；而在这块土地上，历朝历代普通百姓用智慧和血汗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也被摧毁殆尽，类如阿房宫香消玉殒。其悲哀在于：每隔几百年，甚至更短只有几十年，整个民族，就要陷入轮回大动荡——不仅剧烈到翻天覆地，而且短则持续几十年，长则上百年。同时，似乎整个民族永远没有智慧摆脱这个轮回怪圈的纠缠，只能任其摆布折磨，只能在其中苦苦挣扎。
因此，这种历史轮回悲剧，不仅仅是皇家个人恩怨的报应，而是整个民族的不幸。
也因此，不得不折服于西人在政治上高瞻远瞩的智慧与博大坦荡的胸襟。
在雅典的政治领袖里，有一位名叫伯里克利的，在一篇著名的演说辞中说：“……政治不是为少数人独占，而是为多数人共有。任何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权。一个人的才能超过众人，我们就给他很高的地位。假使有一个人能为国家做事，虽然出生贫寒，但我们不能因此阻断他的仕途……”。由此观之，可见：政治为多数人所共享而非个人私产，这一政治理念，在西方由来已久。
于是，其追逐最高政治权利的精神和方式，与国人大相径庭——假如也把最高政治权利比作“鹿”，那么其高明之处在于：定期把鹿从皇城国都主动地逐出，有意让其奔走于乡野，穿梭于城镇，并告之于该国公民，人人尽可逐之——至于鹿由谁捕获已不重要——因为只要是该国公民也只要其遵循逐鹿原则，足矣。
不是么？不管由谁捕获，决不意味你一己或你一家，可以完全把它占为己有。因为整个社会或整个民族已经形成一个共识：鹿属于大家，大家也该定期逐鹿。因而，人们可以用投票的方式，温和地来表决一届政府的去留。从而，有效地跳出了轮回动荡的怪圈。
因此，两种逐鹿方式，孰优孰劣，不言自明。
也许国人的逐鹿方式已属历史，被尘封在历史的记忆里——犹如妖魔鬼怪被锁镇于道教圣地龙虎山，再没有哪位敢像《水浒传》中的洪太尉去误走它！
2000…11…20
7 尘烟中的历史
唐代李渊主动禅让给二儿子李四民，是发生在李四民于国都长安玄武门公然弑兄杀弟之后，其中是否有什么难言之隐——历史并未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历史上类似于此种政变的事例还很多：宋朝的开国帝王赵匡胤把帝位传给其第赵光义，而非其子。据传，也演义了一出典型的弑兄篡位疑案，人称“斧光烛影”，即是公元976年，赵匡胤卧病在床，他的弟弟赵光义前去探视，这时有人从窗户外看见有两个人交手的动作和听到斧子的声音，紧接着就宣布宋太祖晏驾了。明成祖朱棣公然以“清君侧”为名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了皇位，随后建文帝何去何从，一直是个谜。
如今，当我们这些后来者想用严肃的眼光去重新审视这一桩桩历史疑案时，会发现很难复原其本来的面目，因为所有的一切多被要么冠冕堂皇的字辞涂鸦的一干二净要么只字不提，于是，我们现今只能看见其间尘埃落地之后的蛛丝马迹，也只能籍此并结合人们的口授言传之野史去大胆的臆断和揣测——就好比他们即便真是“贼”，也仅能用“怀疑”二字。
当然，我们去考究这些，并非去论证他们动机之背后的道德情操之高与下，更何况李四民和朱棣也确实具备帝王的经国济世之雄才伟略，把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达到国泰民安与国富民强的治国至高境界（也不排除李兄朱侄若真治国不如他们俩）；而在于说明一个问题：封建时代，中国的历史是为最高统治帝王歌功颂德与粉饰装点的历史，是成者为王败者寇的历史。
因此，不管是阅读历史，聊以*；还是研究历史，以鉴后人。除了对庙堂之上的正史顶礼膜拜，也应该对散落于坊间的野史悉心搜索，拿捏其中之分寸，以正视听，尽量还历史以公道，尤其是对民族对社会对历史……有利有益有功有德之芸芸众生。因为纵观历史，会发现一条简单的定律：历史本来就是普通人民创造的，而不是哪一个政党与哪一个派别一己之杰作，只是哪一个政党与哪一个派别顺应历史洪流，与最广大的普通人民站在一起罢了。
也因此，我想说：在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周年，别忘了那些对民族对社会对历史……有利有益有功有德之芸芸众生——但在历史上却曾被忽视与淡忘。
二零零六年，是全民族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我们应该做些或说些什么呢！？
抗日战争是一部用整个中华民族的血泪和数以万计中华优秀儿女的生命凝结而成的历史。但是，记录这部历史的文献却或有或无，隐隐约约，似乎显得残缺不全，又似乎显得遮遮掩掩。这是为什么呢！？按理我们中华可谓“泱泱大国”，历代文人辈出，写之记之者，不能说“一个也没有”。回顾四五年之后的那段历史，或许十分必要，因为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条很重要的线索：抗日的烽火，才刚刚平息；内战的烽烟，却燃遍了满目疮痍的中国大地，在原来的战争废墟之上，再经历了一次战火的劫难，能留下的战争痕迹，再一次被战争清洗一遍。于是，悲哉，再一次人事物非！再者，读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对胜利者歌功颂德。因而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上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悲壮场面，或有意或无意地被忽略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造成至今人们追忆那段历史时，只能看见抗战勇士们模糊的背影：活跃在滇缅公路上，嘶杀在台儿庄、武汉三镇、长沙……六十年了，一个甲子，人们才知道：历史不容忘却。
是的，不管他们分别属于哪一个政党与哪一个派别，也不管他们代表哪一个阶级的利益，在民族的危难关头，能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日寇长驱直入的铁蹄，已是那个年代最可敬的英雄！其意义不在于战局上的胜利与否，而在于激起全体国人全面抗战的斗志，彻底粉碎日寇“三个月亡我中华”的邪恶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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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话说时尚
时尚，其实就是一种潮流，是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美丑善恶、忠贞果敢与阴险狡诈，或喜或悲甚而或狂的一种追求趋势，是孕育于个人心胸的一种情绪，用言行表露于外在世界的一种影响。当众人因此而趋之若鹜之际，则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类如海浪之涛涛，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但是，追求的目的与方式的不同，却繁衍出千奇百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