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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与人祸（2）
这是2003年出版的《地理思维：亚洲人和西方人有何不同》一书所收录的许多调研案例之一。显然，本章开头谈到的香港媒体评论员见解错误，因为他们无视文化心理学方面的差别——中国人紧张不安，完全是因为他们一贯从人与人的关系背景考虑事件的原因（韩国人的反应也大致上与此相同），而美国人的冷静根本不是由于他们性格坚强和自信，而是因为他们只从个人性格出发考虑原因。这本书的作者理查德·尼斯贝特是一位杰出的社会心理学教授，安阿伯市的密歇根大学文化与认识研究计划两主任之一。他一直在美国和亚洲为传统的“国民性格研究”进行直接实验，从而提供这样的信息：人的认知并不是处处相同的；亚洲人和西方人几千年来保持了很不相同的思维体系，而这些差别是可以从科学上加以衡量和从文化上加以解释的。他写这本书是要回答如下问题：人的性格真是“硬件”吗？人类所有群体都是以相同方式感知和推理吗？我们都体验过的差别模式是使用不同的“工具”来认识世界的结果吗？
　　尼斯贝特的实验室测试表明，像上述例子中那样的认知事物原因方面的差别不仅存在于对人类行为的解释之中，而且还存在于对动物行为以及物质世界因果关系的解释之中。他发现对事物原因认知的差别反映出中国人和美国人注意力的差别。虽然这两种文化在“人格特征”的理念上没有重大区别，但西方人更多地依靠用个人性情来解释事物的原因，因为他们较少注意环境因素和认识环境因素对于行为的相关意义。
　　这种所谓的“基本归因错误”反映出一个事实，即西方人易于注意“静物”而忽视背景。在亚洲和美国对历史教学方式进行的调研表明，美国历史教师通常是从结局讲起，而较少解释其来龙去脉的起因或催化因素。通常不是按“因果”顺序讲而是按“果因”顺序讲，很少按编年史顺序，喜欢从结果回头作推理或“目标导向”推理。尼斯贝特认为目标导向或先谈结果再谈原因的模式是表现出西方人的“个人主导”特性，即喜爱个人有行动的自由以及个人能控制自己的行动。“预言事件”的测试表明，参加测试的美国人较少可能陷入“后见之明谬误”，当预言被证明错误时也较少惊讶。这是因为他们习惯了存在于各种潜在结果的“直接因果模式”，西方人在科学方面的成就以及在原因分析中“难以辨正”的错误的倾向来自同一源泉，即注重目标及其性质，而不是注重背景。
　　尼斯贝特特别谈到“思想西移”：西方人对独立（对象）和依存（背景）的认识并不是铁板一块；从巴比伦人到古以色列人、希腊人、罗马人、意大利人，再到德意志的宗教改革，英国的亚文化加尔文主义，直到美国，“一个国家位置愈是往西，总的说来也愈加强调独立的价值。此外，欧洲这些文化的差别也反映于它们各自在美国的亚文化继承者之间……在接受我们调研的美国人当中，白人新教徒行为模式最‘西方’，而天主教徒和少数种族群体，包括非洲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美国人，则或多或少接近于‘东方’模式。”①他们先辈的学术思想史也恰恰显示出同样的模式。全景式的社会思想主要是产自欧洲大陆，而很少是产自英美。英美哲学家忙于原子论或语言分析，而欧洲大陆哲学家则推出了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产自德国，社会学创始者是法国人奥古斯特·孔德，而最有影响力的则是德国人马克斯·韦伯。　。　想看书来

人权与人祸（3）
尼斯贝特说，在一次“变化的性质”的测试中，参加者在图表上表现出正加速变化和负加速变化的趋势，结果美国人比中国人（华人）更多地预见到变化趋势，尤其是正加速变化的趋势。美国人线性思维优于循环思维，这看来符合西方人长期以来的创作，即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清教教义，到震颤派和摩门教，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到美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直到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些都不同于中国人的信念，即完美的世界存在于某种过去的模式，而未来只是在更高的水平上重复这一模式（请注意对于中国人来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用于夺取政权的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一种文化信念体系）。西方人的上述种种乌托邦思想都有共同的特点：线性进步，实行后即长存，依靠人的努力而不是靠命运或神的干预，对人性持平等和极端假定。
　　在中层经理人员参加的与就业相关的调研中，90％的西方人希望自己的工作岗位能鼓励个人发挥积极性和实现个人的奋斗目标，而50％以上的亚洲人希望自己的工作岗位是人人团结互助，谁也不争强好胜突出个人。90％以上的西方人认为自己的职位是有一定期限的，而持同样观点的亚洲人只占40％。60％以上的西方人反对职位高低与年龄挂钩，60％以上的亚洲人对此没有意见。在考虑解雇时是否应顾及以往的业绩，75％以上的西方人认为一个人现在表现不好就该解雇，持此观点的亚洲人只占20％。参加测试的一些欧洲人得分是介于美国人和亚洲人之间，这又是“思想西移”的一个表现。
　　有一道问题是“熊猫、猴子、香蕉”这三者当中，哪两种关系较紧密？尼斯贝特发现，美国学生明显地倾向于“生物分类学”（熊猫和猴子都是动物），而中国学生倾向于“主体关系”（猴子吃香蕉）。在另外一次对美国儿童和中国儿童的测试中也出现同样的差别。尼斯贝特认为这种感知和推理上的差别一定是与社会化因素有关。美国孩子学名词比学动词容易，因为动词意味着关系，活动性强，而名词一般是惰性的。
