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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水手箱
我自然立刻将我知道的一切告诉了我母亲——也许我早该告诉她这些。我们马上意识到自己处在一个非常麻烦、非常危险的境地。船长如果留下钱的话，那么其中一些当然应该归我们；但船长的那些老船友，特别是我见过的那两个家伙——黑狗和瞎乞丐——是不会愿意用他们到手的钱财来替死人付账的。如果我听从船长的吩咐，立刻骑马去找利维塞大夫，那我就不得不将母亲孤立无援地独自留在家中，所以这个办法连想都不用想。而且，我们俩好像都不能在这房子里呆得太久：厨房里煤块从炉栅掉下的声音，时钟的滴答声，都吓得我们胆战心惊。我们仿佛总能听到周围有越来越近的脚步声。船长的尸体就躺在客厅的地板上，而那可怜的瞎子也许就近在咫尺，随时都可能回来；一想到这里，我有好几次都像老话所说的那样“心惊肉跳”。必须当机立断。我们最后决定一起去附近的村子求援。说干就干。我们连帽子也没有戴，就顶着渐浓的夜色和寒冷的大雾向村子跑去。
虽然从我们家看不到那村子，其实它离我们家只有几百码远，坐落在附近一个小海湾的另一边。使我勇气倍增的一点是：村子的方向与瞎子出现并可能返回的方向正好相反。我们在路上没走多久，便时不时地会停下脚步，互相搀扶着，侧耳倾听，但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异常的声音，只有海浪拍岸的沙沙声和林中乌鸦的啼鸣。
我们赶到村子时，已经是掌灯时分。我永远忘不了看到门窗透出的黄色灯光时心中那份高兴劲儿。然而，除了这灯光，我们无法从这里得到任何帮助，因为——大家也许会认为村里的人应该为自己感到惭愧——村里没有一个人愿意陪我们回“本鲍将军”。但是，我们越是向他们诉说我们的困境，他们——男女老少——就越是呆在屋里不肯出来。福林特船长这个名字对我来说虽然很陌生，对这里的一些人却是耳熟能详，足以使他们满怀恐惧。而且，村里有几个人到“本鲍将军”老店再过去一点的地方干过农活，他们这时突然想起曾在大路上看到过几个陌生人，当时以为他们是走私犯，就避开了他们；另外，至少还有一人看到我们称作“基特洞”的海湾里停了一艘小帆船。这样一来，福林特船长的任何一个伙伴都足以把他们吓死，长话短说，虽然有几个人愿意骑马去另一个方向的利维塞大夫家，却没有一个人肯帮我们保卫旅店。
人们都说懦弱是互相传染的，但反过来说，争论也能使人勇气倍增。因此，等他们一一都说完后，我母亲对他们说了一番话。她宣称，她决不放弃本该属于我这没有父亲的孩子的钱。她说：“如果你们谁也没有这个胆量，我和吉姆有。我们这就顺原路回去，对你们这些体壮如牛却胆小如鼠的人，我们真是感激不尽！我们即使丢了性命也要把那箱子打开。克劳斯里太太，谢谢你借给我那只包，去装本该属于我们的钱。”
我自然说我要和母亲一起回去，而村里的人也自然纷纷叫嚷劝阻，说我们昏了头。但即使到了这种时刻，他们仍然没有人愿意陪我们回去。他们只给了我一把上了子弹的手枪，说万一遭到袭击时可以派上用场。他们还保证准备好马匹，万一我们回村子时遭人追杀可以骑马逃跑。与此同时，一个小伙子会骑马去大夫家寻求武装援兵。
