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的得到与失去而莫名惆怅，都会在《哀乐人生》的跌宕起伏中心怀激荡。这两种共鸣让我相信，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在电影和经济间架起一条桥梁，让观影者放飞经济畅想，让分裂的经济世界不再孤单，让知识霸权不再化为危机之殇。
当然，本书可能远远称不上一次完美的尝试。虽然本书提及了48部精彩电影，但很多我喜欢的伟大电影，并没有被写进书中，因为这毕竟是一本取材严谨的经济书，90％的内容与电影无关；虽然本书40篇文章对经济思想、全球经济、中国经济、美国经济、欧日经济、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的经典理论和最新事件均有所涉猎，但很多我乐于分享的经济分析，并没有被收进书里，因为这毕竟是一本就着电影品经济的随笔集，10％的内容与经济无关。
其实，我真正担忧的，并不是10％的电影部分不够小资，也不是90％的经济部分不够深邃。而是在探寻和书写思想共鸣的过程中，理解得不够深，表达得不够浅。不过我还是希望，这种影观经济的尝试能够给读者带来些许脑力激荡、点滴心灵共鸣、几分经济情趣。
打开电影看经济，光影斑驳，人世浮沉，几多经济事，尽付笑谈中。
写完本书，其实说到底，我既不意在电影，也不意在经济，而是希望读者能明白，万物皆可知。这个世界，表象再怎么复杂，其内在都是能够被理解的。再美丽的电影，再玄妙的经济，再精致的共鸣，都永远不能代替个体的思考。
程实
2013年2月16日于北京陋室
第一幕经济思想——叛逆与突破
《盗梦空间》与亚当斯密
《盗梦空间》和《盗梦侦探》的经济启示：经济时代的转变就像梦境转变一样，充满动荡，暗藏玄机，遍布风险；自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就喜爱稳定、厌恶失衡，但不稳定的结束未必是稳定的开始，多元化并非内生稳定，多元时代仍需政策搭配。
歌德说：“错误同真理的关系，就像睡梦同清醒的关系一样，一个人从错误中醒来，就会以新的力量走向真理。”令人遗憾却又发人深省的是，走向真理，并不意味着到达真理；从睡梦中醒来，更不意味着走出混沌。2010年大名鼎鼎的美国动作电影《盗梦空间》，及其致敬的2006年鲜为人知的日本动画电影《盗梦侦探》都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另类的可能：梦境是可以嵌套的，虚幻是可以堆叠的，梦境的破碎往往并不必然对应着真实的重建，而是梦境的再生和虚幻的复制。
伟大电影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构建了斑驳绚丽的光影世界，更在于映射了复杂曲折的现实万象。人类的货币史就像是层层嵌套的盗梦空间，每一次“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都带着崩溃的刺痛将人类从一重梦境的虚幻和错误中唤醒，又带着隐晦的狡诈将人类抛向另一重潜藏的风险和错误的梦境。而人类的短视和自负恰恰体现在梦境的穿梭之中，对登出世界的不稳定记忆犹新，却对登入世界的不稳定视若无睹，如此的傲慢和偏见正是人类从一个错误走向另一个错误、从一场危机走向另一场危机的根源所在。
促成人类货币史第一次“梦境转换”的刺激式危机是“大萧条”。大萧条之前，源自亚当斯密的古典主义自由思想在西方世界深入人心，大萧条爆发后，全球性的“市场失灵”让整个经济世界在恐慌、猜忌、纷争中乱成一团，并迅速走向多米诺骨牌式的连环崩溃。痛彻心扉的衰退将国际货币体系从危机前的“纯粹自由主义的失序时代”带入危机后的“霸权时代”。在梦境转化初期，乃至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坚信，群龙无首的失序是不稳定的，而霸权则能带来稳定。就像“霸权稳定论”（thetheoryofhegemonicstability）创始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自由派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在其名著《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中所指出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历史的主要教训是，世界经济想要稳定，就必须有个稳定者，有一个稳定者”；而国际学者吉尔平的观点则更具代表性，“国际自由经济的存在少不了要有一个霸主，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个占主宰地位的自由强国，国际经济合作极难实现或维持，冲突将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在第一次梦境转换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在全球经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力量也的确对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持国际金融秩序稳定起到了较大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改变和美国对自身超然地位的滥用，霸权的稳定力量日渐式微，霸权时代的梦境空间再一次变得脆弱不堪。
于是，正如我们现下经历的历史一般，百年难遇的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正引导着人类货币史的第二次“梦境转换”，将沉迷于透支增长的人类从“霸权时代”带入一个崭新的“多元时代”。在市场冲击和各界热议的熏陶下，人们对霸权时代的不稳定性熟稔于心，对朝向多元时代的转换态势也心知肚明，自然而然的，对多元时代的向往和期许也如影随形。正是这种危机中的盲从和轻信，带来了另一个不易察觉的新误解——多元是内生稳定的。
