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行了。”
我们竟配合得很好，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没有干过农活的人，以为只要有力气就行，其实不然。简单的体力劳动，也是可以表现出一个人的智慧和风格的。
我一边干活，一边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虎妹！”她响亮地回答。
“呵，好神气的名字。你几岁了？”
“十三岁。”
“念书了吗？”
“小学没念完就不念了。家里没钱，爹娘让我做活。”她声音低低的，很委屈的样子。
“你喜欢读书吗？”
虎妹眨巴了一下眼睛，又得意地说：“我的成绩可好呢，年年是三好学生！”
我笑了，说：“等做完活后我送你几本书。”
“真的？”
“骗你是小狗。”我伸出指头与她拉钩。
白天快要过去，太阳的余晖把晚春的山野照得一片血红。山里的天很怪，等太阳刚沉入西边的群峰，四周立刻就伸手不见五指了。
晚餐炒了一串腊肉和十几个鸡蛋，我明白这是翻箱倒柜找出来的，山里人平时舍不得吃，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太珍贵了。
吃饭的时候，虎妹问我：“叔叔，你送我的书呢？”
我想起了自己许下的诺言，赶紧从行囊里取出两本当地民间传说送给她。
虎妹接过书，饭碗一搁，高兴地跳到一边，凑到油灯下，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李支书见状，笑着说：“这孩子，生性就爱书。你瞧她那劲头，赶明儿见到她的小伙伴们，拿出这些书，还不知道吹啥牛皮呢！”
我递给李支书一支香烟，说：“你还是该让虎妹上学的。”
李支书咧嘴笑笑：“上月老师也来动员过了，说咱是支书，要带个好头，话是这样讲咧，可咱经济不行，去年刚十九岁的大儿子娶了媳妇，花了不少钱。小儿子今年也十六岁了，在县城里读初中，负担很重。反正虎妹也是个丫头，过几年就要给人了，不读也罢。”
我笑笑，故意批评他：“你是个共产党员，可不能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呀！”
李支书突然急了，一块肉刚塞进嘴里，还没来得及咽下，便赶紧吐出来，用手掌接着，说：“不是我不想让虎妹上学，而是学校的老师没名堂，三天两头停课，花钱也白花。”李支书指了指虎妹，“她现在读四年级，可三年级的课还没上完呢。不信你问她！”
我瞧了瞧虎妹。她扭头“嗯”了一声，又凑在油灯下读起书来。
吃罢晚饭，来了很多乡亲，屋里屋外挤满了人。他们是特意过来凑热闹的。
“孙同志，问你个事，不要笑话呀！”李支书递给我一袋旱烟，见我摆手，于是自己点燃，吸了一口说：“面包是啥东西呀？”
“嗨！面包都不晓得？”一位青年农民抢着回答：“不就是用面做的馒头呗！”
我笑笑，没有说话。我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撕开口，一把抓出来，一一发过去。后面我够不着了，便有人接过烟替我散发。
李支书对青年农民的话颇不以为然，说：“先前我上县里开会，在一家又黑又暗又阔气的小屋子里看到人们用小勺从杯里一点点舀起那些墨黑墨黑的水往嘴里送，看样子很好喝的，于是我也买了一杯。啧，真贵，要一元五角钱呢！你能耐，知道那是啥东西吗？”
青年农民一下子傻眼了，但又不服气地反问道：“有那样的水吗？”
“怎么没有？我都喝了嘛！味道和颜色跟我们的涮锅水差不多，墨黑墨黑，苦涩涩的。”
我也糊涂了，半天没弄明白他指的是什么。
李支书见大家都答不上来，乐了：“哈哈，告诉你们吧，那东西叫咖啡！”
巍巍武陵 神奇的红土地（4）
我乐坏了，笑得连眼泪都快滚了出来。
“咋？我说错了吗？”李支书显得有点慌乱地问道。
“没错，没错。”我忍住笑，“那墨黑墨黑的涮锅水一样的东西，正是咖啡！”
“城里人真怪，喝这种水干吗？”青年农民显得有些莫名其妙地嘟哝着。
李支书的婆娘捶了一下老公，嗔怪道：“亏你这么大个人，你想喝涮锅水屋里有的是，花一元多钱在外头买，真是！”
李支书搔搔脑壳，想解释，又觉得说不清楚，只是嘿嘿地笑着。
“你们村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了吗？”我转换了一个话题。
“吃粮还勉强能凑合着，就是经济收入太少……”李支书告诉我。
“摊派却很多！”那位青年农民抢过话头。
“摊派？”这个词我并不陌生，报纸上经常有“要减轻农民负担，不要乱摊派”的呼吁。
也许是“摊派”太敏感，群众立刻七嘴八舌起来。我用笔粗略地记了一下，摊派名目大约有三十多种，每项少则五六角，多则十来元，甚至几十元不等。这对年人均收入不足二百元的贫困山区的农民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听说在广东打工挺挣钱的？”一位扎着长辫子的姑娘问道。
“这里也有去广东打工的？”我感到有些意外。
“听乡上干部们讲的。有的说挣钱，有的说不挣钱，到底挣钱不？”
