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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这一章的当天，我正巧在网上看见一则新闻，它从另一个角度再次印证了照片对于一个北川人的意义，现全文转录于此：
中国新闻网2008年12月04日消息：
昨日（12月3日），一篇“给小偷的一封信”的帖子引起网友关注，发帖人是来自北川的大学女生严亭亭，在被偷的钱夹中，有她在地震中遇难的妈妈遗存的唯一一张照片，她希望小偷能还回来。“只要还回照片，钱我也不要，也不会追究小偷的责任。”严亭亭说。
钱包被偷，哭了两天
在某网站论坛上，一篇名为《小偷，把妈妈的相片还给我》的帖子被网友纷纷跟帖，有谴责小偷的，有同情女孩的，都希望小偷能达成女孩的心愿。
发帖的女孩叫严亭亭，来自北川曲山镇城池街，是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管理系的一名大三学生。11月30日中午，严亭亭在总府路乘公交车时，“感觉周围很多人都在挤我，总觉得有人在后面拉到我。直到下车买东西的时候才发现钱包不见了”。据小严的朋友介绍，钱包丢失之后，小严在家伤伤心心地哭了两天。
提到妈妈 采访中断
其实，让严亭亭痛哭的原因还不是因为掉了钱。钱包里有970元现金，还有她的身份证、银行卡及饭卡，最主要的是还有一张她妈妈的绝版照片。当问到有关她妈妈的情况的时候，小严捂住嘴巴一直摇着头，眼眶湿润，不愿再提妈妈的事。
据小严的朋友介绍，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小严就十万火急地往北川赶。车子不通，就只有走路，当走到北川的时候，发现已经封城了，幸好遇到一位送药的叔叔，她才进了北川。一进北川，她就直奔妈妈被埋的地方，在废墟上，她用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想将妈妈的遗体挖出，但到最后也没能见到妈妈一面。
固执女孩 只要照片
“妈妈生前所有的照片都被埋了，只剩下那张遗失的照片，所以显得格外珍贵。”小严说，她从没有告诉过同学们自己家在这次地震中发生的重大变故，也不希望同学和朋友知道她现在的状况。她现在就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能找回那张妈妈的绝版照片，希望偷走她钱包的小偷能良心发现，将照片还给她。“钱和银行卡我都可以不要，只想要回妈妈的照片。”
给小偷的一封信（原文）
“尊敬”的小偷：
你好！11月30日，我在总府路公交站台乘坐4路公交车时不慎丢失了钱包。钱包里有970元现金，还有本人的身份证、饭卡及银行卡。
其实，这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里面那张我妈妈的照片！我家在北川老县城曲山镇，“5·12”大地震让我失去了妈妈，照片是我妈妈留给我的惟一的东西！
在此，希望偷走我钱包的小偷能够良心发现，将妈妈的照片还给我，也请你放心，我绝不会追究你的责任，只希望要回妈妈的照片。如果你能将照片还给我，我非常感谢！
一个来自北川的大三学生 严某某 （来源：华龙网…重庆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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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哗擂鼓镇
我与擂鼓镇似乎有一种奇怪的缘分，每次去擂鼓镇，总会赶上一个特别的日子。
地震前我从未到过擂鼓镇。地震后第一次去擂鼓镇，是6月10号，与专家组的几位成员一道，同行的还有二炮总医院的一位女军官，地震后她和她的战友一直在安县、北川灾区抢救伤员。
镇如其名，擂鼓镇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一片喧哗。地上的机械与人流，天上的直升飞机以及弥漫在空气里的紧张气氛，各种喧嚣汇合在一起，一进去，人仿佛通体都在沸腾。
快到板房区的时候，车陷进了泥里，大家都下去铲泥推车。这时候我接到了儿子从绵阳打来的电话：“爸爸，刚才发橙色警报了！”我一看时间，是中午11时30分。儿子一直在家看电视，他说现在唐家山堰塞湖大坝的泄流量已经达到6420立方米/秒！早上我看直播，流量才700立方米/秒，一下增加了近十倍，我的神经立时紧张起来。
昨天专家组首次到绵阳。他们到达前一天，我在电话里对专家组秘书长张强说，你们要来绵阳我们既表示感谢，也表示欢迎，但是这几天是绵阳最危险的时候，人都在往外面跑，你们还要进来，请你们好好考虑。张强笑着说：“没关系，我们就是干这行（应急管理）的，不用怕。”但当我把橙色警报的信息传达给张强的时候，他脸上还是有一缕忧虑。
11时50分，儿子又打来电话，流量达到9780 立方米/秒，全市都已经高度紧张。我们所在的擂鼓镇并不危险，但市里的情况的确令人担忧。我让儿子紧紧跟随他母亲，该撤离的时候马上撤离，一定不要单独行动。按市里当初跟每个市民的约定，只要一听到红色警报的信号——白天是警报器长鸣，夜晚是焰火加警报器——马上撤离。我们每家每户手里都有一张撤离卡，上面画了我们的撤离路线和我们要到达的避险位置，此前几天全市还做过大规模的演练。但演练归演练，真正到了紧要关头，心里的恐惧感还是陡然升起。对我们来说，主要是担心身处险境的家人。
担心也没用，我们除了随时关注唐家山堰塞湖的信息以外，别无他法。
