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与不断奋斗。苦难与贫穷仍是乡村的基调，但这些却并非是压倒性的，它们只是生活的因素与组成，最终造就出的是充满温暖与感念的生命存在。
因为“仰视”，我们体味到了乡村生命的丰富、细腻与博大，这是一种绵延的，属于乡村地层之下的情感。由此，也看到了一个民族生存的基本单元——家庭——如何从无到有，从一棵树苗长成为参天大树，它的空气、土壤与水是爱、信念与努力。作者以“已”之经验，写出了民族成长之奥秘。一个民族，或生命个体的信念、精神、气质的基础从哪里来？家庭。家庭所生成的力量，所凝聚起来的爱可以超越一切。在《我与父辈》中，家庭是庇护所，是坚韧、爱、奉献、谦让的基本象征，正是这样的一个个“家庭”，形成民族的整体，并绵延生长为一种性格与内核。如作者所言，“父亲”、“大伯”就是家里的领头羊，对家的爱与维持使得个体的成长有了庇护，情感获得依托，这些超越了物质的艰难与贫乏，成为民族最深层的东西。有关它的种种经验与情感方式是一个经历过极端贫穷的民族生存下去的最基本精神形式，是最纯粹的本土经验。阎连科在不自觉中将自己的创作，与民族传统、本土经验和乡村存在形态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正是在此意义上，作者写出了自己的“忏悔”，这是父辈情感教育的自然薰化。
同样，因为这“仰视”，作者也意外地发掘出长期以来被我们的文学与社会忽略的东西，让我们看到了乡村的历史命运及情感立场。那一场“上山下乡”运动，在知青文学那里，是苦难人生或血色浪漫，并成为批判荒谬政治文化与启蒙乡村的基本起点，但是，当这一“苦难”、“启蒙”与一个乡村少年眼睛中的渴望相撞时，却变得有些伪饰且言不及意。历史的被遮蔽与文学史叙述的缝隙被暴露无疑。它却是一场变相的掠夺，让乡村再次成为供“外来者”索取成长的材料与血液，并且承受着区别对待的命运。那一场著名的越南自卫反击战，塑造无数的英雄，但对于家庭来说，却是灾难降临。弟弟铁成入伍在部队自杀，却被轻描淡写搪塞过去，大伯没有追究，并非因为“麻木”，而是一个老农朴素的善良及对死去儿子的爱。对于四叔这样城市的“一头沉”工人，最终经历的却是无“家”可归的悲剧。城市没有容身之地，而乡村已然陌生，四叔的“失落”是中国特殊体制下的悲凉人生。大伯晚年的嗜赌与几次自杀，与早年过于辛苦的劳作，与儿女接连的非正常死亡，与不断奋斗但却总是没有收获的苦难一生相关，它不是乡村道德的溃败与缺失，而是苦难无以承受后的压抑与挣扎，这正是文章最让人心痛的地方。乡村，并不“麻木”，也不“沉默”，让它们“麻木”与“沉默”的是我们的眼睛与那被遗忘了的情感。
“我爱在雪花飘飞的 不眠之夜，/把已死去或尚存的亲人珍念，/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我愿意感情的激流溢于心田，/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忆起穆旦诗《冬》中的这一段，不禁潸然泪下。此时，窗外没有“雪花纷飞”，却是青葱的初夏，有紫色的藤花与雪白的槐花在睛空中怒放，生命正以最耀眼最灿烂的姿态向我们昭示它的存在。生命在不断消逝，“父亲”、“大伯”、“四叔”、“铁成”、“连云”们已经去了，重归尘土，重回“地下”，但生命仍在继续，后来者唯有通过紫藤怒放时的“凝视”或雪花纷飞时的“珍念”进入逝者的灵魂之中，使他们长存心间，并由此获得生的信念与力量。人类就是这样一代代生生不息，卑微而伟大。我想，这正是《我与父辈》之于我们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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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父辈》：其他评论
勿庸讳言，较之时下恣肆泛滥的快餐文字，本书无疑是非五十年沉淀而不得的浓醇佳酿。阎连科回望生养于斯的故乡黄土，回望同一时空下交错连接的先辈之情，在母语文化年深日久的浸染下，不惜生命、脑汁、心血，倾情酿造了对这一语系的反哺与彰显。其用心之苦，用情之深，用力之巨，其对汉字的笃信、虔诚和敬畏，令我们一睹了什么是高度负责和面对历史的写作。父辈的勤勉、隐忍、克己和无私，注解了以农耕文明发轫的华夏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兴盛基因和图腾密码。书中对人生的分合聚散，对生命的流转递进，有着近于宗教般的解读和诠释。
——辽宁读者张国增
……
时光虚度，转眼已过天命之年；
华年不在，弹指已是三代同堂。
在看到阎连科的这部《我与父辈》之后，才发现自己竟从未静心思考过已过的光阴——曾经怀揣梦想而勤奋少年，如今已是鬓角染霜。可能和作者是同乡人，亦是同龄人的缘故，书中的很多环境、场景，甚至经历的年代和发生的种种，仿佛就是自己的经历，尤其是文中无处不在的、浓的化不开的乡音、乡情更让我感同身受。也许，现在是该想想自己这五十几年的时候了…… ——河南读者杨戊辰
………
