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征求丞相、太尉等人的意见时，没想到周勃、灌婴以及御史大夫冯敬等一班朝廷重臣都是极力的反对，“皇上，此人年轻气盛，傲慢狂妄，专好沽名钓誉，一味好大喜功，满朝之人除了皇上他谁也看不起，大家因而也从心底里厌恶他，提升他为上卿，众人心里不服啊。”“皇上，此洛阳少年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不可重用啊。”
贾谊不喜和人交往刘恒是知道的，上次他提那个更改律法建议的时候，引起一片的议论声，刘恒也注意到了，但万万没想到问题如此严重，大家对他的看法是如此之糟，这是刘恒始料未及的。
贾谊太年轻了。刘恒这样想，他的学识虽然极高，资历却是太低，和这些饱经时世沧桑的老臣相比，贾谊确实也显得太过于稚嫩。不过，这仅仅只是个资历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历练这个问题就会自然而然的解决了。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老臣们对他的看法是如此的糟糕，他若再在朝廷里待下去对于他来说那是非常不利的，得想个办法保护一下这个后生。思来想去，刘恒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先暂时离开朝廷以避免和这些老谋深算的朝臣们发生直接冲突。几年以后，等他的资历略微深一些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不会小看他了，那时再为朝廷效力也不迟。
正好此时长沙国与南越国两国摩擦不断，年轻的长沙国王吴回又缺乏治国经验，急需一位有才学的先生辅导，于是，刘恒决定外派贾谊为长沙王太傅。
正准备大展宏图的贾谊突然之间接到了这样的调令，心中怎能不委屈？怎能不悲凄？上任的途中，路过汨罗江，在屈原投水处，他悲情万分地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吊屈原赋》，“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在这篇哀怨忧伤的赋中，虽然他名为吊屈原，其实是自比屈原，尽管如此，他多多少少地还是能理解一点刘恒让他离开朝廷的意思，因而他说“远浊世而自藏”，但他那不得其志的思想在此赋中还是表露无疑的，“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他在埋怨刘恒既然得到了骏马，为何又不使用，而把他当做犬羊一般的系绑住呢？
长沙气候潮湿，这对从小就生活在北方的贾谊来说是很难适应的，他在长沙日夜长吁短叹，自以为命不久矣，因而又写了一首《鵩鸟赋》，“……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
三年后，贾谊趁刘恒召见他的机会，诉说自己在长沙水土不服，刘恒又另拜他为梁怀王刘揖的太傅，刘揖是刘恒的小儿子，聪明伶俐，喜读书。
梁国在陕西汉中地区，这里的气候对贾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了。
贾谊虽然不在身边了，但贾谊所提的那些关于“勤农”的建议刘恒仍然非常重视，仍然在不断地深入贯彻着这些治国良策。
为了进一步鼓励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刘恒在高帝刘邦时已有的“三老”的基础上，按户口比例又设置了孝悌、力田等地方官吏，这些官吏大多都是从种地最好、德性最好的农民之中直接选拔的。他们参加乡村的日常行政管理，自然就会替农民说话的。
农民种地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以后，现有的耕地果然已不够种的了。于是，刘恒又下诏开放国有山林和土地资源，“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任民开垦。在当时生产、生活物资十分紧缺的情况下，这一政策不仅对农业发展很有好处，同时也刺激了副业产品的生产，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铸钱业以及采矿业也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刘恒对农民的优惠还体现在了他那一系列的轻徭薄赋的政策之中。
为了使农民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农田，刘恒部分地减轻了农民服徭役的负担，他把原来每人每年在郡或者县里充当更卒一个月改为三年一个月。
汉律规定，凡十七岁以上五十六岁以下的男子皆有服徭役的义务，其徭役有兵役和力役两种。
兵役分为正卒和戎卒，每人一生中须到京师服役一年，这叫正卒。每人一生中还须再到边疆戍守一年，这叫戍卒。不去服兵役的可以缴钱，由官府雇人代役。代役钱数太大，一般老百姓都是自己去服役。
力役也叫更卒，更卒的主要任务是治河开渠、筑路架桥、修城建堡等等。每人每年须在本郡或本县服力役一个月。亲身服力役的叫做“践更”，出钱雇人代做力役的叫做“过更”。过更每人每年出钱三百。
由每一年一个月的力役改为每三年一个月，老百姓的负担一下子降低了三倍之多。
以上是他的轻徭，下面还有薄赋。
汉代的赋税中，除了农田赋税外，还有人口赋税，人口赋税包括口赋和算赋。汉初规定，七岁至十四岁，每人每年交口赋二十钱。十五岁至五十六岁，每人每年交算赋一百二十钱。刘恒登基十年以后将口赋减为七岁至十四岁每人每年交十钱，算赋减为十五岁至五十六岁每人每年交四十钱。
口赋降了一倍，算赋降了三倍。农民们把这省下来的钱一部分用于生活，一部分投入到了农田，农业的发展从此便步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由于这一系列勤农政策的有力实施，百姓的生活渐渐地变好了，国家和民间的储粮也在渐渐增多，社会经济逐步的繁荣了起来。
