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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嵇康已是非死不可，可怜的是嵇康至死不悟。你再弹十首像《广陵散》这样旷古琴曲，甚至把司马昭感动得“三月不知肉味”，也不能改变他杀你的用心与决心了。《晋书》中“帝寻悟而恨焉”，只是那些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史学家给司马昭涂脂添彩的漂亮话而已。即使司马昭有悔恨的表示，也只是鳄鱼流眼泪、老虎拔佛珠，假慈悲而已，以拉拢一些士人，给人们一些好印象，在中华史书中留得万古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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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个人业余爱好是就是锻铁；正如<；3>；中所记载的那样。“炼铁”实则是“炼性”。嵇康是才识超众，博大精深，可谓全才。史书中称其“博览无不该通”是名副其实的。他对哲学、史学、文学、音乐、医药、农桑乃至冶炼术无所不通，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又能深究各门知识的底蕴。
嵇康的知识是从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的，又从理论上升到哲学层次。要说文学方面的才华，人们只要看看《与山巨源绝交书》这篇天下奇文便为之倾倒，想来也只有嵇康这等才俊之士才能写就；史学上的成就一看史论《管蔡论》，就足以为他独到的见解而叹服不已；音乐方面学养，拿他的《琴赋》为例，不仅对音乐有极细致精深的理解，而且将音乐上升到了“道”的境界，深得中国哲学的堂奥，更难能可贵，它将这一点发挥到极致，其音乐理论著作《声无哀乐论》有更明显的体现；而医药方面，嵇康关注生命本身，创立了生命科学，他的《养生》一篇历来得到文人雅士所称道；而农桑方面则写有《蚕赋》一篇留于世；至于冶炼方面就不用说，他就有锻铁的嗜好。可见，嵇康是一位全才，包容时代文化的全面尖端人物，当时士人中的代表者。
但是，他生不逢时。更可悲的是，他聪明到这个程度，已经明白自己不能容于“乱世”。为了全生，他只有韬光养晦，敛性纳垢。他的业余爱好“锻铁”，也不过是“炼性”而已。可以这么说：嵇康手下千锤百炼的不是铁，而是他那颗充满热度的心。
按常理说，嵇康也算够深沉含蓄，据《世说新语&；#8226；德行》篇中记载，“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可见，他炼性也炼到家了，俨然不管世事风云的世外高人。然而，嵇康的死也是跟炼铁这事有关，正所谓“善水者溺于水”。
这里必须引出一个历史人物——钟会，他是史书上定了性的头生疮脚流脓——坏透了的“种儿”。但是，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那就是他对嵇康这位大先生也十分地仰慕的。有一天，他邀请了一群贤隽之士，前往竹林去看望这位“竹林七贤”中的“大腕”。偏偏在那个时候，嵇康与向秀一起正埋头打着铁，热火朝天，专心致志，旁若无人。钟会一干人在一边站了许久，见嵇康毫无谈话的意思，感到很失面子，便准备开走。这时，嵇康才开口说，“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已经怀恨在心，这话摆明了有刺，把钟会看成奸细、走狗，不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听得这话时，钟会倒炼性到了家，讪讪地应付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钟会一回去，就对司马昭进谗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司马昭听钟会这么一说，岂不是杀嵇康之心愈坚？嵇康也真是太不知趣，自掘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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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家杀嵇康的借口说来也极有戏剧性的。不过，用中国的俗话来也是理所当然的，此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据《文选》李善注引干宝《晋书》所说，吕安的长兄吕巽，衣冠禽兽，垂涎吕安之妻的美色，用酒将她灌醉，然后奸污了她。丑行败露后，这个小人就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并串通好钟会，诬陷吕安与嵇康有对司马家不恭之辞。这样，吕安就被关进了监牢。嵇康因为朋友气谊，为吕安仗义执言，司马家好说歹说终于找到了一个治嵇康死罪的机会了，于是便有了嵇康赴刑场，三千太学生为嵇康请命，嵇康临死奏“广陵散”的历史场景。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机会难得，杀之而后快。
三千太学生真书生气太盛，未有司马昭政治家的雄才伟略。他们只认为嵇康只是庇护吕安而遭罪，罪不该死，只要大家委屈一下自己的膝盖，跪下来向司马昭求个情，也就死罪可免。