从哲学的角度剖析，这种误解的产生源自危机冲击下唯物与唯心的交错、缠杂和碰撞。危机带来的伤害如此痛入骨髓，以至于人们从主观意识上自发认为，霸权是“坏”的，而即将取而代之、孕育着希望的多元则是“好”的，“好”的自然也就是稳定的。这种唯心的主观论调实际上忽略了关键性的一点：从霸权时代走向多元时代，并不是因为“好”的事物必然将取代“坏”的事物，而是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发展的大势所趋决定了货币史的梦境轮转。
抛却主观价值判断，站在客观的立场分析，多元并不是内生稳定的，多元时代的不确定性甚至大大超出霸权时代，而多元时代政策协调的必要性也是远远大于霸权时代。一方面，从短期看，国际金融秩序从霸权时代转向多元时代的引爆点是金融危机，而危机的救助、化解和平复迫切需要更强、更有力的区域性和全球性两个层面的政策协调。在霸权时代，危机救助这种政策领域内的“公共产品”往往是由霸权国家所提供，但2008—2013年的金融危机之所以与众不同，恰恰正是因为危机核心始终在发达国家内部轮转，从美国到欧洲，前后两个危机震心所在的强势经济体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应接不暇之余很难向彼此伸出援手。而尽管媒体热衷于炒作“新兴市场拯救发达国家”，但实事求是地看，新兴市场既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救助体量远大于己的美欧，也无法回避自身并未同全球经济“脱钩”的现实，其增长“失速”和起飞“着陆”已然令其置身于周期性回落的忧患之中。接踵而至的危机、广泛传染的风险、霸权国家的危难和新兴市场的困境交织在一起，使得任何单一政策行动都变得无力而又危险，而全球范围内政策目标、政策手段、政策效应的主动或被动协调则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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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从长期看，国际金融秩序从霸权时代转向多元时代的物质基础是全球经济多元化，多元化的另一面则是差异化，差异化的复苏意味着差异化的政策需求，而差异化的政策需求比之以往更需要全球层面的政策协调。风物长宜放眼量，即便是百年难遇的危机也仅仅是历史梦境转换的引爆器，其自身也终将变成逝去的历史。步入长期的后危机时代，危机时代的“基本面趋同效应”和“政策协同效应”将逐渐缩小并消失，自然禀赋、制度特征、增长模式、历史沿革和风险结构的内在差异将使得全球经济呈现出“和而不同”的差异性特征。不仅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速差异一如既往，而且两大集团内部的分化也更趋明显。在发达市场内部，美国经济的复苏韧性和增长质量高于欧洲和日本；在新兴市场内部，“金砖五国”的复苏力度要高于其他国家，亚洲新兴市场的复苏力度要高于中东欧、非洲和南美新兴市场，中国和印度的复苏稳定性则要高于同为“金砖五国”的俄罗斯、巴西和南非。复苏差异性的波动加大导致复苏利益争夺更趋剧烈，全球政策博弈更趋复杂，各国综合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产业政策和结构调整政策保护本国经济利益并增强自身竞争力的内生欲望和实际能力不断增强。多元中的各个“元”在个体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更容易产生彼此矛盾、冲突并于整体利益不利的政策博弈结构，如果没有更广泛、更有力、更紧密的政策协调，那么博弈将自发地把全球经济从基本面上的“和而不同”导向政策面上的“以邻为壑”，最终引致一个集体非理性的尴尬结局。
概而言之，次贷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引爆了人类货币史从“霸权时代”向“多元时代”的第二次梦境转换。在这一虚虚实实的时代变迁过程中，人们很容易唯心地高估多元时代的内生稳定性。实际上，从梦境转换的引爆因素和物质基础两个方面深层次分析，多元时代并不是内生稳定的，其蕴藏的不确定性甚至更多，而霸权时代“霸权国引领—非霸权国跟随”的政策自发协调机制也将彻底失灵。自亚当斯密开启了经济学的现代化以来，经济稳定一直是人类追求的目标，稳定既然无法内生，就只能外生，只有通过更具规模、更具效力的政策协调才有望实现多元时代的经济、金融稳定。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全球政策协调的改进？方向有五个。
其一，改进全球政策协调首先需要接受全球“不协调”的客观潮流，放弃对“单极”稳定的无谓期盼。之所以全球政策协调举步维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习惯于霸权时代“跟随式协调”的国家并未真正认识到基本面“不协调”的趋势性和政策协调的重要性。从根本上看，全球经济多元化和差异化的本质属性是新时期全球政治发展趋势的经济映射。正如亨廷顿博士在其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言：“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文明的冲突引致经济的差异，这种差异本身既是不可回避的，也是不可根治的，唯有协调方可引致稳定。但值得强调的是，协调仅仅是协调，并不意味着全球政策的统一制定。无论是对重启金本位的莫名期许，还是对单一超主权国际机构或国际货币的美丽憧憬，都是不切实际的。历史从不倒退，任何本质上重新回归“单极”的选择都将被经济、政治多元化的历史洪流冲垮。
其二，改进全球政策协调需要减轻甚至消除全球范围内的“信息不对称”，避免走入政策博弈的囚徒困境。博弈论的经典理论案例很直白地表明，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不同决策者彼此分割的政策选择将引致“你死我亡”的劣质博弈均衡，个体理性不可避免地导致集体非理性。2011年则提供了一个鲜活的现实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