阎连科长篇散文《我与父辈》（《钟山》2009年第2期），是《钟山》推出的“个人史”系列的最新文本。在因天灾人祸造成的那些苦难年代，在贫穷的乡村，我与父亲、大伯、四叔等父辈的故事，默默上演。大历史退到幕后似有似无，个人、家庭的心理遭际、情感煎熬、灵肉沧桑成为主体。自然灾害造成田野荒芜，可以计算减产、歉收数额；天灾人祸造成的心田荒芜呢？疼痛、苦涩、哀绝、恐惧、幻灭、绝望、悔恨、颓废……这些负面的情感成了多个历史时期的日常情感，是潜在的巨大的历史“软成本”，却往往被人忽略了——每次历史事件过后，人们习惯于统计伤亡人数、经济损失，体量巨大的民间疾苦失去了具体性，最终只能湮没无闻。大历史叙述对个人情感的忽视必然使人道主义成为单性人道主义，有断子绝孙的危险《钟山》的“个人史”叙事就是要找到并保持这些具体性，实行对历史的情感成本多点的不间断的有效存盘。伤疤好了痛不能忘；前痛不忘，后事之师。
——《钟山》贾梦玮
前面几句
2007年的10月1日里，这个国家正忙着普天同庆，欢乐像泛滥的水灾湮没着大城小镇时，我一连接了几个电话，催我尽力快赶地奔回我的老家去，说我69岁的四叔不在了，一猛间离开人世了。到这时，在我匆忙着从北京赶往河南嵩县奔丧那一刻，我惊冷地意识到，在我父亲这一辈，他们亲弟兄三个，叔伯弟兄是四个，除了我的一个堂叔还健在，可父亲他们亲的弟兄三个人，终是都丢下这世界，丢下我们这些晚辈们，不管不顾地离开尘世，到另外一个界地求着清静去了。
至来日的深夜里，我跪在一架白色的灵棚内，守着四叔和棺材，外面月明星稀，风微树平，整个村落似乎因为我四叔的不在也都止了呼吸样。就在这极度的宁静里，没有睡着的一个妹妹去我四叔面前换了将燃尽的香，回来到我面前有些难为情地说：“连科哥，你写了那么多的书，为什么不写写我们家里的事情呢？”
说：“现在父辈都已不在了，你就写写他们弟兄三个嘛。”
说：“也写写你自己——你的小时候。”
那当儿，我没有立刻回答妹妹的话，可我隐隐感觉到，似乎我的写作是一件与他们无关的事，是与这隅世界无关紧要的。也就在这一刻，我对我的写作感到了歉疚和不安。觉得我必须为他们——我的父辈和我老家的兄弟姐妹、侄男甥女们写些什么了。哪怕写得并不好，可却只要是他们关心的。我萦萦思索，日想夜问，去追究我父辈们的人生和命运，去追究我的少年和童年，去查找那段岁月中的痕迹和落尘，终于就在某一瞬间里，明白了父辈们在他们的一生里，所有的辛劳和努力，所有的不幸和温暖，原来都是为了活着和活着中的柴米与油盐，生老和病死；是为了柴米油盐中的甘甘苦苦与生老病死中的挣扎和苦痛。这样儿，我便一路忖忖地想下去，决定了单就写写他们的柴米油盐去，写写他们的生老病死去。因为他们活着，本就是为了柴米油盐的，为了生老病死的。那就写写柴米油盐的人生吧。仔细地琢磨和思忖，他们那时活在世界上是为了柴米和油盐，而今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又有谁不是为了这些呢？谁能逃脱柴米油盐和生老病死的命运呢？柴米与油盐，生老与病死，这才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来之缘由，去之根本哦。
舍此，我们还能逃避和躲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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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学（1）
年代存在，是因着记忆。有的年代过去了，有刀凿之痕；有的年代，平淡无奇，如飘浮流云，风来雨去，了无迹痕，只留一些味道在其中。
宛若我不知道我的出生年月样，也不知道我是何年何月开始读的书。家在中原的一个偏穷村落里，父母计时，一般都依着农历序法，偶然说到年月公元，村人们也都要愣怔半晌。在中国的乡村，时间如同从日历上撕下的废纸。之所以有着时间，是因着某些事件。事件是年代的标记，如同老人脸上的皱折标刻的岁月。
之所以有着那一年的存在，是缘于那年我与二姐一道到村头庙里读书的因由。
那一年，由一升二的考试，我的语文是61分，算术62分。60分及格升级，这个分数，便如一蹴而就的力气，幸运地把我推过了升级的门槛。可这个分数，让我感到稍嫌羞涩和不安，感到难以面对父母和村人。我隐隐有些明白，我的分数偏低，是因了同班二姐的分数有些偏高。她的语文和算术，都在八十几分间。你们试想，倘是她的分数比我的还要低，我的分数也就自然会显山露水，突出高的端倪了。
事实正是这理儿，没有姐的高分，自是不显弟的低分。
我开始嫉恨二姐。
开始到父母面前，仰仗兄弟姐妹的排行，以我的最小之势，说些二姐的坏话。开始把她的东西，藏将起来，让她以为丢了，四处翻天找地。直到父母急得骂她，她也开始哭泣，我再做出替她着急的样儿，从哪儿把那东西猛地找将出来了。
二年级的开学之前，是个寒冬天。正月。过了十五。她的书包丢了，找得大汗淋漓，母亲差一点就要打她，我便从她的床头费尽心机又轻而易举地替她找了出来。望着那书包，二姐开始怀疑我，可又确无证据，最后我们姐弟经过相争相吵，她只好给了我一毛钱，作为了一种无奈的谢意。
我用那一毛钱，上街买了一个烧饼。直到今天回味那烧饼的味道，它还依然香味弥漫，美得让我无以言说。
然而烧饼虽香，可终于还是又要读书。我担心二年级时，仍与二姐同班，那会给我的学习带来莫名的压力。为此，开学那日，我迟迟地不往学校迈步。在学校外边磨蹭得天长地久，如一个害怕对方而不敢登台的懦弱的拳手，磨蹭在拳台下边等候着意外和侥幸的发生。
也就果然。
那天上午，日光明明丽丽，照着冬后的残雪，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世界的光亮。老师和学生们，扫了校园的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