在此基础上，刘恒于前元十二年（公元前一百六十八年）又第二次把农田税由十五税一降为三十税一。
刘恒在登基后的第二年（公元前一百七十八年）曾一度把农田税由十五税一降为三十税一，后来因为当时的条件不成熟，第二年又恢复为十五税一。
这次降为三十税一以后，老百姓自然还是一如既往的欢迎，就是那些政府官员们也不再叫苦连天了。这说明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工商业的发展已足以能够承担国家的正常开支了。
三十税一的税率应该说已经是很低的了，但刘恒仍然觉得农民辛苦，他觉得农民面朝黄土背朝青天，经年累月在农田辛勤劳作，让农民交税就是把他们与商人等同看待，农业为天下之本，亏待了农民就是本末倒置。于是，刘恒决定在农田税第二次降为三十税一后的下一年彻底免除农田之税。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免除农田税的人他是这样说的：“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毋以异。其于勤身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一百六十七年。
从此时起直到刘恒去世，农民免交田租赋税长达十二之久。
景帝刘启即位后，于公元前一百五十五年又恢复农田税率为三十税一。
武帝刘彻即位后，农田税又变为十五税一，继而是十税一，又恢复到了秦朝时的水平，老百姓的好日子从此也终于到头了。
第十一回 周勃挂印就国 刘长袒胸请罪
当年平定吕祸之时，周勃在北军振臂一呼，士兵们纷纷袒左臂响应，吕氏集团顷刻间土崩瓦解。这也正印证了刘邦的那句话，“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此人也。”
这位四朝###自从跟随刘邦走出沛县以后，出生入死，一生积战功无数，因而在刘邦时期就已荣任为太尉。但是其人虽忠勇可靠，却也时常耍弄一些小聪明，可以这样说，他是属于那种比较典型的大忠小奸之人。
吕祸平定以后，刘恒应众大臣的邀请从代国来京城即天子位。在渭桥边，众大臣们全都是以一副恭恭敬敬的神态迎接刘恒，只有他周勃一人要求单独同刘恒密谈，他无非就是想利用刘恒初来乍到的机会，通过这一特殊的举动取得在朝中特殊的地位，可惜他的计谋当时未能得逞，警觉的宋昌当场就阻止了他的这一非正常的要求。
仁慈宽厚的刘恒并没有把周勃的这一异常举动当回事儿，他即位以后还是重用了这位平定吕祸的特大功臣，对他处处礼敬有加，周勃也因此在朝中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尊贵无比的地位。可惜的是，由于他的文化基础太差，平时又不爱学习，这就直接导致了他的个人文化修养与位高权重的丞相身份的极不协调，到后来，他身上的很多毛病就渐渐地显露了出来。
周勃主要有两个小毛病，一是喜欢嫉妒人。他最嫉妒的就是那些有文化的人，谁的文化程度越高，谁遭受到他的嫉妒也就越厉害，贾谊就是一例。
再一个毛病就是喜欢给人许愿。许了愿又迟迟办不成事，自然就会得罪人。刘章、刘兴居兄弟俩就是由于轻信了他的许诺，后来又与他反目成仇的。
吕氏家族被剿灭以后，刘章、刘兴居看上了吕产、吕禄的封地梁国和赵国。二人贽着厚礼来拜见周勃，他俩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老丞相，请求他在适当的时候向皇上提一提这件事，周勃非常痛快地应允了下来，“你二人贵为帝胄，且在铲除吕祸之时还立有大功，这个要求不为过分，老夫定会奏明圣上，满足你们的愿望。”
若要得到这两个封国，则须先由目前的侯爵晋升为藩王才成（刘章此时为朱虚侯，刘兴居为东牟侯），二人明白此事非同小可，但既然老丞相这么痛快地答应了，说明他对办成此事还是很有把握的，那就耐心的等待吧，刘章兄弟俩从此便进入了漫长的等待期，等啊等啊，苦苦等了一年有余。终于有一天结果出来了，出乎他俩意外的是，梁国和赵国的新国王不是他们。梁国的新国王为刘揖，赵国的国王为刘遂，刘遂乃原赵国国王刘友之子（吕雉所害的“三赵王”里面就有刘友）。
没想到苦苦等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刘章兄弟俩极度失望，后来他们又经过多方打听，关于此次封王，刘恒还曾经征求过周勃的意见，周勃根本就没有为他兄弟俩有任何只言片语的进言，这兄弟俩恼怒了，他们上街专门买了一只不会说话的鹦鹉，派人送到了丞相府邸。
周勃看到这只鹦鹉后，不明白刘章兄弟的意思，因而也就没有任何的反应，原来他早就把当时的那个许诺给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刘章兄弟俩见周勃没有回应，以为这是周勃的傲慢，二人更加的怒不可遏，他们找上了门，准备兴师问罪，当周勃弄清了二人此次勇闯相府的目的后，哈哈大笑道，“刚才看到二位进门时的那副尊容，把老夫吓了一跳，原来二位是为了这件事啊，怪老夫健忘，把这么重大的事都给忘干净了，实在对不起了。二位放心，老夫定会将功补过，定会给你们二位各谋划一处让你们满意的封地。”
老丞相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二人自然再也无话可说，只好将信将疑地回家再次等待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朝廷又新封了三个王，这次终于有刘章兄弟俩的名字了，但是他们得到的封地却让他们大失所望。刘章封的是城阳王，刘兴居封的是济北王，城阳、济北这两个地方比起梁、赵二地来说那要小的很多，而且这两个地方还是从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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