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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好像有点耸人听闻，可事实确是如此。这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环境不无关系。政府职能是按计划经济模式设置的，机构越精减越大，人员越分流越多。税收体制和财政体制也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成本高，效益低。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政府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然只能在夹缝中尴尬度日。
我写过一部叫做《裸体工资》的中篇小说，里面的主人公何铁夫就是这夹缝中的尴尬人。何铁夫自然是能干人，不能干也就做不了分管财政的常务副县长。常务副县长工作压头，天天要琢磨事，不可能老去琢磨人，难免费力不讨好。何铁夫也知道自己处于利益格局的矛盾中心，才处处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希望借主持政府工作的良机，过渡到正式的县长。想实现这个可怜的愿望，至少要能维持县里的局面，也就是说要养得活县里吃皇粮的干部职工，稳定县里大局，否则一切免谈。何铁夫为此使出了浑身解数，在财政局长的配合下，将县里的细帐算了又算，亲自找有税源的企业讨税，想方设法打省财政厅主意，争取定额补助，以充实县里金库。何铁夫还真有一手，企业争取不来的定点生产指标被他争取到手，人家请不动的财神爷被他请到了县里，别的县领导平息不了的风波他一出面就能平息下来。他还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民本思想还留在他的骨子里，县里干部教师工作辛苦，连那几个可怜的基本工资都拿不到手，自己寝食难安。当然何铁夫也不是完人，迫于无奈，也得行贿，也得在比自己大的官员面前说些得体的奉承话。
不用说这些都是为了工作，为了县里干部教师那几个裸体工资。照理这样的角色升任正式县长，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何况何铁夫已在主持政府工作。可最后他还是栽了，在就要成为正式的县长的时候。栽的原因很简单，他违规动用了一笔不该动用的资金，给干部职工发了工资。这当然是事情的表面，深层原因还是何铁夫没琢磨透人，最后被自己最信任的合作伙伴使了花枪。不过为使何铁夫或者说为使作者我本人不至于太尴尬，我让何铁夫最后喝到了红颜知己左舒青给他斟的红葡萄酒，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自我安慰吧。
我知道自己的作品有不少不足，但我表达了官场尤其是市县几级官场的某些真实，再现了官场尴尬人的处境，同时对滞后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问题提出了质疑。这也许就是我塑造何铁夫这类官场尴尬人的意义之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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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领导肚子里的一根虫（1）
·工资为什么裸体·
工资为什么裸体？这个问题可是政府工作的首要问题。
本来裸体是因人而言的。比如有人提倡裸睡，说有益于睡眠和健康。有人喜欢裸舞，可以吸引更多的眼球和门票。有人乐于裸奔，容易产生轰动效应。据说有些地方还时兴裸聚，需聚一起谈交易，不上宾馆酒楼，上澡堂子，像丘吉尔泡在浴缸里接待罗斯福一样，将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对方。背后的原因好像是怕对方穿了衣服，身上藏着录音机和针孔摄像头，裸聚可让双方坦诚相见，不用彼此提防。
只是工资不是人，为什么也要裸体呢？
这还得从拿工资的公家人说起。公家人就是官人，国人的“官念”之重，那是世所公认的。涉及到这个官字，自古说法不少。《尚书》说官“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还有点民本思想。《说文》说“官，吏事君也”，那是将官员看成帝王的工具。旧时读书人一心想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也是这个意思。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过是儒生梦里都想着做官的呓语。
时至今日，关于官的说法更多。词典上的正规说法是公职人员，老百姓说是公家人，而官方说是公务员或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其实还是胸无城府的小学生一语破的，官就是管人的，管事的，管钱的。有道是不怕官，就怕管，当了官，不管点什么，那官也就什么都不是。我如今调往一个清水衙门，号称副主席，不管人，不管事，也不管钱，自命为三不管主席。不是不想管，是想管没得管。偏偏朋友见面，说你当官了，要请客。我立马就跟他急，杏眼圆睁，老拳相向，吓得朋友拔腿就跑。
再回到工资问题。大家知道，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构成有些复杂，除了工资表上的基本工资，如级别工资和职务工资之外，还可按政策规定，另外造册领取工资补贴和生活费、出勤费、误餐费等待遇。工资表上的基本工资是铁定的，政府再穷，也要想方设法发给职工，至于另外造册的待遇，政府有钱就发，确实没钱，发不出也就发不出。中西部经济不发达，不少地市以下政府都比较穷，能发出基本工资已属不错，别的待遇享受不上，早就习以为常，没见谁拿着状子上过法庭。大家便幽默地将这种基本工资叫做裸体工资，也有叫赤膊工资，甚至排骨工资的。大凡人一穷，想象就丰富，富人一般好像不太有文学细胞。