我们母子二人在那寒夜动身去冒险时，我的心怦怦直跳。一轮暗红色的圆月正在升起，透过雾霭的上部向下窥视，我们立刻加快了脚步，因为事情很明显，等我们再从家里出来时，月光就会把一切照得如同白昼，我们的行踪就会暴露在任何人的面前。我们沿着树篱悄悄前进，无声无息，脚步轻快。我们一路上既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任何能引起我们恐惧的动静，进了“本鲍将军”，关上店门后，我们大大地松了口气。
我立刻闩上屋门，然后我们站在黑暗中喘了会儿气，与我们相伴的还有船长的尸体。母亲从酒吧间拿来了一支蜡烛，然后我们互相牵着手，一起走进了客厅，船长还仰面朝天地躺在原来的地方，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只胳膊直挺挺地伸着。
“吉姆，拉下窗帘，”母亲小声说，“他们可能会在外面偷看。”等我放下窗帘后，她又说，“我们现在得把钥匙从他身上取下来，可谁去碰他呢？你说呢？”她最后一句话几乎是带着哭腔说的。
我立刻跪在地上，准备找钥匙。船长手旁边的地板上有个小圆纸片，一面涂了黑。我认定这就是那黑券。我把它捡起来，看到它的另一面非常工整地写着短短的一句话：“限你今晚十点”。
“妈妈，他们今晚十点钟来。”我说。就在这时，我们家那只旧钟“当当当”地敲了起来。这突如其来的响声把我们吓了一跳，不过它带来的是好消息，因为这时才六点钟。
“吉姆，快把钥匙找出来。”母亲说道。
我把船长的衣服口袋一个一个地摸了一遍，结果只掏出来几枚小硬币、一个顶针、几根线、几根很大的针、一根被咬掉一端的烟草卷、他那把柄上裂开的折刀、一个袖珍罗盘和一个火绒盒。我感到绝望了。
“也许钥匙挂在他的脖子上。”母亲提醒我说。
我忍着强烈的厌恶感，撕开他的衬衣领子，果然看到他脖子上挂着一根涂了柏油的细绢。我用船长的折刀把细绳割断，拿到了挂在绳子上的钥匙。这一小小的胜利使我们充满了希望，于是我们赶紧跑上楼，走进他住了那么久的房间。自从他住进我们店里后，那只箱子就一直搁在那里没有挪窝。
那只箱子看上去与任何水手的箱子没有什么两样，盖子上用烙铁烫了个名字的缩写字母B。由于使用多年，且又不加爱护，箱子角有些破损。
“把钥匙给我。”母亲说。虽然锁很紧，她转动钥匙，一眨眼就把盖子打开了。
一股浓烈的烟草和柏油味立刻从箱子里扑鼻而来。然而，箱子的上层只有一套料子很好的衣服，刷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母亲说，这套衣服还从来没有被人穿过，衣服下面是五花八门的东西：一架四分仪、一个小锡壶、几卷烟丝、一对漂亮的手枪、一根银条、一块老式西班牙表、几件不值钱的小玩意儿（大多是外国货）、两只镶黄铜的罗盘，还有五六个珍稀的西印度贝壳。我事后常常纳闷，他一直过着那种漂泊不定、东躲西藏的罪恶生活，干吗总带着这些贝壳？
这时，除了那根银条和那些小玩意儿外，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值钱的东西，而我们要的是现钱。再下面有件旧水手斗篷，已经被海盐染成了白色。母亲不耐烦地把斗篷往上一拎，于是箱子里最后的物品便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一个油布包，里面像是包着文件；一只帆布包，手一碰便发出了金属丁丁当当的撞击声。
“我要让那些恶棍知道，我是个诚实的女人。”我母亲说，“我只拿属于我的钱，一个子儿也不多拿。你拎着克劳斯里太太的包。”于是，她一面开始从帆布包往外取钱，一面计算着船长欠我们多少钱，然后把数出来的钱装进我拎着的袋子里。