我见人们很关心这个问题，便尽自己所知耐心地作了解答。我知道，在武陵山区这个地方，有些老人一辈子也没有出过山沟，他们活动的范围充其量不过是步行一天的路程，即使是现在的年轻人，也很难得到县城走一趟，当然更难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和变化了。加之大多数农民都是文盲和半文盲，他们没有报纸可看，也没有收音机可听。他们的信息几乎完全依靠口耳相传。旅行中我还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这个县的邮递员一般总是将信件和报刊送到乡政府，由群众自己去取。而乡政府却从中渔利，平件收保存费一角，挂号收二角，汇款单则收得更多。本来负担很重的农民哪里经得起这般盘剥，于是，那些有关科技、信息方面的资料，虽然堆积如山，却无人认领。
“有井水吗？”说了很多话，感到口渴，便想喝一碗清甜的井水。
“井水？”李支书愣了一下，说，“谁家有？去取一碗来。”
片刻，隔壁大婶端来一碗呈金黄色的水。我不及多问，以为又是少数民族的“油茶”之类，接过来就大喝一口——扑！我感觉嘴巴里的水又咸又酸，连忙吐出来，惊愕地问：“这是什么水呀！”
大婶急了：“这正是咱家浸萝卜的浸水呀！”
我的天！原来他们将“井水”误听为“浸水”了。当我亲自跑到水缸里舀一碗井水时，人们才恍然大悟，轰地一下都笑了起来。
一直畅谈到午夜，大家才渐渐散去。
第二天，我走的时候，虎妹提着一个葫芦送给我，说：“叔叔，你用它在路上装水喝吧。”
“谢谢你，虎妹子！”我摸着虎妹子的头，心里涌起无限的感慨。在武陵山旅行，最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走到有人家的地方，无论哪一家，你都可以一直走进去，把行李放在地上，随便地坐着，无须任何虚伪的客套和主人聊说。主人的脸都是和善的，一杯热茶、一袋旱烟，一碗包谷酒，一天的疲劳便统统地扫去了。他们都对我再好不过，可是我却不能为他们做任何事情。
走了将近三个小时，才走下天堡寨高高的山坡。
下午路过一个村庄时，我被一阵朗朗的读书声吸引过去。这读书声是由一座茅屋里传出来的。
茅屋共两间，其中一间铺着床，架着锅，显然是教师的卧室兼厨房。另一间支了一块脱漆的小黑板，前面摆着四条长木凳，没有桌子，孩子们将书包用一小木板平放在腿上写作业。我数了数，一共有九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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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武陵 神奇的红土地（5）
讲课的是一位年近六旬的老教师，他见我站在门口打量，便放下课本，热情地请我到屋里坐。
老教师替我倒了一杯茶，主动介绍道：“村里头还有一所学校，在山的那边。这边是两个居民组，孩子们小，到山那边去读书很不方便。村里曾多次申请在这边办个学校，但是财政困难，教育局不批。所以，我就在自家办了个……也算是学校吧，已经办了十一年了。”
我凝视着老教师，他很瘦弱，那张脸经长年的艰辛已经爬满了蛛网般的皱纹。头发、胡须苍白，背微微佝偻着，上身穿一件已经褪色的蓝布旧衣，下身是一条不辨颜色的大裆裤，屁股上打着补丁。
我禁不住问道：“您从教几年了？”
“快四十年了。”老教师告诉我，“我是民办教师，国家每月补贴我三十二元五角钱，不太够用，课余时间还要帮家里种地。”
“你每天上几节课呢！”
老教师回答：“每天上五节课，与正规学校是一样的。山里孩子念书不容易，我不能误人子弟呀！”
这时，我发现一个女孩子在用左手写字，就问：“小同学，你怎么不用右手写字呀？”
她“刷”地站起来，伸出右手，毕恭毕敬地回答：“报告老师，前年我家失火，我的右手被烧坏了，不能使了。“
我摸着小女孩的手，又看看面前的老教师，心里感慨万千，他们真是不容易呀！
我告别老教师，往村里走去。路过晒谷坪，忽然听见一片吵闹声，继而看到几个青年人扭住一个汉子在厮打。一个青年脸色铁青，咬着牙关，左手揪住汉子的腰带，右手握紧拳头，往汉子的肋部猛力捶去，嘴里高声喊着：“给老子跪下！”
汉子气得眉毛抖动，连哭带喊：“你们凭啥打人？你们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呀……”
几个青年人将汉子捆起来，绑在树上：“看你老不老实！”
村里围观的群众敢怒不敢言，只是用愤怒的眼睛瞪着几个年轻人。
就在这时，有一位穿戴整洁，颇具威严的长者在几个农民的引领下疾步走来。
“把人放下！”长者人未到，就高喝一声。
几个年轻人显然没有料到会有人干预，正待发火，但一看来人，却一个个愣了。
好一会儿，为首的青年人清醒过来，小心翼翼地问候长者：“何厅长，您老从省上回乡探亲呀……”
没容他把话讲完，这位被称为何厅长的老大人就劈头骂道：
“你们这帮混账东西，太不像话了！中央三令五申要密切党群关系，你们这几个东西哪里有点共产党干部的作风！”
为首的青年人挨了骂，心里不服，于是申辩道：“您老刚回来，还不了解基层复杂情况……”
老大人眼睛一瞪，又劈头骂道：
“混账！你不知道打人是犯法的吗？还不快把人放下！谁给你们权力，竟敢打骂群众？我倒要去问问你们的县委书记，还要把情况报告给省委。共产党的天下，不能叫你们这些狗东西败了！”
被拴在树上的汉子绳索刚被解开，就跌跌撞撞地跑过来，“嗵”的一声跪倒在老大人的脚下，连声喊道：“何厅长，您老要给乡亲们做主呀！”
为首的青年人见事不妙，便挥了挥手，带着人走了。
从人们七嘴八舌的诉苦中，我知道那几个青年人是乡政府的干部和雇来的“治安员”（群众称其为打手）。人们的发言很踊跃，吵吵嚷嚷的，连哭带喊，我听不清他们到底讲些什么。但是，我从人们的表情中看出了强烈的不满情绪。何厅长问群众为什么不把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