造成这种窘境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如刚才说的地区差异。几十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几乎是投资经济，有投资就有经济，没有投资就没有经济，哪个地方国家的投资和项目多，哪个地方的经济就上得去，地方政府口袋里就有钱，否则只有受穷。政府再穷，可该有的和不该有的机构，有编制的或没编制的人员，却一个不能少。这样一来，吃皇粮的公家人就多，政府自然不堪重负。我曾用四个字来概括国情：人多钱少，应该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第二辑 领导肚子里的一根虫（2）
有人说，中国生产不发达，经济不发达，科学不发达，事业不发达，唯有政府机构发达。机构发达的标志是公职人员或说公家人多。本来公职人员的配备，应该是因事设岗，以岗定人，我们却反着来，因人设岗，以岗生事。随便跑到哪个单位去，除了业务部门，还有不少综合部门，什么文秘档案、政策研究、财务后勤、政工宣传、纪检监督、工会老干、青年妇女，都设有专门机构。机构是由人组成的，正副处长一伙，正副科长一群，还不够，还得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一帮，外加普通科员若干，少了谁，都让人难受。
想起英国人诺斯古德·帕金森的庸官理论，说庸官有三条出路：第一条是让位，让能人上，只是让了位，却什么都让了出去，谁都不会这么傻。第二条是请个能人协助自己，这容易被能人取而代之，没谁愿意冒这个风险。最后只能找两个或多个比自己水平更低的庸人当副手，自己稳坐在位置上发号施令。平庸的副手干不了事，也就上行下效，再为自己找几个更加平庸的副手。依此层层重叠下去，庞大的庸官集团和臃肿机构于是形成。
这个帕氏理论多少有些道理，却说得过于直白，显得没文化品位，没谁爱听。还是咱中国人说得好，一个好汉三个帮，既含蓄又有文化，听着舒服。所以随便跑到哪个单位，不论级别高低，不论机构大小，一个一把手，一般都会配三个副手，加在一起正好四个好汉。四个好汉坐到一处，只有半桌，喝酒还得另外找人，的确麻烦，于是配上纪检组长、机关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外加总经济师（不好叫总经济师的，便叫总会计师或总审计师、总政工师之类），四个加四个，正好八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弄权的弄权，弄钱的弄钱，实在没权也没钱可弄，就弄是非，反正不能闲着。这是一线和前台的领导，还有二线和提前离岗休息的原领导或准领导，什么巡视员，助理巡视员，调研员，助理调研员，又是一大帮，都是组织上下了红头文件的。
下几个红头文件，也就花些打印费，成本不高，到底如今的乌纱帽既不用纱缝，也不拿麻织。问题是乌纱帽得有脑袋撑着，有多少乌纱帽，必须找出多少脑袋。脑袋都有后脑勺，伸手在那里一拍，拍出来的不是大政方针，就是英明决策；不是最新精神，就是重要指示；不是管理措施，就是收费项目。脑袋两边有耳朵，耳朵不仅要听汇报，听表扬，听领导招呼，还得听有偿电话，听付费手机。脑袋前面有眼睛，眼睛除了出门看天色，进屋看脸色，还要看风景，国内的风景看厌，还得看外国风景。脑袋下面还有张嘴巴，嘴巴要作报告，要发指示，还得抽好烟，喝美酒，并佐以山珍海味。
第二辑 领导肚子里的一根虫（3）
因果关系由此产生：乌纱帽多，脑袋就多。脑袋总得琢磨些什么，不琢磨人，就琢磨事，或琢磨钱，管人的官，管事的官，管钱的官应运而生，层出不穷。管人的时候，唯恐人少，人越多越有权威。管事的时候，只恨事小，事大才能出大政绩。管钱的时候，最怕钱不够，没有钱便没有可钻的地方，那钱眼可比美女靓妹的媚眼还勾人。官来人，人来事，事得来了钱才好办，而天上下雪下雨，从来不下钱，得靠纳税人一角一块往上交。官念难去，谁都想当官，都想吃皇粮，唯独不想当纳税人和孙子，这样花钱的多，送钱的少，工资就这么裸体起来。
·领导肚子里的一根虫·
道家说，人是无毛的倮虫。
民间有些话语确很地道。比如说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亲信和知己，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知之颇深，遇事不用明言，一个眼神一个小手势，甚至不用眼神和手势，也能心知肚明，心领神会，民间常说这个人是另一个人肚子里的一根虫。
这些说法实在是太值得玩味了。
我有部长篇小说叫《心腹》，这心腹其实就是领导肚子里的一根虫。
这根虫当然不是天生就藏在领导肚子里的，是通过不懈努力，好不容易才钻进领导肚子的。怎样才能如愿钻进领导肚子里去呢？说穿了就是要有钻劲，要能铆足劲，死命往里钻。当然仅仅有钻劲还不够，还要掌握钻的要领。钻的要领一般有三：一是要尖，二是要硬，三是要善于寻找下钻的地方，一钻一个准。尖要尖如麦芒，尖如蜂刺，再细的孔一钻就入，没有孔也要钻出孔来。不过光尖还不行，硬度不够，一钻就断，那也是钻不出什么名堂的。人身上最硬的地方大概就是脑袋了，人们所谓的花岗岩脑袋，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只要削尖脑袋，必然钻有成效。如果削尖硬如花岗岩的脑袋，还钻不进去，那就要考虑钻的方法是否得当，得另外寻找恰当时机和新的突破点。有些领导也许确是用铜铁特制的，也大可不必气馁，铜身铁体也会留有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