天上的直升机一架接着一架，往来于山凹里那块停机坪和西北方向六公里外的唐家山之间。我站在公路旁，以一处孤零零立在废墟中的门框为背景拍天上飞过的直升机，努力想抓住那种气氛。这时有一位操着浓厚东北口音的胖大嫂从废墟里出来，手里拧着东西，有些不屑地说：“拍这有啥意思呀，要拍待会拍‘米…26’吧！”听上去她很得意于自己的见多识广。我心里感叹，原本偏僻的擂鼓镇现在居然什么人都有，其杂乱可见一斑。
在直升机的嘈杂声中，张强对擂鼓镇的镇长李正林和北川县政协主席杨应庆进行了访谈。李镇长疲惫的脸上还隐含着一丝忧虑，杨主席则对山东援建充满了感动。当他说到山东援建方不但为他们搭建板房，还特别为他们考虑了基础设施及擂鼓镇今后的重建与发展时，杨主席口中连说：“山东人对我们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随后他就声音哽咽，眼眶也随之湿润了。
陪同我们在擂鼓镇调研的有两位北川干部，一位是北川县委农办主任，另一位是北川科技局局长陆桂琼。陆桂琼是2006年党校中青班的学员，我比较熟悉。她说她地震时被埋进废墟，两个多小时后才自己爬了出来，现在脚伤还未痊愈。
农办主任身材高大，他说多年前他也是党校学员，但我对他的记忆已经不太清晰了。他徘徊左右，眼里自始至终带着一种忧伤，口中反反复复说着一句话：“这么大的地震，为什么事前没有预报呢？”董玉飞的事出来以后，我第一反应是他，后来上网一查照片，不是。但这个高大男人的忧伤眼神，令我永生难忘。
访谈快结束时，一个消息传来：北川县城进水了！龙尾公园那一片已经被淹。回来的路上张强告诉我，当听到北川县城进水消息的那一瞬，陆桂琼流泪了。她的家就在龙尾公园那一带，地震后房子还没完全垮塌，她家中的全部财产，一样也没来得及抢出来。
我第二次到擂鼓镇，是6月24号北川县城“开放日”，这天很多北川人地震后第一次回县城。他们既是去看废墟中自己的家，也是去看自己亲人遇难的地方。擂鼓镇通往北川县城的公路上，车堵了整整两三公里，站在半山望下去，烟尘滚滚，帐篷连连，简直就是一派战场的景象。我们与特警队张政委约定在擂鼓镇一座铁塔下见面，由他带我们进城。可是，在镇前镇后转了近一个小时，才找到那座铁塔，见到一身作战服的张政委。
我最后一次到擂鼓镇，是9月22日陪美国匹茨堡大学灾害管理专家Louise fort去看擂鼓镇板房。这时候的擂鼓镇在山东对口援建下已渐渐显露出美丽、安宁新家园的景象。但是，当我们傍晚快离开擂鼓镇时，天空飞起了 细雨。两天之后，那纷飞的细雨便演化成汹涌澎湃的暴雨和泥石流，让北川再次遭受巨大的伤心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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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言万语（代后记）（1）
这里的文字所要传达的实际上只是我自“5·12”大地震以来的一份个人经历——我看到的、听到的和我感受到的，原原本本，不敢妄加修饰。面对如此重大之人类与自然事件，卑微者若我只是想以我个人的视角呈现两样东西：事件之一种真实；事件中的人带给我的感动。
经历了“5·12”地震的，我对事的矫饰和对人的矫情都是不能接受的。此言既出，反躬自省，我感觉自己在说上述这番话时还是有点矫情，于是把自己放低、再放低，说出实情：从我心底来讲，做这件事的初衷只是想完成一次个人的情绪排解，或者说，一次自我精神救赎。
所谓言为心声。“5·12”地震后，经历太多，积郁自然也就多。“5·19”那天又错过了用眼泪宣泄的机会（那几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能力流泪），这以后就再没痛痛快快地排解过。千头万绪摆在面前，很累人，千言万语闷在心里，很伤人。
我是教师出身，嘴巴是我们基本的生存工具，说话，甚至说废话是我们基本的生存技能。没想到地震我是逃过来了，原先那套巧言令色的功夫却像是给废了。我是讲应急管理的，记得去年3月底有一堂外请课，本人自我感觉特好，那堂课讲得来是风声水起，上午讲完课下午还兀自在那儿激动着（现在想起来，有些汗颜）。说来也巧，“5·12”当天竟有两个班该我上应急管理课，为了赶场我是倒来倒去，结果就把下午的课给倒没了。没想到一场地震下来，一切都改变了。
地震后两个多月，原先请我上课的那个班让我去补上“5·12”下午的应急管理课。我拖把椅子坐到讲台边，千言万语在心头，却怎么也提不起那口用来说话的气，那时候，就觉得语言是多么的无力啊！如果说原先的我是“废话多于文化”的话，现在的我只觉得“说什么都是废话”！我知道自己已成了“5·12症候群”患者，具体症状：内心极其敏感，表达能力丧失。这时候，我才意识到问题有些严重了。
幸好，脚印来了，搭救了我，要不然我接下来真得去找心理医生了。
去年8月，与脚印在绵阳的一次偶然谈话重新激活了我表达的欲望，让我第一次有了用文字把个人见闻和感受记录下来的想法。对于完成这一任务，起初我并没有太充足的信心，后来在脚印的循循善诱下，自己把心态放平和了，文字也就顺顺当当地出来了。文字出来了以后，我试着回过头再去看看，居然每看不足数页，就会自己流出眼泪来。奇怪了，我原来没想过要动声动色呀，那些文字怎么就变得如此的情感化了呢？也许，在不知不觉中，好多的情绪、情感都沾染到文字里去了。唉，这才叫“落花无意，流水有情”呀。原来不必刻意，也能传情。感谢脚印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这位“5·12症候群”患者用对个人经历与感受的回溯完成了一次彻彻底底的自我排解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