其实不然。让我们头脑冷静地分析一下这个案例，不难揭穿事实真相的。其实，嵇康这个“竹林七贤”中的大腕才是“主犯”。他并不是因朋友气谊，丢了小命，司马昭杀吕安目的就是为了杀他这个“*者”。表面上，嵇康为哥们气谊为吕安陪葬，死得有些屈；实际上，吕安才不明不白地成了这场“政治谋杀”的牺牲品。“司马昭之心”岂能吕安甚至嵇康辈所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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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一曲广陵散后，便乘鹤西去（一命呜呼），天下的所有文士更知趣了许多。就拿“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向秀、刘伶、阮咸、山涛、王戎）中的人物为例，阮籍他疯疯癫癫，啼笑皆非，处世能力比嵇康老到许多，好不容易得了个善终；阮籍的侄子阮咸则“处世不交人事”，“独善其身”到了过分的地步；而那个与嵇康一起锻铁的向秀也知趣多了，连悼念挚友嵇康的《思旧赋》也不敢淋漓尽致地抒写，刚短短几行开了头就急急煞了尾，最后，也只得向司马家低头认个错，保住了性命；至于刘伶则过着一种“垮掉的一代”式的生活，从他《酒德颂》一文可以知道他有多颓废，饮酒度日，过着“今夕不知何夕”的生活，尽管这样，他也是好不容易得到了善终；另外两个愿为司马家效犬马之劳的俗物王戎、山涛，就另当别论了。
文士与政治分离，有其幸也有其不幸之处。作为幸处，主要是中国的文化，魏晋风度就是中国文化的一次辉煌，因为这时文士的思想自由了，自我意识得到空前的觉醒，这样他们的文章也就出现对生命特别重视，他们追求自由飘逸，玄学应运而生也就有其现实的土壤了。就其不幸而言，那就是士人与政治的绝缘，缺乏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凝重感。
从此中原内乱不绝、外患不休，中国历史上一个长期分裂的时期也就开始了。
现代充满着泡沫与口涎——阅读诗人海子
他，一个孤独的诗魂，真正的诗歌烈士
——作者题记
海子（1964…1989），原名査海生，1964年3月生于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在农村长大。1979年15岁时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1983年自北大毕业后分配至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工作。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与龙家营之间的火车慢行道上卧轨自杀。
海子活了25岁，但他却是中国现代诗中一个灿烂的事实：他的诗成就了他的死，同样，他的死成就了他的诗。
海子的思想是纯洁的。但从物质的层面来考虑，海子是丑的。他矮小，干瘦，头发凌乱，衣着寒酸，甚至连公寓管理员都说他的宿舍常常有股馊味。海子又是极端贫穷的，他没有找到真正热爱的工作，没有争得生活中一席发展之地，这一切是由于他的偏颇，无法使人容忍造成的。在他的房间里，找不到电视机、录音机，甚至收音机。同时，他是一个没有情趣的人，不会跳舞，不会游泳，甚至不会骑自行车。然而，海子正是在贫穷、孤独、单调中进行着他诗意的创作。可以说，海子的纯洁直接导致了他的敏感、内向，单纯，很容易受伤。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的创作激情。
他在纯粹中，将激情完全地点燃。
海子为什么选择了“死”？为了成就他的诗，还是成就他的名声？海子死之前，留下这么一句：“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他的死是纯粹的死，是海子个人事件，是自我的涅槃与升华。其实，在我看来，海子死于一种分裂。肉体在火车轮下生硬的分裂，本身就寓意海子内心世界严重的分裂。
认真阅读过海子的诗歌，可以看出他诗歌创作出现了严重的分裂。1987年以后海子放弃了诗歌中的母性、水质的柔性的爱，迅速转向父性、火质的刚性之恨。他作为自然之子流露出的温柔，以及男性对爱的渴望，由于得不到回音，感到不胜的孤寂，于是返回到自身，开始对生命的自我质询，慢慢的进行自虐，进而到达了自戮的极致。
再者，纵观海子一生特别是他的诗歌生涯，他是孤独的。他面对的始终是自己，他唯一的快乐就是沉浸在自我虚拟的诗歌激情之中。但是，他是人，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他渴望的是人的情感、人的关怀。现实生活中，他没有婚姻关系，也没有社会关系。在他生命之中，始终没有一双温暖的手，呵护他纯洁、单薄的心灵，让他暖意地存留在这个世界。他所感受到只是孤独，排之不去的无尽的孤独。
海子的成份是农业之子，来自泥土，然而现代知识的熏陶、城市物质文明的诱惑，使得他和知识贫乏的父亲有了无可逾越的距离。当他从乡村中剥离了出来，进入诗人的阵营，渴望得到城市光芒的照耀，他却无法打入城市这个阵营，争得一席发展的空间。正是这种景况，海子开始充满柔情的自我质询：“我究竟是谁的儿子？”而在爱情方面，海子像常人一样渴望物质的富足，“我要有一所房子，春暖花开，面朝大海”，但是他贫穷，内向，单纯，完全不符合现代女性苛刻的要求。他性苦闷、知音难觅，这种孤凄深深的拓进了他的诗歌之中。这时，他又开始自我质询，“我究竟是谁的情人？”总之，他环顾四周，没有人，却被恐惧所攫住了。他孤独万分，无法忍受，最后神经质、痛苦而又无奈的称自己为“王”。其实，他心里清楚，“王”往往是孤家寡人。可见，海子的孤独是有深层次的原因。他彻底的属于“离异者”，从乡村到城市，从传统文明到西方文明，他处于其中，他不知怎样才能使自己成为“回归者”， “风雨无家，风雨兼程”渐渐把他逼进了“中间状态”之中，就像那个乌江边的西楚霸王一样，进退两难，最后一声长叹，选择自戮。
当初海子一个农业之子，来到了北京这座代表中国文化最宏伟的堡垒的城市，看到只是这里面充满了政治幻觉，充满了泡沫与口涎，充满渐渐的膨胀起来的欲望，却又那么的冠冕堂皇。在这座城市里，使海子越来越清晰自己是农业的儿子，来自于泥土。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的诗中充满“麦地”、“大海”、“黑夜”等符咒般温柔的意象。他这个纯洁的农业之子，想以此颠覆城市的浮华，返回到田园的宁静中去。然而，城市的欲望已经深深的侵蚀了他的灵魂，他也抵挡不住诱惑，渐渐陷入虚无之中。他昔日亲切的泥土，已经演变为“丰收后荒凉的大地”，渐渐荒芜。他深觉自己的分裂，不知自己究竟属于泥土？还是城市？但是，海子始终做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