　　然而发展心理语言学家们发现，东亚的儿童跟西方儿童不一样，学名词和动词的效率是一样的。亚洲母亲教幼童识字往往是从社会生活常规教起，而美国母亲则往往从名词教起。在英语中，表示一个东西或一类东西是靠词形变化，例如“a　duck”，“the　duck”，“the　ducks”，“ducks”。在汉语中，这些区分是靠上下文和事实提示语来表达，属类区分通常晚一点再学。
　　英语是“突出主题”，汉语则是“突出论题”。例如，问客人要不要再来一点茶，英语是说“More　tea？”突出的是“茶”。汉语则是说“再喝一点？”突出的是“喝”。在西方传统中，物体被认为是其种属的抽象属性组成的实体。对于这些稳定的实体，其行为可作线性预言，而不受环境因素左右。支配物体的规律是可以学习到的，因此这些物体的行为是可以控制的。在东方传统中，物体被认为是具有具体的属性，这些属性与环境相互作用而产生行为。抽象的属性并不是常在的（如抽象意义上的西方民主），并不反映现实，而只是表明一特定物体的一种特点。环境敏感性说明物体以及物体与物体的关系是复杂的，不那么好控制。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人权与人祸（4）
以下两类成语，哪一类更有意义？“半块面包总比没有面包强”和“一人对大伙非输不可”，或者“谦虚过了头就是半骄傲”和“要当心的是你的朋友，倒不是你的敌人”？尼斯贝特的调研表明，中国学生更喜欢那些看来似有矛盾的成语，而美国学生更喜欢成语直截了当。犹太人的意第绪语后来被用来再作测试，以免人们对熟悉的成语有偏见，但测试结果相同。
　　尼斯贝特认为，中国人喜欢用矛盾表达成语，表明中国人传统思维的辩证风格看重的是如何超越于冲突之上，找出冲突每一方的道理。这反映出一种信念，即处境总在变化，对立面相辅相成，以及一种相互依存的总体论观点。既然至理的反面亦为理，思想的基本信条就是寻求中庸之道。它也远不像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正题—反题—合题”思路那样咄咄逼人，因为努力的目的是承认和超越矛盾，而不是消除矛盾。它肯定不同于西方的一些逻辑定律，包括“同一律”（一个东西就是它自身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即“跨环境一致性”——西方人认定民主就是民主，不应有什么中国特色的民主）和“不矛盾律”（一个命题不可能是在抽象和具体意义上既正确又错误）。
　　尼斯贝特提醒说，以上这些概括并不是适用于每种文化的所有成员，因为那些成员之间还有差异，其差别通常还很大。在东亚，有人发现日本人与自己直系亲属的交往较少，为公司效力较多。中国人和日本人受到的社会约束均多于西方人，但中国人受到的约束主要来自权威，日本人受到的约束则主要来自同辈。尼斯贝特说：“我并不是说我们在实验室发现的认知上的差别会造成态度、价值观和行为上的差别。但认知上的差别与社会的和动机上的差别是分不开的。人们持有其信念是由于他们思维的方式，而他们思维的方式则是由于他们所在的社会的性质。”
　　这一点由下述事实可得到进一步证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在受到不同环境“熏陶”以后，尽管不会完全同化，但思维方式都会向另一方靠近。总之，价值观与偏好的差别来自所学与经历中获取的不同的认知工具和认知过程。
　　不同文化中的认知差别，当追踪到生态起源时，也是讲得通的。但若是追踪到人脑功能，又如何呢？尼斯贝特研究的结论之一是：不同文化中，归因的差别是注意力差别的反映，这就是“注意力与过滤理论”。神经系统科学的发现成果表明，认知不仅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而且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即观看和建造我们的经验世界。这一过程涉及这样一种能力，即通过我们的感官将脑力集中于特定的刺激因素，而排除其他的刺激因素，只利用现有的一部分数据而将其余数据清除出我们的大脑。②这说明“理性经济原则”不仅适用于人的社会行为（得失计算），而且适用于人脑行为（排他与筛选机制）。没有视力输入，我们也能有所“见”，因为大脑能从以往的经验中提供细节。没有新的程序我们也能“推理”，因为大脑能从现有的智力存储之中提供“工具”。我们的大脑有进化而来的经济能力来建立相对稳定的“思维模式”，用以处理我们世界中的事物。稳定的“思维模式”具有经济意义，而中国人和美国人“思维模式”方面的差别则具有文化认知上的意义。显然，认识到这些差别有助于不同文化的人更好地自省和相处，减少固有的傲慢偏见与无知优越。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人权与人祸（5）
认知科学和神经系统科学上的研究成果也得到现代物理学和科学哲学的回应。现代物理学表明微观世界中物体的性质往往取决于用于研究微观物体的工具。科学哲学家发现科学史上的革命性发现在许多情况下都涉及工具方面的改变。他们进一步发现，科学观察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家的背景知识以及他们所应用的理论。换而言之，观察常常是“充满理论”的，甚至当主体间特性也在起作用时亦是如此。理论决定我们期望观察什么。我们用心理解世界的理念通常是理论性的。理论还最后用来按照我们的目的核实观察�

《中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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