这可是件很费时的麻烦事，因为那些金币来自各个国家，而且大小不同，有西班牙的达布隆金币、法国金路易、英国几尼、西班牙面值八里亚尔的金币，还有一些我根本不认识的金币，全都乱七八糟地混在了一起。几尼的数量大概最少，而我母亲只会用几尼来计算。
我们才数了一半左右，我突然抓住母亲的胳膊，因为我听到外面那寂静而寒冷的空气中传来了一种声音，一种吓得我的心都要跳出来的声音——那是瞎子的拐杖敲打在结冰的路面上的笃笃声。那声音越来越近，我们坐在那里连气都不敢出，接着，有人重重地敲打店门，我们听到门把被人转动的声音，门闩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那个恶棍想进来。突然，屋里屋外又变得一片寂静，很久以后那笃笃声重又响起，并渐渐远去，直到完全消失。我们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简直要感谢上帝。
“妈妈，”我说，“把钱都拿上，我们赶快走吧。”我可以肯定，闩着的店门一定引起了瞎子的疑心，他很快就会将那窝黄蜂全部招来。我是多么庆幸自己把门闩上啊！没有见过那瞎子的人是很难体会到这一点的。
可母亲虽然害怕，却仍然坚决不同意多拿一个子儿，而且也固执地决不少拿一个子儿。她说，现在还不到七点钟，还早着呢。她很清楚自己的权利，决不愿意放弃它们。正当她和我还在争论的时候，突然，远处的小山上传来了一声很低的呼哨。这呼哨不仅立刻结束了我们的争论，而且使我们心惊肉跳。
“我就拿上这些数好的。”母亲说着猛地站了起来。
“我把这个带上抵账。”我拿起那油布包说。
接着，我们把蜡烛留在空箱子旁，摸索着下楼。到了楼下后，我们打开店门，全速撤离。我们走得正是时候。雾气正在渐渐消散，月亮早已把旅店两边的高地照得透亮。只有谷底和店门周围还处在阴影中，正好掩护我们逃离。我们刚走过小山谷，朝小村走了还没到一半的路程，就进入了月光明亮的地带。我们正要经过这一危险的地带，便听到了几个人奔跑的脚步声。我们朝那方向望去，看到一个亮光正左右摇晃着迅速逼近，这表明来人当中有一人提着风灯。
“亲爱的，”母亲突然说道，“带上钱跑吧，我快要晕过去了。”
我想，我们这下肯定完了。我诅咒村民们的懦弱，也责怪可怜的母亲过于诚实、过于小气，责怪她刚才太糊涂，责怪她现在太虚弱！幸好我们来到了小桥上，我赶紧搀扶着她，跌跌撞撞地来到岸边。她叹了口气，然后就靠在我的肩膀上不动了。我当时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也许动作相当粗鲁，不管怎么说，我拉着她下了河岸，向桥洞走了几步。再往前我就拉不动她了，因为桥很低，我只能趴在下面。我们就这样呆在那里——母亲几乎完全暴露在外，而且我们还能听到旅店里的动静。
五 瞎子的下场
我的好奇心终于压倒了心中的恐惧。我怎么也不愿意呆在桥下，于是我又爬回到岸上，躲在一丛金雀花后，注视着我们家门前大路上的动静。我刚躲好，敌人就开始出现了。他们总共有七八个人，沿着大路急急地跑来，脚步杂沓不齐，提着风灯的家伙领先其他人几步。有三个人手拉手跑在一起，尽管当时有雾，我还是看清这三个人中间那位正是瞎子乞丐。紧接着，他说话的声音进一步证明了我的猜测。只听他叫喊道：
“把门砸开！”
“是，先生！”两三个人答应了一声便向“本鲍将军”旅店冲去，提风灯的家伙跟在后面。我看到他们停住了脚，低声交谈了几句，似乎对店门洞开感到极为惊讶。但他们的停顿是短暂的，因为瞎子立刻又发出了新的命令。他的声音又大又尖，仿佛他已经怒不可遏，迫不及待了。
“进去，进去，进去！”瞎子叫骂着，怪他们动作太慢。
四五个